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精選16篇)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1

傳承紅色基因,爭當合格接班人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精選16篇)

“儘管彭士祿院士逝世了,但他的一生對核動力事業和祖國的熱愛依舊存在,他所秉持的精神需要新一代的青年人來傳承,需要青年人去發揚,彭士祿院士的偉大精神,青年人永遠不會忘記。”聿懷中學高一(10)班佘諾珣同學告訴記者,閲讀了《汕頭日報》刊發的相關報道後她深受感動,“彭士祿院士是‘磨難的孤兒’,是‘革命的勇士’,是‘核能的先鋒’,是豁出命幹的‘老黃牛’。”佘諾珣説,當看到彭院士在一次現場調試時突然病倒,醫生在現場為他做手術,胃部切除了四分之三,住院僅一個月後,他又重新投入超負荷的工作,直到他逝世之前,他都堅守在工作崗位上,她的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

“百年夢想正青春,讓我們重温歷史,致敬這位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感受拓荒者精神在新時代的傳承。”聿懷中學高一(13)班學生餘俊彥觀看先進事蹟報道後表示,彭士祿院士曾説道“我這一生只做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這是他對自己的評價,他是我們所有人的英雄,更是青年人學習的榜樣。

今年4月,市蓬鷗中學的學生們有幸聆聽了彭士祿女兒彭潔老師的講座。昨晚9時,蓬鷗中學學生謝哲齊在家中,和家人一起觀看了央視的專題節目。謝哲齊告訴記者,看了節目後,他更深刻地感受到,正是有了先輩們的艱苦奮鬥才有了今日美好的生活。“彭士祿院士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不僅磨鍊了不怕艱難困苦的性格,還站在我國科技的前線,像彭士祿院士這樣的先輩,正應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偶像。”謝哲齊表示,作為當代青少年,要將“愛國”二字銘記於心,外化於行,將個人理想與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結合起來,不負祖國的大好河山,奮發圖強,珍惜青春時光,培養創新能力,爭做祖國的創新人才。

“作為新時代接班人,應該向彭士祿院士學習,在科學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心繫祖國。”蓬鷗中學學生許錦霞認為,追溯到為革命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彭湃烈士,青年一代要傳承發揚這種紅色基因,從現在開始堅定理想與信念,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將個人的未來與民族的未來緊密相連。

學習“拓荒牛”精神,汲取奮進力量

昨天晚上9時,在金霞街道書吧,街道黨工委領導帶領街道幹部職工20多人正在收看央視彭院士的專題節目,大家紛紛表示,要學習“時代楷模”彭士祿的光輝事蹟,學習他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的精神。據瞭解,為落實金霞街道工作人員、轄區居委、金霞物業、黨羣服務中心的幹部職工準時收看該節目,金霞街道提前在微信工作羣發出通知,落實大家準時收看節目,激勵大家從黨的百年奮鬥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現代潮劇《百姓之子》是汕頭市潮劇團根據彭士祿院士的革命事蹟打造而成的紅色題材潮劇精品,昨天晚上,劇中執行導演以及男女主演也早早守在電視機前收看央視的報道。談及觀看感受,他們感慨萬千。

“當時在整個排練過程中經常被感動流淚。”《百姓之子》執行導演謝繼順表示,在劇中,幼年彭士祿成了孤兒,是金砂古寨二十多位母親輪流隱藏、盡力撫養。彭院士曾説過“我雖姓彭,但心中永遠姓百家姓”,所以該劇就叫《百姓之子》。“擇一事,終一生,用一生去堅守,去奮鬥。敢為人先,勇於承擔,實幹擔當,永做‘拓荒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堅定的理想信念。”看了節目,回憶起當時排練過程中,謝繼順説,大家都為彭士祿院士堅韌的革命精神所感動。

“很榮幸在劇中扮演彭士祿的養父陳阿木這個人物角色,看到彭士祿院士為國家做出偉大貢獻的先進事蹟報道,感到很欣慰很自豪。”在現代潮劇《百姓之子》中擔任男主角的演員李勇強表示,看了先進事蹟報道感到萬分感動和敬仰,彭士祿院士崇高的思想境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在劇中扮演彭士祿的養母潘舜貞的演員黃玲玲告訴記者,該劇描述在彭士祿童年時期,潘舜貞一家冒死救孤,在丈夫和女兒相繼犧牲的情況下,她以弱臂擔道義,與共產黨特派員成功地從監獄送走彭士祿的故事情節。“很榮幸扮演這個角色,觀看彭士祿院士的先進事蹟報道深受鼓舞,很感動,彭士祿院士敢於擔當的精神,是我們年輕人學習的榜樣。”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2

中宣部近日決定,追授著名核動力專家、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彭士祿院士“時代楷模”稱號。從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到大亞灣核電站,再到秦山二期核電站,彭士祿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被譽為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今年3月22日,彭士祿院士因病逝世,他曾説“活着能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

彭士祿作為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中國第一個核動力裝置的主要設計者,一生踐行共產黨員的承諾,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從零開始摸索起步,克服重重困難,作出了突出貢獻,堪稱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

彭士祿的父親是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湃。

彭士祿3歲母親犧牲,4歲父親就義,童年兩次被國民黨抓進監獄,先後輾轉被送到20多户百姓家裏寄養。

“坎坷的童年經歷,磨鍊了我不怕困難艱險的性格,我對人民永遠感激,無論我怎樣努力,都不足以回報他們給予我的恩情。”回顧過往,彭士祿飽含深情地説。

1940年,15歲的彭士祿來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學習時,彭士祿常對同學們説:“我們的父母經過殘酷的鬥爭,有的還流血犧牲了,不好好學習怎麼對得起自己的父母親,怎麼對得起黨?”

