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乃國之寶，儒為席上珍”，士，我們現在經常稱之為知識分子，一直在人類歷史上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然而當我們把知識分子定位為“從事教學、律師、新聞等職業的人員”時，會怎麼樣呢?
知識分子是指運用其智力研究、反思和推測、提問以及回答有關各種不同思想問題的人士。智力勞動者的統稱。一般説來，現代關於知識分子有三種定義。第一種定義是指以從事思想、著作以及精神生活等方面職業為主的人士;第二種定義主要來自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是指從事教學、律師、新聞等職業的人員，這種定義在中國大陸比較流行;第三種定義指文化知識分子，主要指具有文化、藝術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因其才能獲得某種話語權，從而能夠以這種話語權影響公眾和其它事物的人士。
雖然“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很晚，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才明確的提出“知識分子”和“知識階層”兩個詞，但是馬克思主義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個歷史的文化的範疇，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它是在人類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和一定的文化條件下產生的。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和界説頗為不同。在我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政治語境中，知識分子又是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政策的對象，其中的黨外人士還是統一戰線工作的對象，除了一般理論上的界説外，還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
恩格斯指出：“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餘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羣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就是説，知識分子是社會分工即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離的產物。當代社會學大師帕森斯從結構功能主義出發，揭示了知識分子產生的文化根源。按帕森斯的看法，知識分子的產生有賴於兩個條件：一是文字的出現，一是“哲學的突破”。因此，知識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們所從事的是有關價值、觀念、符號等文化性的活動，為社會建立一個文化性的意義系統。在一個文字被社會大眾崇拜的社會裏，知識分子才能成為一個階層，一個身份集團。從這個角度看，知識分子應當是“文化事務專家”，而不僅僅是一般的“腦力勞動者”，或者説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中關心並從事創造、闡發、傳播文化價值的那一部分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可算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們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説，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號召無產階級充當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敲響舊制度的喪鐘。馬克思和恩格斯被尊奉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但是他們並非來自無產階級，其真正的社會成分是知識分子。就此而言，知識分子又是社會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眾的代言人。由於知識分子總是批判他身處的社會，因此，他與政治權威總是具有先天性的緊張關係。大體説來，在近現代西方語境中，知識分子有三個基本特徵：第一，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懂得使用象徵符號來解釋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識為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為職業，形成一個與社會中其他階級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於現存體制的、“自由飄遊”的、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第三，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對時政採取批判態度，對現狀往往不滿。
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知識分子”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羣體存在，而是作為“士”的一部分，那麼在傳統中國語境下的“士”與“知識分子”又有什麼似曾相識的感覺呢?
“士”，上古掌刑獄之官。商、西周、春秋為貴族階層，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末年以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統稱。戰國時的“士”，有著書立説的學士，有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陰陽曆算的方士，有為人出謀劃策的謀士等。其中謀士、文士與現在的“知識分子”有最多的相似處：
《韓詩外傳》卷七説：“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這裏把操筆桿的稱為文士。早在戰國之初，墨子就曾對文士的特點與文士的不同類型作過劃分，他説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德行、言談、道術應該説是對文士的類分。第一類可稱為道德型，這一類的士把道德修養作為奮鬥目標。因此當時有不少人從道德品質意義上給士下定義或概括士的特點和本質。如孔子説：“士志於道”。《呂氏春秋•正名》記尹文與齊王的對話：“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第二類可謂之為智能型，這些人重在知識和學以致用。第三類可謂之技能型，這部分人又可分技藝之士、商賈之士、方術之士三部分。技藝之士指有一技之長和專門技能的人;商賈之士指經營工商業之士;方術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風水、求仙藥之類的士人。另外有一類特殊的士——隱士——是道德型與智能型的附類或兼類，這類士因種種原因不為官。不出仕並不是都不關心國計民生、社會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隱士發表了許多評論時政得失的言論，甚至提出系統的理論，成為一家之言。有些隱士在社會上具有很高的聲望，君主貴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卻拒不受命。也有些隱士是一時的，隱居只不過是靜觀待機之術。
儒家學説中儒出身於“士”，又以教育和培養“士”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説：“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在講到社會分工時，也把“士”歸於“以仁厚知能盡官職”(《荀子•榮辱》)的一類人。所以，從這一角度來講，原始儒家學説也可以説是為國家、社會培養官吏的學説，是“士”的文化。原始儒學的主要內容都是關於"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規範和從政方面的治國原則。子貢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的問題。孔子回答説：“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這句答話指出了作為一名“士”的最基本條件和責任：一是要“行己有恥”，即要以道德上的羞恥心來規範自己的行為，二是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國君所交給的任務。而這兩方面的統一，則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以色列的康菲諾綜合各家的意見，歸結了知識分子的五點特徵：一、對於公共利益的一切問題——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問題——都抱有深切的關懷;二、這個階層常自覺有一種罪惡感，因此認為國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都是他們的個人責任;三、傾向於把一切政治、社會問題看作道德問題;四、無論在思想上或生活上，這個階層的人都覺得他們有義務對一切問題找出最後的邏輯的解答;五、他們深信社會現狀不合理，應當加以改變。康菲諾綜合出來的前四點，大體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相符，特別在責任感和關心世事方面。從曾參的“仁以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為己任”，都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德、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具有深刻的責任感。談到關心世事，明末東林黨顧憲成的一副對聯道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直至新中國成立後，這種“關心”的傳統精神仍然躍動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之中，中國知識分子的天下情懷一直沒有泯滅，而在“天下大同”的指引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更是走上了一條關心政治，投身政治的道路，他們對政治的關心多於對社會的“牢騷”，他們都在為社會的穩定，天下大治而孜孜以求，奮鬥不息。
我們很容易看出，無論在什麼語境下，有兩點很容易達成一致，即知識分子道德的高追求和社會責任感。中西方的區別僅僅是表現形式上的差異，西方的知識分子對道德的追高理想是理性，而中國知識分子卻是儒家道德;西方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表現在對現狀的反思，而中國的卻是對理想政治的追求與維護，而這種差異恰恰是中國“士”之為“士”的核心價值。
簫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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