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衰落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1993年，復旦大學辯論隊在新加坡的那場人性善惡之辯，將國人對辯論(或者説辯論賽)的熱情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講述那一屆辯論賽歷程的《獅城舌戰》，成為當年最暢銷的書籍;全國的大中院校也模仿當年的賽制掀起了舉辦辯論賽的熱潮。
隨着時間的推移，這股熱潮逐年消退，其中有兩個重要原因在於，一方面，各類辯論賽都不可避免地對93復旦的“花辯”進行了模仿，最後卻形成辯論賽中一個普遍而很糟糕的特徵——大量華麗而空洞的辭藻、對於詩詞和“名人名言”的拙劣篡改，脱離邏輯和事實的一味“抒情”;另一方面，由於賽制本身的特點，導致辯論賽往往流於“背稿”，而少有真正意義上的“辯”的互動。這招致了對中低水平辯論賽的大量批評。
情況在1998年得到了改觀，當年的西安交通大學辯論隊獲得了全國大專辯論賽的冠軍，次年又折得國際大專辯論賽的桂冠。98西交與93復旦的辯論風格全然不同，前者第一次強有力地全面展示了“邏輯”在辯論賽中的力量，因而被譽為是一隻“雄辯”的辯論隊，98西交的風采，使得華語辯論賽獲得一個新的高潮。
“雄辯”的出現，似乎為深陷於“花辯”泥沼的辯論賽指出了一條新的道路;同時為了加強辯論賽的“現場交鋒”，賽制也作出了多次改動，迫使參賽者不得不針對對方的發言做出即時的迴應，而不是背稿。然而，自此，辯論賽的衰落已不可遏止。從1998年至今的2019年中，辯論賽所引發的關注都從未達到1993年或1998年的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每年各類全國性甚至國際校際辯論賽的場次越來越多，甚至高校之外也有大量辯論賽，但比賽的“水準”卻似乎越來越低了。大陸地區參加國際大專辯論賽的隊伍，獲得的評價也每況愈下，甚至2019年獲得國辯冠軍的電子科大竟然遭到了廣泛的批評和否定。一些曾經在這類辯論賽中獲得巨大榮譽的辯手，也在對辯論賽作出反思，轉而將他們關注的焦點放到更加貼近於我們生活的“政策辯”上(相對地，本文所探討的辯論賽，一般稱為“傳統辯論賽”)。
以我個人的理解，以當前辯論賽所呈現出的特質，以及“圈內人士”對其的理解，所謂傳統辯論賽的衰落，是歷史的必然。我個人認為93復旦所掀起的辯論熱潮，是與時代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考慮到89年學生運動的深遠影響，1993年的辯論賽的舉辦，其展現出來的，是公開地、公平地、不受外在約束(比如強權)地去言説，去表達，去為自己堅持的立場辯護，這樣的“辯論”的形式，為當時壓抑的言論氣氛注入了一股新鮮的空氣。結合鄧公的南巡講話，以及意識形態上“中國特色”的提出，這個比賽本身，已足以構成一個政治隱喻，暗示一個歷史階段已經結束，知識分子在表達和言説上的環境正在往“好”的方向走。因此，那一年的辯論賽，通過央視在黃金時間的播放，可謂是極大地迎合了知識分子在自由表達上的強烈的訴求。
但是隨着時代的變化，相對來説，表達的空間愈加廣闊(雖然與西方民主國家相比這個空間依然非常狹窄)，而自98年互聯網在高校、科研單位和一般家庭普及開始，相比幾年前，自由表達的形式已經不再是廣大公民最強烈的訴求。整個互聯網無時無刻不在辯論各種問題。今天的訴求已轉為打破“話語權”的壟斷，用表達的內容去影響公權力的決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93至98年對辯論賽的廣泛關注，重點都放在言説的形式，其核心在於，面對現實中對錶達的強力鉗制，我們“要説話”或者“能説話”;但是隨着互聯網的普及、國際交流的逐步放開，以及公民整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這種鉗制在客觀上是相對削弱了，廟堂之外的“廣場”的影響力要比幾年前獲得了極大的提高。