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辯手在辯論理論的論述上可謂是學富五車，但是能夠好好運用的又有多少呢?辯論理論到底有哪些誤區呢?今天本站小編給大家分享一些辯論理論的誤區，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辯論理論的五大誤區
一、邏輯虛無主義
悲觀一點來説，否定邏輯不講邏輯可謂是國人自古以來的傳統，也是壓制言論、消除爭辯的利器。重視邏輯並不是説必須使用邏輯術語，言必推理命題外延交集，而是説尊重事實和語言本身的推理形式。魯迅先生有一篇《論辯的魂靈》，諷刺一些掛羊頭賣狗肉、骨子裏卻不講邏輯的論者;但弔詭的是不少人竟然只從中看懂“不要多講邏輯”這一層意思，更鐵了心要做邏輯虛無主義者。
需要特別指明的是，一般意義上的“邏輯”並非指“絕對真理”，而是合乎通過如邏輯學等總結研究所代表的一般思維規律，比如前後命題不矛盾、概念同一(不變換概念)、判斷(立場)於二分法中必合其一等。當然，邏輯也有很大的侷限，因為它只考察形式的合理，而不能檢驗內容。比如最常見的爭論“理由是否充分”，就不是一般邏輯規律所能解決的問題，而需要人們依照自身認識，並結合科學結論等進行判斷。毫無疑問，邏輯正確是辯論的必要條件，不是辯論的充分條件——希望大家記住，前半句是重點。
邏輯虛無在辯論中的危害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
其一，在辯論、比賽的過程中，使得辯手、評判無視邏輯規律而做出沒有意義或者錯誤的表達、評判。辯論中最常見的“凡是對方説的都不承認”即是最好的無視邏輯的詮釋，而辯手違背邏輯的表述在任何一場比賽中都難以枚舉，如果要用刻板的數據來分析則工作量必然非常龐大，此處僅依邏輯三規律各舉一例。
違背矛盾律的例子：問：為什麼大學生不可以在這一問題上自己做決定?答：因為大學生心智尚未成熟，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問：對方是不是大學生?那麼如果你們心智尚未成熟，是否説你們此時的判斷也不是正確的?答：大學生在有些時候，比如我方此時做出的判斷，可以是正確的……
違背同一律的例子：問：如果大學要“寬進”，怎麼保證學生具有基本的學習能力呢?答：我們説“寬進”不等於沒有標準沒有選擇，是能保證學生基本的學習能力的。問：那麼“寬出”為什麼不可以呢?答：因為“寬出”的話缺少必要的考察，無法保證畢業生的質量……(“寬”的同一性改變)
違背排中律的例子：問：請問這種違反程序法的行為是正當的嗎?答：當然不是……問：所以對方剛剛承認你們所提的是一種不正當的行為對麼?答：也不是的……
而評判的無視邏輯，使得多數基於“合邏輯”產生的辯論技巧都無法使用，任意的詭辯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被一再重複。台灣辯士有所謂“大殺器”，以“今天是幾號”這樣的問題來拆穿對手的胡扯，但是在大陸，估計十個評判九個看不懂。不重視邏輯，則辯論無意義，因為無法產生任何有效的推理，也固定不了任何判斷(命題)。這簡直就猶如一個懷疑論者的自言自語，永遠沒有“答案”。而可笑的是，許多人卻裝模做樣地宣稱，辯論就是應當“沒有正確答案”。