1951年,品學兼優的彭士祿赴蘇聯留學,專業是化工機械。他所有的功課成績全是優秀,畢業時獲得了蘇聯頒發的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

1956年,就在彭士祿即將本科畢業時,中央決定選派一批優秀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彭士祿毫不猶豫地回答。從那一刻起,彭士祿就與共和國的核事業緊緊連在了一起。

1983年,彭士祿再次聽從調度,被任命為中國首座大型商業核電站建設總指揮,為我國核電事業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直到晚年,彭士祿仍然心繫國家發展,他在自述中這樣寫道:“現如今,老朽已木訥,但有三個心願:一是盼望祖國早日擁有更加強大的核潛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國早日成為核電強國;三是盼望祖國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圓了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的中國夢!”

“我來簽字,我負責”

1962年2月,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

當時,無圖紙資料,無權威專家,許多人對核動力的瞭解幾乎為零,對某個技術上的問題常常意見不一致,甚至經常發生激烈爭論。每當出現這種情況時,彭士祿就對研究人員説:“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説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

1965年,中央決定選擇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區作為建造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的廠址。1966年2月,來自北京715所和194所的人員組成九〇九基地“工藝隊”進駐現場。1967年4月,模式堆主廠房破土動工,建設正式啟動,彭士祿任現場副總工程師。

1970年7月,反應堆開始緩緩提升功率。功率每提高一檔,出現的險情也越多。問題不斷增加,反對繼續提升功率的意見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彭士祿力排眾議,繼續提升功率。8月30日,他決定實現主機“滿功率”。

“大膽”並非有勇無謀,“拍板”並非胸中無數。有人問他:為什麼敢於拍板?他説:“有個祕訣,一定要用數據説話。”

有人問他,那麼多次拍板,有沒有拍錯的時候?彭士祿毫不掩飾地説:“有啊,怎麼可能沒有?錯了,我就改過來,再繼續前進。幹事業就要有點冒險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幹,不然,都準備好了,要我們幹什麼?”

“我充其量就是一枚螺絲釘”

1970年8月30日,我國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順利達到滿功率,發出了中國第一度核電。

這一天,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自主核動力技術的國家。大家欣喜若狂時,總設計師彭士祿卻在矇頭大睡,在這之前,他已連續五天五夜沒閤眼。

為了祖國的核動力事業,彭士祿付出了太多,也從來沒顧慮過自己的身體。一次現場調試時,彭士祿突然病倒了,劇烈的胃疼讓汗水濕透了他的全身。經醫生診斷是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時處理就有生命危險。手術立即在工地現場進行,彭士祿四分之三的胃被切除了。

手術時,醫生髮現,彭士祿的胃上有一個已經穿孔但自愈的疤痕。手術後,彭士祿被接回北京,但他住院僅一個月就又開始了工作。

然而,對於自己的努力和貢獻,彭士祿總是輕描淡寫。在他看來,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有多麼了不起,也從來不愛拋頭露面。他總説:“中國核潛艇研製成功絕不是一兩個人的功勞,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潛艇上的一枚螺絲釘。”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3

12月5日,對年輕的南航乘務員朱靜怡來説是難忘的一天。在飛機上偶遇一名乘客後,她難掩激動給她寫了封信:您為這些女孩在荊棘重重的道路上開出了一片天,督促她們走向更高更遠的地方;您將愛給了山區的女孩子們,讓她們看到了更廣闊美麗的風景。我從心底敬佩您這樣的人,這樣的人生……

朱靜怡碰到的,正是張桂梅老師。她告訴記者:我在網上看過張老師的事蹟,感動到淚流滿面,所有褒獎詞語都不足以形容張老師萬一。收到信的張老師下飛機時給她一個擁抱,對聲音哽咽的靜怡説,“沒事的,沒事的”。

這就是張桂梅——麗江華坪女子高中校長,點亮了一千八百多名大山裏女孩子的夢想,把她們送到“更高更遠的地方”,剛剛被中央授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張桂梅贏得了全社會的尊重,影響也已超越國界。多少素昧平生的人瞭解她的事蹟後,把她作為“人生燈塔”。是什麼,賦予一位山區人民教師如此力量?

陳法羽一輩子也忘不了在華坪女子高中入學時那張貼在牀邊、寫着自己名字的小紙條。她是女高第二屆畢業生,如今是麗江市永勝縣一名民警。

20__年,陳法羽國中畢業,沒達到高中錄取線。父親對他説:“自費讀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種地,過幾年找個好人家嫁了。”那一年,陳法羽十六歲,反覆咂麼父親的話,一個幾乎註定的命運將她籠罩,真是欲哭無淚。此時有人告訴她,華坪建了所免費女子高中,專門招貧困山區國中畢業的女孩,想讀高中可以去試試。這讓陳法羽抓住了救命稻草!

開學報到來到宿舍,牀已經鋪好了,嶄新的被褥整整齊齊,牀位邊貼着同學們的名字。陳法羽找到自己的名字,撫摸着那張字條,忍不住哭了。“這張小牀讓我感到安全和温暖;這張紙條為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陳法羽説。

幾乎每個華坪女高畢業生,都有和陳法羽差不多的感慨,她們對張桂梅的敬重難以言表——有什麼比改變命運和點亮夢想更重要的?

“熱愛孩子是教師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張老師對學生的愛真摯熱烈,又一以貫之。她為了畢業班的孩子拖着病體上課不去住院;她把丈夫的遺物一件毛背心送給了生病學生;為了幫助山裏窮學生她節衣縮食捨不得吃肉;為了學生課堂興趣她常常唱首歌念幾句詩……至今,張老師還每天五點半就起牀,為女高學生開燈趕走路上小動物,怕孩子們膽小害怕。

泛愛眾,而親仁。對山區學生的愛也讓張老師深思:如何通過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女子高中的初心從此發生。

有人曾説,張老師快枯竭了,人的愛是有限的。張桂梅聽後説:不會的,因為有源源不斷的愛奔向我鼓勵着我!