因此在這個階段，社會整體的訴求是“説什麼”。但是在此時，所謂“傳統辯論賽”卻遠離了這個時代的訴求。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辯論賽，無論是作為一種隱喻、象徵，還是滿足了公眾在表達慾望上的補償或替代的心理需求，那些比賽都確實呈現出與公共生活的密切關聯;但本世紀的辯論賽卻逐步與公共生活相分離，逐步變成學院派自娛自樂的遊戲。從這個角度，就不難理解為何“政策辯”在最近幾年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及逐年提高的關注度。因為政策辯與傳統辯論賽的最大區別，是前者直面與人民的公共生活，它顯得“與大家是有關係的”。
但是這裏不可避免地要提出一些問題，所謂傳統辯論賽是否必然地要遠離公共生活?是否必然地只能夠成為小眾的遊戲?我認為這個問題應當如此回答，作為辯論賽而不是辯論，它存在自身所無法克服的結構性缺陷，加之這十幾年來對於所謂“辯論圈”對於辯論賽的“理解”——我個人認為這些理解就是一些成見和大量不恰當的乃至荒唐的看法，以及辯論賽發展了十幾年卻到今天也沒有解決的一些極為重要的問題(下有詳述)，導致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傳統辯論賽，都在實踐上很難深刻地關涉到公眾生活。也正因此，在我們一般的語境中，所謂“政策辯”才成為一個似乎與“傳統辯論賽”完全不一樣的“賽制”——而實際上，“政策辯”僅僅是那些討論政策性問題的辯論(或辯論賽)的總稱，由此我們可感受到，在事實上，傳統辯論賽已經僵化到一個何等的地步了。
2、辯論賽在“辯論圈”中的瓦解
2.1、辯題與解讀
毫不意外地，幾乎所有人都在感慨“好”的辯題越來越少。而這一點又讓人感到奇怪，儘管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充滿了不計其數的爭論，卻找不到可以辯論的題目。很多老掉牙的題目估計都打了數百場次，但是各種比賽依然還在使用。
這還不是重點，更為關鍵的是，我個人認為，很多辯題在當前對辯論的理解下，往往消解了辯論賽本身的正當性和意義。
2.1.1、一些辯題是從思想史中抽出來的知識上的爭論，諸如人性本善還是本惡、美是主觀還是客觀的，儘管“主流”的觀點認為這是很“好”的辯題，但我認為這些題目都非常糟糕。對於這些問題，拋開辯論賽，它們在思想史上，在知識層面上，是得到了充分討論的，它們所持的立場、方法論、哲學觀、在不同層面和向度對不同問題的解釋效力，這些都是在我們的知識體系中得到確定評價的。從知識發展的階段來看，今天研究這些問題，顯然早已超越了爭論哪個學派哪個觀點“正確”的歷史階段(雖然不否認將來可能引起新的爭論)，而應該在思想史的層面上，具有歷史感地、綜合地理解各個不同理論和立場。
然而辯論賽卻表現出一種悖論，一方面，參賽者力圖表現出一種“正確”的研究方法，彰顯出他們對該問題的“全面”的理解;但實際上，他的正確與合理，卻是通過否定我們今天在知識體系上對該問題所獲得的成果來獲得的。他們通過偏激地否定對方的合理性，否定對方在知識上的意義，來確證己方的唯一“正確”。因此，參賽者愈是強調他們立場的“正確”，就愈是在知識上走向一條不正確的道路;他們愈是聲稱自己是真理而對方是謬誤，他們就距離真理越遠。然而，這又是辯論賽所要求他們的表現。作為一種對抗式的比賽，他們必須要強調自己的“正確”，而不能承認對方在知識上的正當性。
類似的還有“道德看動機還是結果”這樣的題目，廣泛流傳。在知識上，它就是爭論，古典主義的道德觀和功利主義的道德觀哪個“正確”哪個“錯誤”，而這樣的爭論，我認為在知識層面上所反映出來的，實際上是反知識的。因此它只能脱離知識本身，變成一個空洞的遊戲，儘管辯論雙方都必須用“知識”來包裝自己。所以，這樣的比賽，其中的言説內容幾乎不能放在紙上進行推敲，它只能在比賽現場的氛圍中創造一個“正確”的幻像。