其二，邏輯虛無主義醜化了邏輯方法，並導致其被大量誤用。不知道有多少辯手曾問過“對方辯題的逆否命題是什麼”或者説過“對方的三段論不周延”，也不知每位辯手有多少次指責“對方自相矛盾”或是“對方邏輯錯誤”。一方面否定“白馬非馬”，另一方面又頻頻祭出“黑馬非馬”，不可謂不可笑。甚至於，個別稍有辯論經驗的“前輩”會自以為是地告誡小辯手們，辯論並無邏輯可言，一切都是技巧——這純屬沒吃過豬肉就説豬不存在的了。
其三，給其他錯誤的學説、理論鋪路，阻礙了辯論的去蕪存真。無論是辯論本身，還是研究辯論的理論討論，言者當然都希望自己的話“看起來有道理”。但很多時候道理畢竟是非黑即白、非對即錯的，就好比如果我們認可物理學上的能量守恆，就不能同時承認有永動機一樣。但是許許多多的“永動機”的發明者，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地，總是在片面地鼓吹着“存在即合理”、“事無絕對”、“言之成理即可”。這在客觀上排擠了合邏輯的、正確的理論的生存空間。並非説對待辯論也必須總是依照學術規範一板一眼地加以論證，但一個學過辯論的人起碼應該對得起辯手這個名頭，在邏輯上表現得比旁人稍微好點吧。
固然，在辯論活動中，辯手對邏輯的理解和運用面臨一個“多説多錯，不説不錯”的困境，但這並不是因為辯論干擾邏輯思維，而恰恰辯論的本質必然會暴露現有邏輯思維的問題。作為唱着東方紅、學着辯證法、揣着政治書、跟着黨長大的大陸辯手們，要有承認自己邏輯思維能力差的勇氣，並且認真學習、認真鍛鍊。俗話説浪子回頭金不換，年輕的時候好好學邏輯還來得及，不要指望用隨着年齡增長而帶來的那一點世故去彌補思維上的不足，免得將來準備站到人民對立面上的時候還一不小心跟人民站到一起去了。
誠然，理性主義者時常(在近代尤以邏輯實證主義者為典型)過分地推崇理性，以至於把理性、邏輯、科學變成一種新的宗教，令人生畏而甚至厭惡。但即使如此，這也是一種進步的宗教取代落後的宗教的過程，一如教義系統而嚴謹的一神教取代無序而混亂的多神教一般。人的信仰不可避免地受限於理性，理性程度越低，則越容易皈依荒謬而可怕的信仰,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前人類的歷史中對於邪教的信仰實在是不勝枚舉。客觀上，中國人更願意相信自己的經驗而不是某種推理的結果;至於“權威崇拜”，多數時候無關判斷而僅僅是一種遵從命令的習慣罷了。
二、辯論風格論
此處的辯論風格有時也作“辯風”、“隊伍風格”等。如果説否定邏輯是我們的文化傳統，那麼熱衷於辯論風格則是上世紀第一代辯手們走紅所引起的惡趣味了。這一概念指的並不是個人儀態、陳詞結構等技術問題，也不是語速、語勢、遣詞造句等語言習慣，而是指針對隊伍場面表現的一種籠統觀感。典型的劃分包括“花辯”、“雄辯”、“巧辯”、“霸辯”等，以及多用於玩笑的“兇辯”;非典型的劃分包括“説理型”、“抒情型”、“邏輯型”等。
此誤區的危害主要在於兩個方面。
其一，片面和表面化了辯論的審美過程，使得籠統的外在觀感代替對辯論過程的具體解析成為了主要的品鑑對象甚至是評判標準和學習方向。辯論賽不是才藝比賽或相聲大會，不應把聲音、形象上的表現作為核心價值，也不能滿足於娛樂大眾的感官。或許辯論可被稱之為一種藝術形式，但在這種語境下，政治、科學也可成為一種藝術形式;以審美行為和審美對象的廣泛性來改變某個概念的外延，只是表明一種庸俗的娛樂化傾向。
作為獨立概念的辯論，以及因具有獨特屬性而存在的辯論活動，不僅對於形式有着明確的要求，而且要求這為形式所規範的內容，即是形式所為之規範的內容——簡單一點來説，就是要求辯手參與辯論、以及大眾在評價辯論的時候，尊重其重視理性和邏輯的獨特本質，更多地以“求真”而不是“求美”的方式來看待辯論活動。
