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消費主體的青年大學生是電影觀眾中較為前衞的羣體，宮崎駿的動畫電影為何能在這一羣體中收穫高認知度和滿意度，既有客觀原因，也有電影本身的一些品格。
我國社會主流文化素來提倡人性本善，當代大學生自小就受各種主流價值觀念的教育，如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誠實守信的做人準則。在宮崎駿的動畫電影中，親情、友情、愛情等主題在作者的細膩刻畫下，依靠形象的力量向人們揭示了什麼是真善美，與大學生羣體的既有德育觀念產生了共鳴。如《霍爾的移動城堡》裏，蘇菲對荒野女巫的悉心照顧，體現出蘇菲對長輩的孝順;《魔女宅急便》中琪琪的畫家朋友在她失去飛行能力時對她的鼓勵，體現了朋友在遇到困難時的互幫互助。
20世紀60年代，工業化進程給日本社會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進而引發公害事件，給日本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作者開始思索人與自然的關係，如代表作《風之谷》、《天空之城》等。在作品中，作者流露出了濃厚的環保思想，開始審視與思考人在自然中的定位和價值。大學生羣體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考和關切與宮崎駿在其動畫電影中的思考是高度一致的。這種對人類共同問題的高度責任感和關切，是大學生羣體鍾情於其電影的原因之一。
動畫電影作為文藝作品的一種，讓人們在欣賞的過程中獲得一種美的體驗和感受。宮崎駿的動畫電影的獨特很大程度上源於作者一直堅持的手繪風格，雖然後期採用了電腦輔助作畫，但作品人物手稿則一直堅持手繪。這種獨樹一幟的手繪風格已經成了其電影的“獨特消費主張”，無疑給大學生的視覺造成了一定的衝擊，成為大學生喜歡其動畫電影的重要原因。
弗裏德曼認為，對任何特定物體、觀念或人的態度，是一種帶有認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為傾向的持久的系統。而對這三方面的考量，往往也是檢驗傳播效果的因素。宮崎駿的動畫電影對大學生的影響，也可以從這三個方面得到印證。
主觀“擬態”環境的想象。迪士尼主席利查德·庫克曾説，“宮崎駿的電影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全新的境界，神奇的人物激發了我們的想象力。”《龍貓》中，我們看到了能到達心靈所想目的地的“貓車”;《霍爾的移動城堡》裏，一個四種不同顏色指向的圓形轉盤，對應的就是四種不同的世界;《千與千尋》中，作者為觀眾塑造了一個奇妙的神仙世界，在湯婆婆的澡堂裏，各種遊蕩的神仙都可以在那裏休息和清除污垢;《風之谷》中棲息着巨蟲“荷母”的“腐海”等等，都是作品中的意象，都是作者基於現實並通過想象構建的產物。
李普曼在《輿論學》中寫到：“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一個共同的要素，即人們和環境之間的插入物——擬態環境”。擬態環境是一種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重新加以結構化向人們所提示的信息。按照李普曼對於環境的分類，宮崎駿動畫電影為我們營造的世界也可以看做是一種媒介構建的“象徵性世界”。作品中頗具科幻和魔幻色彩的要素，加上作者的主題建構和內容敍事，使得我們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接收到作者傳遞的信息，調動自己頭腦中的經驗和社會經驗去詮釋作者帶給我們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