2.1.2、由於所謂“辯論圈”對於辯論賽的立論部分，已經非常僵化地認定，辯論賽“必須”要在所謂“理論、邏輯以及價值”等方面加以發揮，使得我們今天看到的絕大多數辯論賽都毫無生機，沒有感染力，流於空洞的“哲學或價值上的昇華”。
比如剛剛結束的今年的全國名校賽，有一道辯題是“拼車的利弊比較”，這是直接來源於我們日常生活爭論的題目，對於拼車的弊，輿論已經形成較為穩定和統一的看法。作為辯論賽，我個人不反對對於現有看法進行取捨，並在己方立場上加以發揮，但是該比賽的反方(弊大於利)，竟然徹底地不提拼車對我們現實生活最為直接和直觀的影響，而大談一個環保上的“弊”。
這實際上反映出一種傾向，我們的辯論賽偏好宏大敍事，偏好一種空洞的“理論和邏輯上的正確”，我們特別喜歡討論“人類的命運”，卻幾乎不願意立足於生活的體驗，真正地討論與我們的公共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因此今天的辯論賽絕大部分都是遠離公共生活的，並且這種遠離還是整個“辯論圈”所刻意製造的。以弗洛姆的社會心理學來解讀，這反映的就是我們今天所謂辯論圈的高度自戀，這些所謂的評委、“資深辯手”、“資深辯論愛好者”，以及那些不斷地給新辯手灌輸“正確地去比賽”的“圈內人”，一直在展示這樣的自戀，不斷強化圈內的“一致看法”，強化辯論賽的小眾化，而不願意將辯論涉入我們的公共生活，不願意將辯論賽放之於真正的大眾視野中去評價。
2.1.3、僵化的對辯題的解讀方式，刻板的言説模式，實際上所導致的，就是辯論賽已經成為一種幾乎無關於內容的純形式上的遊戲。不妨試舉一例，在今天“辯論圈”對於辯論的理解中，任何辯題都幾乎和“土豆絲與土豆片誰更好吃”沒有區別。
我們首先尋找一個“理論”，可以是烹飪方面的，也可以是營養學的，或者關於味覺方面的生理學的理論;然後我們要製造一個“更好吃的評價標準”，這個標準是從前面的理論中抽取來的;有了標準，我們會尋找各種有利於我方觀點的論據，通過這個所謂標準，表現出我們“證明”了我方觀點，這個過程就是所謂的“邏輯”;最後一個階段，我們要對這個辯題進行價值上的“昇華”，可能談到環保、飲食文化、人文關懷甚至和諧社會等主流話語，這都有可能;我們在比賽過程中不停逼問對手“你們的判斷標準是什麼”，從而展現了自己在邏輯上的力量(似乎我們認為，任何價值上的評價標準都肯定可以濃縮為一句簡短的格言);我們可以事先準備很多似是而非的“比方”，一些非常俏皮的小段子，以在自由辯論階段博得觀眾廉價的掌聲;我們的結辯毫無懸念地指責了對方“在邏輯上的錯誤”;最後，我們指出土豆絲和土豆片的問題是一個關乎“人類命運”的問題，進而進行宏大敍事，並上升到哲學層次上某個形而上的結論，於是完成了最華彩的價值昇華環節。
以這樣的方式去打土豆絲和土豆片的辯題，一樣可以打得“很精彩”，尤其要指出的是，這恰恰還是今天我們的所謂“權威評委”所期待和熱愛的，這些圈內人絲毫不去反思這樣的辯論賽到底有什麼意義，或者有可能他們認為這就是辯論賽所以應該展現出來的東西，只是出於某種虛榮而拒絕承認：在今天對於辯論的理解中，土豆絲土豆片的辯題和其他辯題是根本沒有區別的，我們的辯論賽，已經逐漸淪為一個只剩下形式的空虛的軀殼。
2.2、辯論給誰聽
辯論賽走到今天，一個陷入困境的問題，就是我們已經不知道，辯論是給誰聽的。