其二，干擾了以分析總結為基礎的理論構建。以辯論風格為核心的爭論已經屢見不鮮，“花辯”、“雄辯”曾紅極一個時期而為許多論者掛在嘴邊。時至今日，因這種曾經的關於氣勢風格引發的謎思仍未消去，而更隨着辯論活動的普及以及辯論形式的多元化而帶起無盡的漣漪。
以辯論風格為核心的爭論最主要的問題往往在於偏離主題，在互相駁斥的過程中離起初所針對的特定的某場比賽越來越遠，並動輒上升到對辯論的理解以及辯論價值的闡述上去。而又因為這種大而化之的討論傾向，使得許多原先應當被分類梳理的話題，如辯手道德、論證效力等，被攪在一起難分難解。而因為對種種“風格”缺乏審慎的辨別力，越來越多的辯手正陷於一種邯鄲學步的窘境，在“黃大叔”和“彪哥”們之間難以取捨。凡此種種，使得對於辯論技術的最基礎和一般的知識淡出了辯論人的視野，忽視基本功訓練而追求風格上速成的例子比比皆是。
憑心而論，辯論風格論把辯論的外在表現和觀眾的直觀感受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對於初識辯論者提供了感性經驗，也很符合“外行看熱鬧”的規律。但是，在辯論的學習和研究過程中，卻把某些表面的、現象的元素視作內在的、本質的要素加以追逐，不可不謂是捨本逐末。對於這一毒瘤，最重要的治療方法在於痛下殺手，毫無留戀地斬斷所有對於辯論風格的怪趣與迷信，把關乎此方面的問題從實際的理論討論中剝離開去，而讓它繼續停留在調侃娛樂的範圍之內。
三、劍氣之爭
劍氣之爭出自於金庸先生《笑傲江湖》的西嶽華山宗派之爭，但同時也是中華文化對於事物內外二分法的傳統表現。在台灣辯壇，劍氣之爭指的是邏輯數據型的辯論方法vs價值煽動型的辯論方法。據傳因為發掘出核心價值而榮立劍宗掌門的黃學長在奧瑞崗賽制中並不十分吃得開(歡迎讀者對本傳説提供修正線索)，因此劍氣之爭一定意義上又延伸為對賽制和辯術理念的爭論。當然，這些都與大陸的劍氣之爭沒有關係。大陸語境下的劍氣之爭多指技巧與理論，或者技巧與立論之爭，是“怎麼説”和“説什麼”的關係。比照大陸辯手的分類，其實台灣的無論劍宗還是氣宗，都是“劍宗”，因為爭論的都是説服方法問題，是一個技巧問題;而比照台灣辯手的分類，其實大陸無論劍宗氣宗，也都是“劍宗”，因為本質上都不重邏輯不重數據。其實，我覺得大陸只有一個宗派叫“玄宗”，因為辯論起來都玄之又玄，無從判斷的;當然如果有人説他對辯論的理解是從盛唐傳下來的因此應該被稱作“唐玄宗”，我覺得也無所謂。
此毒瘤(特指大陸)雖然歷史同樣悠久，但危害比前二稍低。一般來説，弊處有二：
其一，在學習中，人為割裂了技巧與知識理論之間的關係，干擾辯手思考。這個問題是如此有名以至於出現過“辯論賽重技巧還是重理論”的辯題。誠然如果是出於訓練目的，辯題當然多囧都可以，但是現實當中還真有一些小辯手認為“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請注意，孟老夫子是把“不可兼得”作為一個前提來使用，從而表明他“舍利而取義”的氣節的，而前提的對錯不由推理過程決定，是先於推理決定的。並且孟子同時也説了“利，我所欲也”。技巧和理論並不需有取捨，即使研修方向不同，最終結果也只是某個辯手技巧更好或者理論更好，而並未聽聞因為某個辯手技巧更好所以他比另一個理論更好的辯手好的。練劍而不練氣，擋不住人迎面一劍;練氣而不練劍，還真指望拿狗尾巴草當劍啊?!劍練得好，可成大劍宗，氣練得好，可成大氣宗，一般威猛。只要技巧和理論不要有明顯的短板，當然是隨便你怎麼練;與其猶豫於哪個更容易成材，其實説穿了：一樣難練。所幸這一問題雖然會困擾辯手，但並不必然導致辯手學無所成，只是徒增煩惱，浪費許多時間罷了。