1996年丈夫去世,對未來無望的張桂梅從大理調來華坪教書,後來自己又身染重病。華坪民族中學的老師們把她當家人:她不想吃藥,同事親屬煮好中藥勸她喝;老師們誰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給她送去些;她病重,女老師晚上就到宿舍陪她休息;為讓她多些樂趣,大家找藉口約她去唱歌。

得知張老師生病,學生們上山給她採野核桃,剝了滿滿一大盆核桃仁,雙手黑乎乎的;有學生家長去山上採野靈芝,磨成粉讓她拌在飯裏吃。他們認為,吃這些能治病……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4

王紅旭同志,男,漢族,1986年年12月出生,大學本科學歷,20__年8月參加工作,生前系大渡口區育才國小體育教師,入黨積極分子,一級教師。2020__年6月1日下午,在長江大渡口萬發碼頭段,兩名兒童溺水被衝入江水中。正在江邊遊玩的王紅旭同志,放下自己三歲的孩子,與其他市民義無反顧跳進江中奮力施救。第一個跳入水中的王紅旭同志先救起一名女孩,傳遞給江邊的接應市民,再次轉身遊向已被江水衝遠的另一名男孩,救起男孩迴游中,耗盡全力將小孩推向接應人員。最終,兩名小孩在其他市民幫助下成功上岸,王紅旭同志因體力嚴重透支,被捲入江中漩渦,他將生的希望留給了孩子,自己卻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年僅35歲。連日來,王紅旭同志的英雄義舉深深地感動着每一個人,他捨己救人的事蹟被廣大幹部羣眾廣為傳頌,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告別悼念活動中,數千名羣眾自發前往送別、悼念.6月3日,重慶市文明委追授王紅旭同志為“重慶好人”,6月4日,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追授王紅旭同志為“重慶市優秀教師”,號召全社會向他學習.

王紅旭同志在生死關頭,捨生忘死,挺身而出,用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的英雄讚歌,不愧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範代表,是新時代教師工作者的先進典型,是全區廣大黨員幹部羣眾的學習榜樣。他用自己的英雄行動傳承了中華民族“見義勇為”的優良傳統,詮釋了人民教師‘大愛無疆”的高尚品格,踐行了大渡口人“大義渡口”的博愛情懷,用生命書寫了“上善之地、大德之城”的城市精神。為貫徹落實關於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營造銘記英雄、崇尚英雄、學習英雄的濃厚氛圍,進一步發揚王紅旭同志不畏艱險、敢於擔當的英雄精神,我區在全區廣泛開展向王紅旭同志學習動。作為一名人民教師,我要認真學習王紅旭同志先進事蹟,學習他臨危不懼、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學習他正直無私、助人為樂的優良品質,學習他舍已救人、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學習他樂於奉獻、敢於獻身的高尚情操。今後,在工作中,我要把學習英雄事蹟活動與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結合起來,與當前全黨深入開展學習教育結合起來,進一步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化公民思想道德建設,培養良好的社會風尚。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5

無我之愛:“希望她們忘了我和女高”

千難萬難,最難得的是辦女子高中10多年來,張桂梅老師走過11萬公里的路去家訪,走進1300多名學生家。都是何等艱辛的山路啊!都是怎樣困難的家庭啊!包車司機不願去,懸崖峭壁正常人尚且心驚膽戰,爬山常常是幾個小時,張老師家訪中人生第一次騎馬出山,還曾摔斷兩根肋骨……

但小腦萎縮行動失衡的張桂梅來了。她握住家長黝黑皸裂的手,擦去她們臉上的淚水,“命令”隨行者捐錢,脱下外套塞給人家,自己凍成傷寒……她説,女高不是普通的學校,是黨委政府和山區貧困羣眾的橋樑。

各級黨委、政府對女高也是關愛有加,當地還解決了50個教師編制,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全額撥款。張桂梅説:“女高能走到今天,離不開黨和政府作堅強後盾”。

在女高教學樓走廊牆上,掛着大大小小的綠牌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捐款記錄,堪稱“愛心長廊”。張桂梅説:“學生們每天經過‘愛心長廊’,會記住得到的幫助。”

經常會有一些人聯繫張老師,要給女高捐款,但條件是提供學生家庭地址和貧困照片,女高對此堅決不要!張桂梅要求對學生的信息保密,既維護學生的自尊,又保護她們的隱私。張桂梅説,給女高的孩子貼上“山區貧困女孩”的標籤也不合適。她對畢業生説,走出這裏,就忘了女高和我吧——她不想讓孩子們揹負精神負擔。

現在的張桂梅一無家庭,二無房產財產,三還沒有健康的身體。她甚至給縣領導反映:能否把自己的喪葬費預支出來,用到孩子們身上,自己火化後“骨灰撒到金沙江就行了”。有人問她:那樣我們想你了,去哪裏看你?張桂梅回答:你想我了,我就會來到你身邊。

如今女子高中的畢業生遍佈全國,她們把“艱苦樸素、發奮圖強、堅忍不拔、感恩回報”的女高品質帶出了大山,有的則又回到了山裏。

女高第一屆畢業生周雲麗,出生於貧困的山村家庭,苦日子讓她曾經夢想“賺大錢”。20__年以優異成績大學畢業的她,考上了寧蒗縣一中數學教師崗位。正當她準備上崗時,聽説母校緊缺數學老師,於是放棄“正式編制”,回到女高任代課教師……

陳法羽將第一個月的工資全部寄給了學校,之後每月拿出500元錢資助在校貧困學妹。她説:“女高改變了山裏女孩的人生,我們該把張老師的精神傳下去。”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6

“孫景坤同志在朝鮮守備戰鬥中,創立功績,業經批准記一等功一次,這不僅是個人的光榮,全軍的光榮,也是人民的光榮,祖國的光榮……”在已通體泛黃的“報功書”上,幾句鏗鏘有力的褒揚之詞,開啟了那一段塵封的歷史——

1948年,孫景坤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多次立功受獎;1950年,他赴朝作戰,參加過上甘嶺戰役,先後榮立一、三等功,回國後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55年他復員回鄉,深藏功名服務百姓,甘於清貧、堅守初心。

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金山鎮山城村的老複員軍人孫景坤,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名優秀共產黨人的初心和本色。