總體上來説，辯論賽的精英化傾向十分明顯，看看那些“高級別比賽”的評委都是些謝頂的大學教授，就足以能判斷出，“辯論圈”普遍認為：評定辯論賽勝負的，只有那些教授們才是具有“不容辯駁的資格”。換言之，辯論就和藝術和體育一樣，走向了一條“專業化的道路”，我們逐步形成的一種“共識”就是，一個非精英的、非“專業”的聽眾，以他個人樸素的、不“專業”的體驗，無法對辯論的勝負做出“正確的判斷”。但問題是，辯論賽有“專業性”嗎?或許它所討論的問題是需要專業知識的，但辯論賽本身的專業性，我個人表示懷疑。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法庭辯論是一項很“專業”的活動，但是英美法系中，陪審團的組成卻往往是最“不專業”的普通公民。我們的辯論賽能不能允許評為或者聽眾像陪審團那樣，依賴於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日常經驗去判斷比賽的優劣?這是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就事實而言，今天的辯論賽都帶有隱晦的“觀眾准入制”，它預設了觀眾是有“知識”的，有“理論上的判斷力”，並且這種預設與它強調自己在“知識”上的正確、沉湎在理論的教條中形成了互相促進的惡性影響：它越是假定觀眾都很“專業”，那麼比賽本身就越空洞、越言而無物，越在玩弄所謂的理論和邏輯關係，或者執着於那類所謂的辯論“技巧”和華而不實的辭藻，而不是切實地去展示辯題與我們今天現實生活的密切關聯。
因此，我們的辯論賽都蔑視常識，否定人的經驗和情感，幾乎所有“圈內專家”都認為辯論賽不應當打算説服任何人，辯手們就像表演拋球的小丑，玩弄着各種概念和自設的邏輯前提，併力求它們在表面上呈現出某種自洽的平衡。
我們的辯題一般都不可能需要很強的專業知識背景，而多為“大眾話題”;而對於大眾話題，辯論賽又有一種強烈的精英主義的、學院派的傾向，它不認為一個真正與這些大眾話題息息相關的“沒有太多知識”的普通觀眾“有資格”或者“有能力”理解辯論賽，它也否認依賴個人的經驗和常識能夠判斷出比賽的優劣，所以答案就很簡單了，今天的辯論賽，是辯論給那些“圈內的”辯論專家和資深愛好者聽的。在這樣的思路之下，辯論賽的道路只能越走越窄。
2.3、如何判斷出勝負
雖然幾乎每場比賽都要判輸贏，但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到目前為止，從未出現一個經得起推敲的評判制度，以一種相對客觀的標準來判斷比賽的勝負。儘管形形色色的評分方式很多，但它們甚至連最表面的合理性都不存在——從未説明在什麼情況下打滿分或者打一半分。因此各類評分制度經常出現一些可笑的結果，比如多數人判斷某方佔優，但卻因少數派在比分上的巨大差異而導致佔優方在總分上反而更低;或者儘管有一個冠冕堂皇的評分體系，但卻最終卻要靠“投票”來評出勝負。
所以到目前為止，判斷勝負的依據實際上只能是評委“總體的感受”。但“總體的感受”根本靠不住，甚至不同評委因對辯論的理解有不同側重而產生截然相反的“感受”。
總體上，對於辯論賽的理解有兩種較為明顯的“流派”，一類強調辯論賽的辯論成分，這一看法尤其重視辯論賽中各個辯手如何言説，如何解釋己方立場和反駁對方觀點，該觀點高度重視選手所表達的內容;另一看法則強調辯論賽的表演成分，該觀點更重視辯手的表達是否流暢，是否具備辯論賽“應有”的儀態，辯手之間是否有“默契的配合”，自由辯論每個人的發言次數是否平衡，以及他們是否更有“技巧”——比如迴避掉無法回答的問題有可能被認為是一種較高辯論水準的表現。
客觀地説，不應當認為這兩個觀點誰更“正確”，它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辯論賽發展了十幾年，卻依然沒有出現一個對這兩個層面(或者還有其他方面)上的表現做出一個權重上的考量。一個在內容上闡釋得相對較為清楚的隊伍，其自由辯卻幾乎只有一個人發言;而對方形式上非常優雅，內容卻無法自圓其説，那麼到底誰“更應該”獲勝?一個辯手的表現失常，到底在勝負上對全局有多大影響?沒有人知道，而且似乎也沒有人想知道。
當一羣儀表堂堂衣冠楚楚的評委坐在裁判席上，我們卻完全不知道他們將以何樣的標準、在影響辯論賽優劣的各個因素中以什麼樣的權重來分配他的“感覺”，進而判斷出勝負。這難道不是非常荒謬的事情麼?