其二，在使用中，割裂了辯論技巧(辯術)與立論的關係，並一定程度上貶低了辯論技巧的作用，導致二者銜接不上。特定的命題需要通過特定的論證內容去證明;但是特定的論證內容同樣需要特定的方法去展現，以期在接受者內心產生最大的“證明力”(內心確信，又稱心證)，從而帶來最好的説服效果。在台灣的奧瑞剛制以及其所借鑑的英美辯論形式中，一般均使用“辯案”這樣的概念，而辯案並不考慮何種説法最正確，只考慮哪一種辯論方式更有利於説服和辯駁。然國人的文化慣性畢竟是重道勝於重術，又受“政治思想正確才能百戰百勝”之類的流毒迫害多年，因此一開始總指望搞個無敵立論出來“擊倒性獲勝”，而辯論經驗豐富了之後又乖張地傾向於“破綻最少”的強盜式邏輯。這種傾向在歷史上使文人多流於空談、邏輯失之嚴謹，而在今則表現為辯術貧乏語言無力——當然，其實這已經發展出一種技巧：扯淡。
當然，辯論圈也有一些隊伍自認劍宗，樂於標榜自己對技術的追求，但在方法上缺少創新，骨子裏仍然是虛張聲勢的那一套。甚至於，個別隊伍以一些顯著惡劣的技術手段“傳世”，如強行規定定義、使用兩可論證、惡意曲解辯題等。大陸評判普遍不懂辯論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那些“技術性失敗”反而獲勝的案例，起了很壞的影響。不過反過來，值得肯定的是，常見的劍氣之爭正在淡漠，台灣、馬來亞重邏輯重技術的辯論風格正在影響着大陸辯手的成長，而以嚴格的範式來規定、評價辯論(引入各種限制程序，如偽造關鍵證據判負等)，也在改變着當前劍氣二宗的格局。
但是，劍氣之爭只可能淡漠，卻不會被消除。希望在談及辯論的時候，辯手們能多有點幽默感，看懂劍氣之爭的娛樂之本義，而不要動輒以它為基礎來構建自己的理論框架或是指導學習過程。此所謂嚴肅調侃有別，而亦所謂做辯手要有點腦子也。
四、精英vs草根
如果説辯論圈不存在精英取向(注意，僅僅是取向而已)，則無疑在説謊話：從電視辯論之始的“欽點”，到不成文的211985規則，到一晃而過的“王者歸來”，甚至到各種邀請賽，名校，尤其是有辯論傳統的名校的光環總是格外閃亮，不僅對己加幸運加攻擊加耐久，而且對人減士氣減防禦減命中。上海教育台一貫將節目名稱定作“名校杯”，而我也還記得第一屆英特爾時主辦方介紹説我們這個賽事的定位是“高中名校”。固然，在大學聯考制度橫行的地方，名校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智商、學識、特長，但以電視辯論為代表的“名校效應”誠然失之偏頗，導致很多人的反對。而於此同時，一些“非名校”的辯手開始頻繁嚷嚷“草根”、“話語權”，以期打破名校對大型賽事的壟斷。但是關乎辯論的討論裏，多數的“精英”與“草根”之爭都是虛假的，討論者也很少咀嚼這兩個詞的真正意味。
這一對概念帶給辯論的影響與其説是理論上的，不如説是觀念上的。其危害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高校辯手口中的“精英”與“草根”往往只是“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的代名詞，這種與本義不符的使用只會人為製造隔閡。“精英”與“草根”本身是具有政治色彩的文化概念，很像一種對於陣營的劃分，使人不難聯想到階級社會的對立。然而對立只是有害的，滿足於建立和使用一套只在本陣營流行的話語、理論，不僅不能起到相互補充提高的作用，反而使得辯手更加畫地為牢。一般熱衷於這種陣營劃分的辯手，不僅不善於吸收他種辯論經驗、辯論技術，而且在但凡涉及到榮譽、利益的時候，過多地拘泥於小團體中。而從辯論比賽的舉辦上來説，這種劃分也會導致組織方好大喜功或是居於一隅，不邀請與自己學校“檔次”不相當的學校的辯手參與，或是無法公正地看待他們的辯論實力。而這種傾向並不僅僅存在於“檔次”相對較高的學校的辯手之中，也存在於一些自認“低檔次”學校的辯手之間。行政原因原已使各高校存在隔閡，而這時人為構造矛盾就更沒有必要。
