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畢業了，大家的論文寫好了嗎，下文是公共管理中的績效評估，希望大家有所收穫!
儘管公共部門績效評估理論肇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初的公共部門績效評估實踐也發端於20世紀60年代，但有關公共部門績效評估理論的豐富，尤其是大規模績效評估實踐的開展卻是公共管理模式階段的一大顯著特色。可以説，公共管理運動興起之日，也就是公共部門績效評估日益發展普及之時。
一、新公共管理運動與績效評估實踐
隨着後工業時期的來臨和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興起，產生於機器大生產階段的官僚制模式，不但漸次失去其昔日光環與輝煌，而且問題叢生，弊端凸顯，從而導致政府管理困難重重，危機四伏。為了擺脱管理困境和治理危機，西方各國不得不認真審視政府管理理念，反思政府管理行為和結果，以尋找解決政府實際問題的有效途徑，創建旨在指導政府進行良好治理的科學理論。正是在此政府環境下，西方許多國家於上個世紀中後期發起了新公共管理運動。
新公共管理運動興起後，以英國、美國兩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率先進行了以政府績效管理和績效評估為主要內容的新型管理實踐。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美國在預算績效管理的基礎上推進績效評估實踐活動。1973年，尼克松政府頒佈了《聯邦政府生產率測定方案》，力圖使公共部門績效評估系統化、規範化、經常化。1974年，福特總統要求成立一個專門機構，對所有政府部門的主要工作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克林頓政府時期，成立了由副總統戈爾負責的“國家績效評審委員會”，專門負責績效評估的調查和研究，為績效評估提供技術支持。xx年小布什接任總統後，儘管聯邦政府行政改革的具體措施花樣翻新，但改革關注的重點依然是政府績效。布什曾明確指出，政府應該是結果導向的，它不由過程而由績效引導。
作為西方行政改革的先驅，英國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發祥地之一，也是最早提出績效評估理念的國家。比照美國，英國的政府績效評估更廣泛、更成熟、更具有延續性。無論是撒切爾政府，還是布萊爾政府，在推行以新公共管理為主題的行政改革活動中，始終關注着政府績效評估。以1979年的“雷納評審”為標誌，英國開始政府績效評估實踐。此後，保守黨政府曾先後通過“部長管理信息系統”、“財務管理新方案”、《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動方案》(簡稱《伊布斯報告》)、“公民憲章運動”、《競爭以求質量白皮書》等改革措施加強績效評估，提高公共部門績效，改善公共服務的水平和質量。1997年布萊爾上台，以布萊爾為首相的工黨政府繼承了保守黨政府的改革方針和基本思路，並於1999年出台了《現代化政府白皮書》，提出了未來政府管理的xx年規劃，旨在打造一個更加關注結果、重視顧客、合作與有效的信息時代政府。這種政府模式要求，政府組織績效評估必須與對公務員個人評估結合起來，政府必須為社會提供高質量和高迴應的公共服務。
在美國和英國的影響下，世界諸國紛紛表現出對績效評估的濃厚興趣。新西蘭、澳大利亞、荷蘭、丹麥、芬蘭、挪威、加拿大等國家在各自的政府改革行動中，都開始實施績效管理和績效評估，最終導致了“評估國家”現象的出現，使世界各國政府管理模式發展呈現出向“績效評估政府”邁進的趨勢。
二、新公共管理時期績效評估評析
新公共管理時期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績效評估實踐，在積累了一些經驗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
首先，它是新公共管理運動催生的結果，反過來，它又促進了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成功推進和目標實現。西方國家當代行政改革的背景表明，如果沒有旨在解決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危機、管理危機、信任危機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沒有將績效評估理念和實踐貫穿始終的行政改革活動，在企業領域倍受青睞的績效評估觀念和技術要想吸引西方國家執政當局和公共部門的管理者，並被他們加以引進和實施恐怕尚需時日。正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發展，使西方各國執政當局開始重視績效評估;正是新公共管理知識的產生與發展催生了政府績效評估。而西方政府行政改革過程中所注入的諸如責任機制、顧客導向、結果為本等新公共管理理念均可以藉助績效評估的框架予以具體化和操作化，並通過績效評估標準來實施檢驗和衡量。政府績效評估通過設立和實施“服務質量和顧客滿意”評價標準，承繼和拓展了新公共管理運動“以顧客為導向”的思想，體現了服務和顧客至上的管理理念;以降低運行和管理成本，提高效率和公眾滿意度，提升公共責任等為目標的政府績效評估有利於緩解政府財政危機和管理危機，進而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改善政府公共形象，喚回公民對政府的信任，重建政府與公民的良好信任、合作、互動關係，使政府擺脱信任危機的困境，最終促使新公共管理運動目標的實現。