“這是一等功獎章,這是三等功獎章……”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山城村,一間不起眼的平房裏,整潔的書桌上擺放着96歲的老英雄孫景坤的軍功章。

孫景坤的故事,得從72年前的1948年説起。

那年1月,24歲的孫景坤告別新婚妻子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40軍119師357團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屢立戰功。

在解放四平的戰鬥中,孫景坤是機槍手,是敵人火力重點打擊對象,密集的子彈襲來,如今他的身上仍留有不少傷疤。由於表現出色,1948年,孫景坤於戰地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0年,美國發動侵朝戰爭,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剛從海南戰場撤回的孫景坤,立即隨部隊集結安東(現遼寧丹東)待命。

“保衞和平,保衞勝利果實!”10月的一天,命令終於下來了,孫景坤隨部隊一起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時分,孫景坤所在部隊堅守上甘嶺161高地,在擊退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後,部隊傷亡慘重,161高地三面處於敵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隊很難上去。當時擔任副排長的孫景坤帶領9名戰士,帶着8箱手榴彈、兩箱子彈,從敵人火力死角突上陣地。在擊退敵人瘋狂反撲中,孫景坤擊斃數十名敵人,和最後剩下的3名戰友頑強地堅守在陣地上。趕來支援的戰友找到了昏迷的孫景坤。

1953年,孫景坤榮獲一級戰士榮譽勛章。同年,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回國英雄報告團成員,孫景坤受到了親切接見。

“為民幹事,一刻也不能等”

硝煙散去,孫景坤將奮鬥的“戰場”轉至亟待脱貧的家鄉。1955年,孫景坤復員,他主動放棄城市工作的機會,將各種功績證明悄悄收藏起來,決定回鄉務農。再次成為農民的孫景坤感慨地説:“當過兵的我與之前不同了,從火線入黨那天起,我更堅定了將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保衞祖國、建設祖國事業中去。”

懷揣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願景,孫景坤在這片生他養他的土地上辛勤勞作,一干就是幾十年。

回鄉後的第3天,孫景坤就拿起農具到生產隊參加勞動。很快,踏實肯幹的孫景坤當上了山城村生產隊隊長。“別小看這個職務,這需要極好的口碑和信任。”山城村黨支部書記邱大鵬告訴記者,那會兒,村民們並不知道他曾立下赫赫戰功,可大家覺得,他是黨員,上過戰場,政治上過得硬、靠得住。孫景坤沒有辜負村民們的期待,他帶領鄉親走合作化道路,大力發展糧菜生產和鄉村建設,用幾年的時間栽下大量的松樹和板栗樹,改變了家鄉的面貌。

山城村有一條河,常年洪水氾濫、侵蝕土地。從戰場上走來的孫景坤沒有一絲退縮,他帶領鄉親一起擋河造田,改造了100多畝耕地,建起了簡易大壩。山城村婦女主任劉玉慧回憶,雖説是簡易壩,但在當時確實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農田,保住了集體財產。

後來,村裏有人問他:“老孫,你本可以躺在功勞簿上享福,為啥還這麼拼命幹?”孫景坤卻説:“為民幹事,一刻也不能等。從我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給祖國和人民了。”1971年,他還把19歲的大兒子送去參軍。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多年來,孫景坤始終將功勛榮譽壓在箱底,從未向別人提及,更沒有因此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一直靠參加生產勞動獲得收入,就連兒女也只知道父親是一位老兵、上過戰場,僅此而已。孫景坤的大女兒孫美麗説:“有一次,同村的人拿着一本小冊子,説這書上説的英雄不是老孫頭嗎?我們才逐漸知道父親那些年在戰場上經歷了什麼。”

孫美麗不理解父親為什麼對家裏人很“摳”,“小時候家裏連4塊錢的學費都拿不出,按説我爸是生產隊隊長,只要開個介紹信,學費就可以免了,可他堅決不給開”。後來,當地電信局招一批話務員,選中了孫美麗。孫景坤得知後,硬是把她的名額讓給了別人。“他在生產隊當了20多年隊長,每次都毫不猶豫地把機會讓給別人。”隨着年歲漸長,孫美麗慢慢讀懂了老人的想法:當年和父親一起參軍的10個夥伴,活着回來的只有3個人。經歷過生死的父親,總想回饋社會更多,“他更多是在替戰友活着”。

孫景坤的日子過得清貧,可他依舊堅持吃苦在前、不改本色。在家鄉擔任村幹部期間,他處處以一個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實幹擔當、積極作為。為了讓村民儘快脱貧致富,1984年,他組織村民成立共同致富小組、扶貧致富小組。

幾十年來,孫景坤嚴格按規定數額報銷藥費,從沒向組織提過特殊要求。“我最懷念犧牲在戰場的戰友”“我的戰友就犧牲在我跟前,和戰友相比,我還活着,已經很幸福了……”孫景坤説。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7

笑容,是治癒的力量,可以將温暖傳遞給他人;笑容,是生命的陽光,可以消解他人的煩惱;笑容是無聲的語言,可以傳遞給別人快樂的心情。回首_,這一年,你曾被誰的笑容治癒?