沒有人知道憑什麼判斷出勝負，但每次都確實判斷出了勝負，我想這是辯論賽最為黑色幽默和荒誕主義的一個問題，而且似乎至今都沒有人試圖去解決這個問題。
2.4、辯論賽必須“像”辯論賽
這是僵化的大陸辯論賽發展到今天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一場辯論賽必須“像”辯論賽，換言之，今天“辯論圈”對於辯論賽的看法已經成為不允許更改的成見，革新的難度極大。
辯手必須要“像”辯手，他們要有相似的表情、相似的手勢、相似的腔調，甚至在一次全辯上，有評委老師私下指出，(面對觀眾時的發言時)稱呼對面辯手為“他們”是“不專業”的，應當稱其為“對方辯友”，這樣才“像”辯論。我們的辯詞也非常僵化，你不按照那樣的模式去表達，評委根本無法接受，甚至如果你的開篇陳詞沒有“第一第二第三”，評委會認為你“沒有立論”。我們的辯論賽必須要“證明”一切(儘管真正需要論證的結論經常被當作已經確證前提來用)，我們蔑視常識和經驗，不承認信仰的正當性(因為信仰無法被“科學地證明”)，否則就不“像”辯論賽了。我們堅決地不承認對方立場的合理性，我們的辯論賽對於雙方的評價只有兩個詞：正確和錯誤，我們從來不是在承認對方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基礎上，展示出我方更大的合理性，以彰顯真正的理性的力量。一旦承認對方有合理性就不“像”辯論賽了。
如此之類的細節還有很多，不用一一列舉。簡言之，我們的“辯論圈”具有強有力的同化力量，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絕大多數辯手都很少有自己的特點，而表現出一種“訓練有素”的充滿了表演感的平庸。越平庸的辯手，就越“像”一個辯手;越平庸的辯論賽，就越“像”辯論賽。消滅個性，消滅多樣化，似乎成為現在辯論賽的基本任務了。
我想，這種僵化和刻板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改善的話，現在的傳統辯論賽只能被公眾遺棄，留下那些“圈內人士”顧影自憐。
3、個人所設想的未來方向
3.1、允許辯論風格的多元化，而不應當有成見地認定“如此才像辯論賽”。
3.2、形成公開的、經過討論和實踐的、較為穩定的評分方法或投票體系，以使得一場比賽的評價具有確實的標準或正當性。允許在具體的賽事中，制定傾向於某類因素的評價體系(比如語言是否流暢成為評分體系中首位重要的因素)，但這個體系必須是公開的、明晰的。我個人認為，無論如何，都應當特別強調，辯論賽最主要的意義在於觀點的碰撞，在於充分展示本方立場的合理性，在於其言説內容所藴涵的力量，而非外在的形式。
3.3、應當促進辯論賽參與到我們的公共生活中來，而不是鼓勵辯論賽脱離公共生活地去進行宏大敍事或進行不必要的形而上的抽象。因此辯題的公共性是重要的，而一些諸如在思辨和實際中都並無太大實際意義的題目應當儘量避免。
3.4、必須強調辯論賽中理性思維的重要價值，但也應該允許選手基於日常經驗、價值上的信仰和個人情感來闡發自己的觀點。
3.5、承認知識在辯論中的重要地位，但也應當鼓勵辯手能儘量使得受教育程度較低者也能夠聽懂自己的發言。辯論是現代民主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它是“廣場”中極為重要的活動，沒有理由將辯論賽從廣場中取消，成為小眾的遊戲。
辯論賽的每況愈下已經成為一個已經發生的事實，整個辯論圈的話語權被那麼幾個所謂評委、教練和“資深人士”所控制也已經太久。現在的辯論賽已經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時候，如果一個多元化的格局不能形成，而繼續以這種僵化和荒謬的方式存在下去，那麼它也只能成為“圈子裏”的遊戲，它沒有資格寫到紙上給別人看，比賽結束時它就開始被人遺忘，它將無關於公眾、無關於辯論、無關於現代民主社會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