其二，對於“精英”與“草根”的片面理解導致許多辯論理論基本定位錯誤。這些定位錯誤的理論包括“教學説”、“遊戲説”、“表達意見説”、“鍛鍊口才説”等等，此處一一分析。
“教學説”是指將辯論過程理解為由雙方辯手加評委共同演繹對某個問題的探討，從而教育觀眾的。這一理論從根本上把辯論定義為一種精英化的展示過程，是一些“更有知識者”向“缺乏知識者”進行灌輸的過程(鑑於辯論從固有形式上不給觀眾發言機會，所以這並不會成為一種“交流”)。當然這種説法在適用於高校辯論時，並不全錯，但基本無法解釋高校辯論之外的實用性辯論。如在學術辯論、法庭辯論、議會辯論等許多場合，“觀眾”都比辯論者更有知識;而即是類似於美國總統電視辯論這樣以民眾為對象的活動，所追求的也不過是個人魅力的展現罷了——如果非要説民眾在其中受到教育的話，那也僅僅是對於這種民主形式的耳濡目染，與辯論者所討論的全球變暖或恐怖主義關係不大。應該説，把辯論理解為“寓教於樂”某種程度上受電視辯論的“宗旨”影響很深。須知新加坡最早發起電視辯論是為了推廣華語，而中國媒體參與進來是為了弘揚學威。
“遊戲説”有積極與消極兩類，積極型與分析哲學的“語言遊戲”相近，旨在分析高校辯論的功能，而消極型則將辯論理解為一種消遣活動，甚至有時是屬於破罐子破摔型的理論。此處反對的僅僅是消極型。遊戲説基本否認了實用性辯論的存在，而僅僅針對高校的辯論比賽，認為屬於“不能或很少能獲得實質性收益”的遊戲。這一理論的一個基本假定是，人應當追求成為更優秀的人(精英)，而精英是不需要懂辯論的，或者“辯論是不能使得草根成為精英的”。這種説法充斥着實用主義的味道，有時又或是失敗者的遮羞布而已。
“表達意見説”實際上是一些不太懂辯論卻懂一點言論自由與民主程序的人提出來的。其認為辯論的主要目的不在於對爭論事項做出決定，而僅僅在於給雙方一個表達意見的平台，並培養他們的這種溝通習慣。這一理論在與片面化了辯論活動對於正當程序的推廣作用，並且也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實用性的辯論的存在。
至於“鍛鍊口才説”，某種意義上與成功學接近，和“遊戲説”恰好相對，認為通過辯論可以鍛鍊一個人的口才，提升其綜合素質，甚至“把草根變成精英”。這一理論的最主要錯誤在於誇大了辯論對於口才的作用，並且過多地關注於比賽的臨場反應方面，忽略了辯論所遵循的理性的邏輯的原則。
其三，對於“精英”與“草根”的爭論容易把辯論的問題引入歧途，變成“公平性討論”，而恰恰忽視了對於辯論作為普世的、通用的工具自身特點的發掘。因為以高校辯論賽為主要載體的辯論活動本身缺乏實用性，使得辯手的目光往往會比較狹隘，執着於辯論比賽的成績。但如果稍有敏感，就會發現辯論的大環境相對十五年前不是變小而是變大了許多倍。門户網站説，搜索引擎就像是核武，不一定有很大用處，但最好有一個防身;其實對媒體來説，辯論類節目、辯論類板塊也正在成為這樣的“核武”，觀眾、網友厭倦了“磚家”的眾口一詞和總是被動接受信息，因此要求獲得、參與不同意見的對抗。