這一年,你可曾被鍾南山院士的“久違之笑”治癒?_年3月份,鍾南山院士與專家團隊會診結束後,“偶遇”在樓下等候的“粉絲團”。他們自發組織為鍾院士送上鮮花,並齊聲唱起《感恩的心》,平時一向嚴肅認真的鐘院士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84歲的他一邊告訴公眾“儘量不要去武漢”,一邊自己義無反顧地登上去武漢的高鐵,掛帥出征。廣大幹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擔,把黨的初心、黨的使命銘刻於心,不斷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羣眾的冷暖安危銘刻於心,用實實在在的付出切實提高羣眾的幸福感與滿意度。

這一年,你可曾被袁隆平院士的“燦爛之笑”治癒?_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縣,第三代雜交水稻新組合試驗示範基地測得晚稻平均畝產為911.7公斤,至此袁隆平團隊雙季稻畝產突破1500公斤,聽到這個消息,袁隆平院士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知識是成就事業和夢想的基礎”,袁隆平院士幾十年如一日,他始終秉承“學無止境”的品格,堅持以雄厚的遺傳學專業知識做基礎。廣大幹部要克服“知識恐慌”和“能力危機”,堅持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不斷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升幹事創業的質量和水平,在“摸爬滾打”中增長才幹,在層層歷練中增長經驗,在攻堅克難中不斷把事業發展推向新境界。

這一年,你可曾被張桂梅校長的“欣慰之笑”治癒?_年2月25日,張桂梅被授予“全國脱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她幫助1800多名女孩兒走出大山用知識改變命運,她用教育事業為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付出了一生。在接受央視面對面採訪時她説到,“我這輩子的價值,我不管怎麼着,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是少,畢竟她們後邊比我走得好、比我幸福,就足夠了”時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廣大幹部要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時刻保持“縱飲冰十年,亦難涼我心中之熱血”的心態,多修潛功,多做潛績,心懷“釘釘子”精神,抓鐵有痕,踏石留印,耐得住浮躁與喧囂,把實事辦好,把好事辦實,打通為人民羣眾服務的“最後一公里”。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8

陳法羽一輩子也忘不了在華坪女子高中入學時那張貼在牀邊、寫着自己名字的小紙條。她是女高的第二屆畢業生,如今是麗江市永勝縣一名民警。

20__年,陳法羽國中畢業,會考沒達到高中錄取線。父親對她説:“自費讀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過幾年找個好人家嫁了。”

那一年,陳法羽16歲,心有不甘。此時有人告訴她,華坪建了所免費女子高中,專門招收貧困山區國中畢業的女孩,想讀高中可以去試試。這對陳法羽來説,無疑是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

開學報到,宿舍的牀已經鋪好了。被褥嶄新整齊,牀位上貼着名字。陳法羽輕撫寫着自己名字的字條,忍不住哭了:“這張小牀讓我感到安全和温暖,這張紙條為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

幾乎每個從華坪女高畢業的學生,都有和陳法羽相似的感動,她們對張桂梅的敬重無以言表——有什麼比改變命運更重要?

張老師對學生的愛真摯熱烈,又一以貫之。拖着病體,她堅持為畢業班的孩子上課;節衣縮食,她把省下來的錢捐給學生……有人曾説,張老師快枯竭了,人的愛是有限的。張桂梅聽後説:“不會的,因為有源源不斷的愛奔向我、鼓勵我!”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9

張桂梅校長又上熱搜了,但這一次不是讓全網熱淚盈眶,而是捲入觀點爭議,讓支持她的人感到心情複雜。她在一檔專訪節目中表達了對“女性當全職太太”的鮮明反對。她講道:一個學生領着丈夫和孩子回到華坪女中,準備給母校捐一筆錢,當她得知這名學生已做起全職太太,便直接轟人,“你給我滾出去。家庭那麼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反而當起了全職太太?”

當全職太太怎麼了?為什麼不能尊重別人的意願呢?説尊重女性獨立,為什麼不尊重女性成為全職太太這種獨立選擇呢?有誰比一個女性自身更知道什麼對自己有利、什麼能讓自己幸福、什麼更適合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觀和幸福觀,為什麼非要把自己的這種偏執以如此強烈排斥的方式強加到學生身上?當全職太太怎麼就對不起“教育改變命運”了,貧困生出身怎麼就不能當全職太太了?一個個問題像雨點一樣飛向昨天被視為“教育天使”的張桂梅,天使的“人設”似乎因為那個“滾”字而黯然失色。幸虧是張桂梅説了這段話,網民能口下留幾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羣毆得鼻青臉腫了。

我覺得當全職太太是一個人的自由,也並不意味着就沒有自我和缺乏獨立,但我實在不忍去批評張桂梅的觀點。當然,會有一定的道義因素,面對這樣一個“教育聖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義和力度。泰戈爾的那首詩,“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張桂梅就是這樣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來當火把,點燃了很多大山裏的女孩前行的路。她為了教育,為了改變那些女孩的命運,連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換了一代人的命運。説到關心、愛護、心疼、尊重那些大山裏的女孩,我們這些蜷縮在都市咖啡廳裏、在鍵盤上敲敲字、熱衷於談論抽象概念的人,怎麼比得上她?我們談論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幾千個女孩走出大山,我們沒有理由覺得我們比她更“懂”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命題。

這麼説並不是失去了一個評論員的判斷力,好像一個人成為道德典範,身上有了道義光環,就不能被批評了。不是這個意思。道德聖人也會有認知侷限,張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並不意味着她每句話都是對的。我説的“不忍”更包含着“同情的理解”這個意思,不要把“支持還是反對全職太太”當成一個抽象的命題,當成吐槽大會、脱口秀、大專辯論賽供選手抖機靈的辯題,而要進入張桂梅所生活和麪對的那種環境中,進入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具體語境中理解“反對女性當全職太太”這個命題,看到它的條件性、矛盾性、語境性和問題針對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個“滾”字刺激了,如果進入語境,就不會把這個字當成激烈對抗中那種粗野、排斥、敵對的意思,而會看到一個教育者又愛又恨、就像父母不滿孩子某種行為時那種帶着失望意味的“滾”。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過來捐款,你何以這種態度?人家當全職太太,怎麼礙着你了?這可能正是張桂梅作為校長的態度,善良是有牙齒的,學校雖然很缺錢,但對錢的接受是有原則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僅是錢,而且也有一種認同的價值觀。以後跟學生介紹這筆捐款時,怎麼介紹呢?我們的畢業生、你們的師姐捐的?她靠什麼給學校捐錢?張桂梅可能覺得無法向學生傳遞一種她一直傳遞的那種獨立價值觀。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學校倡導一種何種價值觀,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種堅韌的立場。她就像一隻老母雞一樣,張開翅膀,護着下面的那些小雞,生怕她們被辛苦培育的價值觀受到任何一點誤導和傷害。