其次，它是高層領導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的產物。作為應然意義卜的全體人民公共利益的代表——總統不能坐視日益嚴重的政府危機而無動於衷，他有義務和責任採取措施節約行政開支，精簡政府機構和人員，提高政府績效和對選民的迴應性，等等。推進行政改革，發動績效評估，一方面，可以消泯政府危機;另一方面，可以使總統獲取更多的政治支持。因此，西方國家績效評估都得到了高層領導的極力支持和密切關注。儘管當代西方國家公共部門管理現狀提出了開展績效評估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囿於公共機構及其人員如同私人領域中的個體一樣具有不能完全跨越“理性經濟人”特性的侷限，使公共部門績效評估可能時時刻刻面臨着來自公共部門和公職人員的不配合，甚至故意阻攔。而高層領導的大力提倡和承諾有利於向那些反對或試圖阻礙績效評估的部門及人員施加壓力，使其從政治上端正對績效評估的態度，減少對績效評估的本能抵抗，更好地配合評估工作的開展。
再次，它是其它政府改革措施通力合作和強力推動的成果。當代西方行政改革是一個綜合複雜的系統工程，績效評估僅是應對政府管理危機的有效途徑之一。作為一個系統，行政改革的各項措施是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無一例外地以解決政府管理實踐問題為導向。因此，欲使績效評估發揮最大的功效，定然需要其它改革措施和制度的通力合作，以便形成一股“制度合力”，推動績效評估活動的有效開展。充當績效評估配套措施的其它改革制度主要有分權化、責任機制、公民(顧客)導向、結果導向、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電子化政府。上述這些改革措施無疑為績效評估活動的順利進行、公共部門績效的日益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制度保障。
毋庸質疑，西方國家公共部門績效評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了不菲的成效，並形成了一套相對成熟的評估理論與方法，但這並不表明公共部門績效評估已臻於至善，無可挑剔。一方面，在實踐中，由於公共部門自身的特點，其績效評估依然面臨着科學評估的重重障礙，至今仍未找到妥善解決上述諸多困難的良策。另外，公共部門績效評估具有鮮明的管理主義傾向。眾所周知，新公共管理運動以管理主義為理論基礎，而在新公共管理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公共部門績效評估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了管理主義的烙印。管理主義的立論以兩個假設為邏輯前提：其一，認定管理具有“相通性”，私人部門的管理與公共部門的管理在本質上是相似的;其二，私人部門管理優越於公共部門管理。因此，管理主義者極力主張將私人部門的管理理論、模式、原則、方法和技術移植到公共部門，運用私人部門的績效管理方法和績效評估技術來評估公共部門的工作，從而達到改善公共部門管理水平和提高公共部門效率的目的。儘管公私部門管理本質趨同還是相異一直是公共管理學爭論的話題，但公私部門之間是否存在本質區別，學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而且許多學者通過潛心研究得出的是與管理主義所持觀點相反的結論。阿里森的經典研究推演出的結論是：“公共事業管理和私營企業管理的不同之處比相同之處同樣的多，並且不同之處比相同之處更為重要。”英格拉姆則指出，效率不是公共組織所追求的唯一目標，公共組織“正是通過不把效率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來立足於社會的。”管理主義強調政府施政的簡單可量化價值取向，既經濟(economy)、效率(efficiency)與效益(effecuveness)，而公共管理追求的價值日標是多元的，甚至主要不是經濟、效率和效益，而是以人民主權、公民權利、社會公平和正義、公共利益、公共責任等具有鮮明公共性的價值目標為導向。管理主義對效率和工具理性的過分強調和追求，使公共管理無力反省公共行政及公共服務的根本價值、目的，將其變為執行與管理的工具，不但無力擔負起公共管理捍衞民主政治價值的責任，也無法實現提升公民道德水平的使命。行政學家鄧哈特(robertsdenhardt)指出，“以效率為導向的工具理性只會引導人們關注達成既定目標的手段，而忽視對目的本身的關切。