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共有九章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講吾民，主要介紹中國人的的精神層面，包括中國人的特徵、德性、心靈和人生理想;第二部分講吾國，主要介紹中國人的生活層面，包括婦女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文學生活、藝術家生活以及生活的藝術。我最欣賞的是第一部分，林語堂先生對國民的剖析和批判頗有見解。在第二部分，他列舉出國民生活的諸多領域，描繪了國人生存的基本風貌，並提出“藝術與人生而為一”的美學理想，恐怕也是他想借以改善國民素質的一個期望吧。
林語堂先生從中國人的南北差異説起。北人粗獷勇武，南人纖細文弱;北人崇鬥，南人善商。雖然南北風俗懸殊，但共同的文化是把中國人民結合為一個民族整體的基石。在鞏固中華民族持續力的文化力量中，有三條重要的紐帶：一是家族制度，二是科舉制度，三是崇拜淳樸。“家庭，是中國人文主義的標記。”在中國，家國一體，中國人的家族意識甚至高於種族意識。“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孫蕃育，擴大民族之量，而考試製度之施行，則選拔才智，鼓勵求學，提高民族之質”。同時，返璞歸真的田園理想根植於一般中國人的意識之中，古人相信“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體格上和道德上之健康狀況”。中國人推崇“清淡之幸福”，這是先民對文明的一種辯證取捨，既知道文明之利益，又明白它的危險性。中國人民保留着近於兒童般淳樸的原始天性，在林語堂看來“中國在文化是年老了，而種族的生命卻還年輕”。
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儒釋道思想的合一，並深刻地影響着中國人的心靈。在塑造人格和德性方面，“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國思想的陰陽兩極，民族生命賴以活動”。當順利發皇時，中國人人都是孔教徒;失敗時，人人都是道教徒。儒家積極入世，道家消極遁世;儒家重人倫，道家任自然;在這人世的沉浮之間，中國曆代的仁人志士都在尋找一個介乎工作姿態和遊戲姿態的平衡點。於是，林語堂看到中國人德性的最高理想——圓熟，可謂圓滑成熟，也可謂老於世故，此乃中國人中庸精神的最好概括。中庸，即是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林公認為，中庸之道，是華夏子民極重要的生活軌範，也是他們自名國號曰“中國”的一大原因。此外林公還看到，中國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從古到今之所以沒有形成像西方那樣的國教，乃是因為中國人愛悦此生，這與儒家精神的現實主義和重現世性密不可分。
中國人不好戰，歸功於儒道和諧的人生教育。儒家尚仁，提倡“仁者愛人”，推己及人，希望用道德之力把社會結合起來，在仁義禮信基礎上建立社會秩序。而道家主張清淨無為，“絕聖棄智”，回到無知無慾的狀態，這樣天下便沒有利益紛爭。中國人愛好和平的民族傳統，與西方人崇武尚斗的不安定精神相比，中國似乎顯得老成穩重，而歐美則少壯方剛。
中國人的和諧觀還衍生出了知足、忍耐、無可無不可與保守性的民族特質。中國人民具有超凡的忍耐力，這既是中華民族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傳統美德，又是中國人慣以逆來順受、為虎作倀的愚昧與麻木。中國人自足、保守，缺少西方人強烈的開拓和冒險精神。但這種知足常樂的人生觀，卻使中國人懂得如何去享受生活。人生究竟有有何種意義?西方為此不斷探索卻沒能找到一個圓滿的答語，而中國的先哲早已洞察出人生的真諦。在東方哲學裏，“人生的真正目的，在於樂天知命以享受樸素的生活”。在林語堂看來，“一切智識之目的，在謀求人類之幸福”，即他堅信一切智識的使命，是使人不失為“人”，並善享其生存。當他看到歐美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對原始人性的侵蝕，看到人淪為工具的可怕異化時，他呼籲“這個世界好像需要一個宗教，……，機械為服役人而製造，非為人為服役機械而產生”。
中國還是一個崇尚學識的民族，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中國傳統社會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農民、工匠和商人都景仰讀書人，因為他們是社會精英，賦有特權又受人禮遇。 這種崇學尚智的民族傳統，帶來了的科舉的興盛和文化的繁榮，也使中國人常受過分聰明的累，表現出老滑俏皮的一面。與西方人陽剛型的性格相比，林語堂獨具慧眼地看到中國人女性型的民族氣質。中國人心性靈巧，思維方式感性、具象，依賴直覺，不好邏輯推理，這些近乎女性化的特徵，形成了中國人最大的一個特點——重情理，與西方人重學理形成鮮明對比。因為女性化的民族氣質，便可以知道中國文學得以昌盛，成為“詩的國度”之原因;也可以知道中國人情大於事理，法制傳統不足之根由;還可以知道國人普遍缺乏科學之精神，自然科技遠落後於歐美，所以今日才要大力倡導“科教興國”之戰略。
這便是我讀林公《吾國與吾民》的一些感觸和札記。在這本著作中，林公語言非以優美取勝，而是閒談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