在抽象層面爭論“有無權利當全職太太”並沒有什麼價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裏泡一泡,在風中晾一晾,日曬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質感。張桂梅也許正是在這種生活質感中持那種觀點的。如果看到山區的貧困,看到很多大山裏女孩的命運,她們沒讀書,一輩子就被綁在山裏、綁在丈夫和家庭、綁在幾個孩子身上,重複着貧困的命運並承受着生活的重壓,也許就能理解張桂梅所説“家庭那麼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包含的失望了。讀書改變命運,對一般人來説,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選擇:當詩人、出國讀書、追求自己的興趣,甚至就是當一個幸福的全職太太。可在經歷了極度貧困,窮怕了,因為缺乏事業缺乏獨立而在惡性循環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後,很容易對那種“本以為讀了書可以改變命運卻又被家庭綁住沒了自己”的選擇充滿警惕。

作為大山女孩的擺渡人,作為拼着命去讓女孩通過讀書獲得獨立能力從而改變命運的人,把“一個女孩讀書可以改變一家三代命運”當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來的孩子讀了書卻沒有自己的“獨立事業”,還能給學校捐錢,可想而知她的憤怒,甚至覺得是一種價值觀的挑釁。

這就是我不忍批評的原因,如果身處她的位置,我可能也會這樣做。

最新消息是,被“滾”當事人感激張桂梅。黃付燕在華坪女高同學羣裏看到了這則新聞鏈接,“感覺像是在説我”。當天,她把新聞鏈接轉發到了微信朋友圈,並配上了一句轉發語——“我們有個性的老大”。

20__年,黃付燕回到母校華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張桂梅拒絕。那時,孩子不到一歲,黃付燕沒有工作,全職帶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黃付燕考上了貴州安順某國小的特崗教師。10月27日晚,黃付燕接受採訪時迴應,“張老師話醜理正,她是從我們的立場去説的”。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10

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裏。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大學聯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__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裏——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蹟。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羣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着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裏,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説,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着駱駝去深山裏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裏,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於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採訪引發了熱搜。視頻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願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於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裏,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打開羽絨服,裏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着一個黨徽。“紅到心裏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後,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着縣委宣傳部的人,説你怎麼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説話方式,直接、乾脆。

她説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後來到深山裏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大學聯考,離開這裏,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着,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麼新穎的表達。

“我説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説話了。”

那些圍繞着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並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裏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麼概念聯繫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採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頻。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台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並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雲南乾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説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後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繫,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説,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頻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願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並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説,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麼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鋭。”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11

還有什麼傳奇人物比62歲的張桂梅更落魄嗎?

為了省錢,她多年不吃肉,直到後來“吃點肉就會嘔吐,就會難受”。

她去籌款時,被人放狗咬過,腳上鮮血直流;街頭募捐,別人懷疑她是騙子、朝她臉上吐口水。

她家中沒多少家當,最醒目的是40多項榮譽的獲獎證書: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十大女傑、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三八紅旗手……

張桂梅沒有孩子,但有1000多個孩子都叫她“媽媽”。

建起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歲的張桂梅跟隨姐姐從家鄉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45年來,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貧困山區。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雙亡、無兒無女的張桂梅黯然神傷,她決定離開傷心之地,調入麗江市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教學任務。

一年後,不幸再次降臨。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宮肌瘤,且肌瘤已經有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

張桂梅忍着疼痛繼續站在講台上,她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學生們會考。直到7月會考結束,她才住進醫院。打開她的腹腔,醫生們倒吸了口冷氣:腹腔內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取出的腫瘤有兩公斤多。

20__年,張桂梅兼任新建的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兒童之家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兩歲,最大的12歲。此後,張桂梅除了上課,還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顧這些幼小的孤兒。

兒童之家的工作,讓她萌生了創辦一所學校、讓貧困山區女孩免費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經她到處遊説,這一善舉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的支持。華坪縣委、政府協調出土地,省、市黨委政府劃撥了100萬元的辦學經費。

20__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級中學在華坪建成。11年來,華坪女子高級中學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1645名貧困女孩從這裏走進大學。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12

進入女子高中的陳法羽很快發現:温柔的面紗之下,是嚴苛的管理。

學生早晨5點半起牀;跑步上下樓梯;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晨起5分鐘洗漱完畢,從下課鈴響,到跑到食堂排隊、打飯,到吃完飯10分鐘內完成。為了不讓學生打理頭髮、洗衣服費時間,張桂梅要求所有學生留齊耳短髮,把洗衣時間嚴格限定在每週六的晚飯後。女孩子的愛美之心被抑制,連女老師都不能穿裙子來學校。

張老師每天拿着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牀、跑步、吃飯、睡覺。她告訴學生們:“你們遲到一分鐘一秒鐘我也不幹!”

“她們私下裏有時候叫我周扒皮、魔鬼,説我‘半夜雞叫’”,説起學生們給她的綽號,張桂梅哭笑不得。

不要以為張桂梅老師是個柔弱女子,她的強悍令人肅然起敬。她一直和疾病鬥和老天鬥,説“就看老天能把我領走不”,説“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的看病上”;她和貧困鬥,“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探索教育扶貧二十多年;她和老師、學生“鬥”,不帶黨徽的黨員老師要批評,去山裏家訪當場燒了學生牀底下的言情小説;她也和自己鬥,從不讓自己苟且浮生……

華坪兒童福利院的女孩吳思思説:“媽媽在福利院和藹可親,可在女高罵起人來嚇人。”陳法羽説:“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再説張老師也在拼。”

張桂梅勸慰學生最多的話是:堅持,再堅持一下唄。華坪女高校辦主任張曉峯告訴記者:張老師堅持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其實“她是嚴師,更像慈母”。