也就是在工具理性下的種種行動，將使行政工作越來越遠離社會價值的體現，只是斤斤計較地減少行政成本，從而淪為公務產生過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喪失作為行政體系行動本身的‘道德系絡”，等等。諸如此類的不同聲音表明，管理主義的立論基礎是一個偽命題(至少不能全部證實)。據此可以推斷，在管理主義指導下的公共部門績效評估無疑會面臨着巨大的障礙，西方國家績效評估活動如火如荼、理論研究也漸次熱烈的態勢並不能淹沒和消除績效評估所遭遇的挑戰。從本身不太完善的私人部門績效評估理論中嫁接而來的公共部門績效評估理論面目稚嫩，與公共部門績效評估實踐對其所提出的要求仍遙遙有距，誠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儘管人們對完善績效評估越來越重視，但從目前的結果來看，績效測量仍處在襁褓時期。”因此，加強公共部門績效評估研究，構建吻合公共部門自身特點的當代績效評估理論框架，更好地指導績效評估實踐，應是公共管理學領域的核心課題和時代使命。
三、公共管理績效評估理論的當代架構
當代公共部門績效評估，儘管尚存不少有待改進的地方，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為公共部門改善績效水平、提高管理能力注人了新的活力與動力，並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評估經驗。因此，公共管理績效評估理論的當代架構無疑應以歷史為基礎，井積極迴應現今績效評估實踐對績效理論的要求，創造性地構建一套嚴密、科學、來源於實踐又能很好地指導實踐的績效評估理論體系。
其一，應理性廓清公共管理績效評估的功能。績效評估作為現代公共管理的一項必要和有效的工具，它對公共管理會產生強大的功能作用。仔細發掘和歸納績效評估的功能，一方面，可以引起公共管理高層領導持續地關注和重視，甚至改變一些組織和人員過去對績效評估所抱的反感態度，由不願意接受評估到主動要求成為評估對象;另一方面，有利於激起一般民眾對績效評估的樂觀預期，調動他們參與評估的積極性。
其二，應重新確定公共管理績效的價值取向。公共管理績效的價值取向是指導具體的操作指標體系設計和績效評估實踐的原則性指南，是整個績效評估設計的基石。一方面，要打破私人部門績效評估框定的“3es”價值目標的窠臼，根據公共管理的本質設定反映和維護公共管理公共性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要確立與公共管理模式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協調一致的績效價值取向。不同時期的績效價值取向深受其所對應的公共行政價值選擇的影響，進而導致不同階段的績效設計迥然有異。也就是説，在不同公共行政模式下，績效的價值取向是不同的，從而導致績效評估設計也存在差異。因此，明確界定當前公共管理模式下的績效價值取向意義重大，是績效評估理論架構不容迴避的命題。新時期的績效評估理論必須根據當前公共管理領域崇尚的多維價值目標，重新確定自己的價值取向，除了以經濟、效率、效益為價值取向以外，還應秉承公共部門的民主性、公平性、迴應性、質量、責任性、透明性等價值目標，以便應對特定時期公共管理價值選擇的變化，消彌公共部門績效評估的管理主義傾向，更好地反映和服務於公共管理根本價值和終極目標。
其三，應科學設定績效評估的標準和指標體系。公共管理績效評估的價值取向是統攝績效評估其它內容的總綱。如果績效評估的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那麼，績效評估的標準和指標體系也會作出相應地易動。因此，根據績效評估的新型價值取向科學設定評估標準和重建指針體系，既是價值取向的縱向延伸和具體體現，也是創建績效評估理論和順利實施績效評估實踐的關鍵。
最後，應建立完備的績效評估法律制度。績效評估是績效管理中難度很大且相當核心的環節，其對公共管理績效改善起着關鍵作用。但是，績效評估對公共管理績效的影響並不是立竿見影的，而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往往需要幾屆政府的持續推進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誠然，歐美國家高層領導人對績效評估改革措施的倡導、支持與承諾無疑有利於排除阻力、促進績效評估項目能動開展和順利進行，但是，高層領導的個人意願和傾向，打上了主觀隨意性的烙印，並具有相當的不穩定性。更何況高層領導的頻繁更換使仰賴其口頭或書面承諾或指令推行的績效評估難免不遭遇“朝不保夕”的非持續性或中斷性命運。相對於高層領導的支持和倡導，法律制度更具有剛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因此，加強績效評估法律制度建設，將績效評估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是避免績效評估中途夭折，保證績效評估活動深入發展、常態化和規範化的必要舉措。
上文是公共管理中的績效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