張桂梅言傳身教,感染着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一次左腳骨折,想到還有一百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着雙枴給學生上課;教師勾學華婚禮當天早上還在上課,中午趕到婚禮現場,晚上又回學校;語文老師楊曉春常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説——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老師宿舍裏有四張牀鋪,一張自己睡,三張留給不好好學的、生病的等“特殊生”。有個女生不愛學習性格孤僻,和張老師住在一起的時候,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説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牀,忙裏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如此三個月後,這個學生抱着張老師大哭起來,説一定好好讀書,不會讓她白白受苦……

張桂梅知道,女高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捂。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13

校長就是“心理醫生”

華坪女子高級中學沒有專職的心理醫生。學校老師們開玩笑説:“張桂梅校長就是心理醫生。”

緊張的高中學習生活,家庭貧困的陰影,經常會使一些學生精神狀態低迷,學習成績滑坡。每當遇到這種情況,張桂梅不僅耐心地開導學生,而且親自去家訪,瞭解學生背後的家庭原因。她不能讓任何一個孩子輟學。

張桂梅每晚住在學生宿舍。高一年級的一名女生情緒低落,學習成績退步。張桂梅就讓她與自己同住,經常開導她。瞭解到女孩的父母經常打架,女孩還常被父親嫌棄辱罵。張桂梅3次到村中她家裏為其父母調解,終於讓全家和好,小姑娘臉上有了笑容,學習也更努力了。“我要救這個孩子,就要救她父母,救她全家!”張桂梅説。

“陳小琴(化名)最近考試成績才390多分,這個成績究竟是什麼原因?”今年國慶家訪,張桂梅帶着滿腹疑問來到船房鄉華榮村高三學生陳小琴家。陳小琴家是貧困户,母親有精神疾病,父親受到村裏幫扶,當了村裏的保潔員。張桂梅明白了陳小琴的心病,親切地鼓勵她:“大家都在幫助你家,你在學校的生活費有學校補助,你不用擔心家裏,應該全力以赴地專心讀書。”

12年來,華坪女子高中沒有一個學生因為貧困輟學,沒有發生過學生自殺、自殘的事件。12年來,跋山涉水的家訪,每個學生和家庭的甘苦張桂梅都瞭然於胸。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14

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着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裏,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裏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裏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説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粧,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裏,掛着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着孩子們圍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裏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裏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説:請您把他從冰箱裏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着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着,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裏,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説,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着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裏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裏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着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説。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裏的老師工資低,就幹着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裏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着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裏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裏的幾位老師冒着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裏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説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説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説,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説,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説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説,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説,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牀邊,孩子就説,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着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15

如今,王秀麗的女兒在女高讀書,生了大病,為了方便照顧女兒,她搬進了女高的教職工宿舍。12年了,建校時種下的芒果樹已經鬱鬱葱葱,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麗指了指掩在樹後的教職工宿舍,説,“她開心的時候,會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麗啊,你出來一下,秀麗啊。聽到張桂梅的聲音,王秀麗通常是穿着睡衣就往外跑。那個瞬間,小喇叭變成了張桂梅手裏的一個玩具,用來呼喚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節,張桂梅給了王秀麗一張自己病例的複印件,類風濕性關節炎、支氣管炎、嚴重骨質疏鬆、神經鞘瘤、骨瘤、肺氣腫、小腦萎縮……她被查出來23種病,有時候太痛,也會和王秀麗訴苦,我死了算了,我把這窗户打開,就從這裏跳下去。

但更多時候,被小喇叭叫出來後,兩人只是鬥一會兒嘴,閒聊。很快,張桂梅又舉起小喇叭——下課鈴聲響了,10分鐘的吃飯時間開始倒數計時。“跑快點”、“説你呢”,張桂梅又變成那個嚴厲的女高校長,學生嘴裏的“大魔頭”、“周扒皮”。

張桂梅初來華坪那幾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楊老師經常通信。那時候,張桂梅的名聲漸起,楊老師寫信告訴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議論,覺得張桂梅那樣活着沒有意思。沒有家庭,不能完整地過日子,放棄了世俗的快樂,那麼拼命,把老師和學生都折磨成那樣。楊老師記得,她沒有生氣,只是回信説,人活着,反正要做點事情。

每次到昆明開會,張桂梅一定要當日來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聲劃破,夜晚,再用喇叭聲結束。要是哪天聽不到喇叭聲,女孩們總會探頭探腦地問,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鑑常常聽到張桂梅説的一句話是,每個人都需要一個舞台。但女孩們進了大學,有了舞台,張桂梅幾乎再不和她們聯繫,“老惦記人家幹嘛,她出去放飛,放飛就行了”。

跟着張桂梅看多了山裏酗酒的父親、愚昧的母親、女孩們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鑑覺得,如今她們能過上平常的生活已經足夠珍貴。很多當年的女高學生們都成家了,他經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們曬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時候拍山裏的風景。那些風景對於她們已經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貧窮、被困住的生活,“因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張桂梅急劇地衰老了。20__年,幾種病湊在一起發作,她被送進了醫院,那之後,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變得空空蕩蕩。如今起牀,她會留下一牀凌亂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順勢再躺進去——她已經沒有力氣扯開疊得整齊的被子。離開女高回北京後,殷鑑給她打電話,她説,前幾天差點人就沒了。他聽着揪心,後來打電話給她,都需要下半天決心。

這兩年,王秀麗感覺張桂梅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前,女孩如果在學校不聽話,她家訪時會當着父母的面罵:我們都供你讀書了,你還如何如何。但現在,她只是會説,姑娘,你要好好讀書,要不然對不起那些幫助我們的人。“當一個人開始温柔地對待她周圍的人和事的時候,她就是老了。”

張桂梅身邊的人説,她似乎只剩一口氣撐着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讓女高的孩子考上清華北大。每次課間操期間,她讓高一高二的學生齊聲大喊:學姐加油!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我的學校要是能出一個清華、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説這話,沒事她就拉着王秀麗觀察她的女孩們,“你看我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着很好嘛……我的學生裏到底哪一個是清華、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個都不是。”楊文華又來潑冷水了。他的班裏出過雲南省第一名,培養過清華、北大的學生,知道大學聯考每個科目應該不得低於多少分,“但張老師一點概念都沒有”。

有一回,張桂梅犯心臟病,趴在柱子上動不了,一個女孩走過來拍拍她,不説送她去醫院,只是説,彆着急,我給你考清華,就走了。女孩把課本背了五六遍,最終上了浙大,那是張桂梅離清華、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們都是在硬考,“累個半死”。

還有一回,張桂梅花了幾萬塊錢請了一位名師來講課,對方不帶課本,公式一個套一個,從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來,“嘩啦啦講完了,我們全部傻了”。張紅瓊教地理,女孩們高中入學了,問她們美國在哪兒,都指不出來。女孩們努力了,考了個20分,也急,也哭,老師們不敢罵,只能安慰。那個上浙大的女孩,書背到第四遍的時候,她告訴了張桂梅,張桂梅説,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許就上清華了。

每一年大學聯考成績出來,都讓張桂梅失望。但殷鑑説,“我們又覺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當時就……因為她現在的這個身體,真的靠這個作為精神的支撐。”

早上5點15分醒來,張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幹了不幹了,明天就不幹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着藥,也止不住地疼。下牀感到非常艱難,腿落地就像針刺一樣。但她又想起來她的清華北大,“六十多歲了,不想徹底治病了,這點餘光我放着就行了,繼續追逐我的夢想”。

《人物》最後一次見到張桂梅,是11月的一個傍晚,她從兒童之家出來,穿着羽絨服,頭髮濕漉漉地貼在頭皮上。剛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們幫她擦了藥。“擦完藥也不好使啊,難過得要死要死的。”她説,“此刻我就想找個地方好好躺着。”每天傍晚,她都會去兒童之家待一個小時再回女高。10分鐘的路程,她已經走不動了,一個兒童之家的孩子騎着電動車送她。

她拒絕了和我們再聊一次,“給我留點力吧,我還要去找學生聊。再不回去,她們估計又以為我去醫院了”。她用手撐着騎車人的肩,側着身子一點點挪上了後座,“到我明年大學聯考完,我能活到明年大學聯考完……到時候你再來,看我的成功與失敗。”

時代楷模彭士祿院士先進事蹟材料 篇16

籌來了錢,可籌不來分數。

張桂梅本以為,只要提供給這些女孩機會,學習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發現這些學生基礎差,試卷測驗幾乎都不合格。

質疑的聲音不止。張桂梅去縣裏開會,聽到人議論,“説得可好,成績那麼差出來怎麼辦?”“如果只給機會她不學,那麼這個機會等於沒有,等於養她3年。”高一還未結束,她意識到這是個“嚴肅問題”,“高中要講分數,不講分數,大學聯考設置就沒有用。”

17個老師走了9個。心灰意冷時,她怕耽誤學生,找縣裏反映,想將學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讀,遭到數落,“不讓你幹你非幹。”

後來她給老師下任務,一個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學校出清華北大畢業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時間戰。晚休時間從晚上9點半延長到10點半,最後延到12點20分。學生從6點起牀提早到5點半,只有5小時睡眠時間。每天下午,學生回宿舍洗漱15分鐘,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剛建校那會,為了給學生餘出更多學習時間,學校衞生被老師包攬。早上6點,全體老師要起牀打掃校園。建設中的工地四處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師們要去溝裏抬水,把水泥板沖洗乾淨。

每次臨近放假,張桂梅跟學生商量,再幹兩天,結果乾着幹着開學了,第一屆學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幾天。有人給張桂梅起外號“周扒皮”“魔鬼”“半夜雞叫”,那時的張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門口,有學生坐着睡覺,她就把學生捅醒。後來,學生打瞌睡會主動站着聽課。

吃飯時間被壓縮到10分鐘。張桂梅要求食堂飯不能太燙,菜炒出來,要及時扣上鍋,不能過涼,她計算,一分鐘能有30個學生打飯,159人5分鐘能全部打完,最後一個學生也能有5分鐘吃飯時間。為了加快遞碗的速度,張桂梅不允許學生就餐過程中説話。

為了節省時間,女高學生去縣醫院看病不需要排隊。有醫生聽説吃飯只花10分鐘,向張桂梅抗議學生壓力太大,還有人罵她沒兒沒女,不知道心疼別人家孩子,張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傷害她們,對她們有意義,就這麼幹。”

實際上,學校也曾有過一段“民主”時期,張桂梅借鑑其他重點高中,組織學生分組討論,她在旁邊聽,發現討論什麼的都有,隨即叫停。起初,學生6點半起牀,9點半休息,結果學生越來越懶,成績越來越差。

張桂梅希望,學生能養成好習慣,有限的時間幹特定的事,“幹不完你就虧了”。有的女生愛乾淨,早上4點就起牀洗漱。張桂梅於是將水停用,只在上午5點半到下午6點間放水,逼着學生休息。睡覺前,學生們提前用盆接滿水,用來沖洗廁所,內褲有時要積攢到週末洗。每週末僅有兩三個小時休息,學校沒有澡堂,學生要去校外賓館洗。

剛進校的17名教師沒有一位教過高中,張桂梅帶着他們去麗江學習。一位老師記得,那會學校流行評課,教室後面坐一排老師,專挑講課老師的缺點。板書哪裏不到位,課哪裏有毛病,老師們常常互相不服氣,當場頂起來,一堂課火藥十足,“女老師有的記仇嘞,下課了還追着問,你講給我聽聽。”

張桂梅鼓勵這種爭吵,反對互捧。一次評課,聽到老師們互評只講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個老師晾在一邊。

學校花費18萬元去各個高中買試卷,開啟題海戰術。學生們高一高二上完課,高三刷題。有人説這種刷題方式不科學,她説,“我們不管科不科學,能考走一個好學校算一個。”

第一年,張桂梅在兒童之家和學校兩頭奔波,一邊是50多個需要照料的孩子,一邊是96個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着做着工作時間就沒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