因此辯論活動從來沒有被“精英化”，相反倒是越來越在“草根”中得到普及。而“精英”壟斷辯論亦是不可能的，一如統治階級不可能壟斷語言、邏輯一般——誠然他們可以通過壟斷媒體、權力來影響大眾，但從稍長的時間跨度上來看遠達不成壟斷。
因此辯論的問題，永遠只應圍繞辯論作為話語工具自身的特點，即如何“求真”。在今日而言，這種“求真”的要求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項工作：一、節制諸如“真理是否越辯越明”這類形而上的討論，注重實證;二、在實踐中檢驗、修正、創造論證的分析工具和評價方法，通過更科學的手段來減少對辯論結果認定的不確定性;三、重視辯論證明、説服的本質，圍繞這一本質展開學習;四、統一辯論理論中的概念、術語，展開研究和歸納;五、廣泛關注高校辯論賽事之外的辯論活動，從中學習;六、以實用性辯論的模式作為參照，改造現有的辯論比賽模式，使之能夠適應前者的需要。
胡適在百年前勸解人們説：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其實我們今天也該做相仿的事。那些以辯論機會被攫奪為口實而大做噱頭的人們，有幾個是在為旁人的辯論機會而努力的呢?那些熱衷於把辯論賽取名為“學術盛宴”的人們，有幾個是真正關心辯論的推廣呢?那些期望與“家天下”一榮俱榮的人們，又有多少心思是花在研究辯論、培養辯手之上的呢?少説些精英草根，多做幾個正兒八經的立論吧。
五、政策辯論
之所以將“政策辯論”列為最後一大毒瘤，僅僅是因為它產生得最晚、最為新鮮而已，其不良影響卻毫不遜色於其他任一項。須知，政策辯論本身並不錯，出問題的在於它的移植過程。這個問題的本質就好比，大陸辯論圈看台灣辯論圈的孩子很好，於是也借種生了一個，但不小心把孩子扔了把胎盤留下了。政策辯論不僅僅是一種命題的導向，也不僅僅是一種比賽的流程，更不僅僅是“合題性質疑”之類在大陸少有人理解的輔助規則。政策辯論之所以得名，是因為在英美被用作辯論訓練時，以“討論政策”為基本形式。其背後所藴含的，包括了科學實證的方法和精神、程序公平與制衡的制度原則、論證的實用性、學術分析的可行性，並結合了成本、時間控制等諸多因素。學習借鑑固然可以，但須得清楚：什麼是要學的，怎麼學。
此毒瘤的危害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容易造成隔閡。辯論人之酷愛劃分陣營前面已有提及，而以辯論的基本形式做區別則再容易不過。“政策辯論派”與“非政策辯論派”已然產生矛盾，在各種場合互相攻訐諷刺：前者指後者空洞花哨，不是辯論;後者指前者附庸風雅，有名無實。總的來説，這種相互評論都還誠懇：P 滬上有高校慣言自己是政策辯論嫡系部隊，對於價值辯論的比賽向來不屑。雖然我沒有打過奧瑞剛，不方便評論其政策辯論水平，不過單從這種以形式否定內容的做法上來看，實在和天府人家那個懂辯論的笑話相當。“你不懂辯論，我懂辯論”實在有如兒戲一般，而“政策辯論”與“價值辯論”的爭吵，也僅僅是紙上談兵的軍事家造出來的輿論戰罷了。
其二，引發盲目的追逐，加重了辯論活動中形式主義的問題。極端者有把政策辯論視作大陸辯壇的救命藥的，以為如造房子推倒重來就可;其實是“外來的和尚好唸經”這個老毛病。對多數辯手來説，這是一個標籤，一種嘗試;但其實對他們來説政策辯論與非政策辯論的區別，比攻辯和陳詞的區別還小。在無數所謂“政策辯論”中，看到許多掛羊頭賣狗肉者。於是乎那些最初的政策辯論者又跳將出來澄清“真偽之別”。
且不説政策辯論是否一定比論者口中的“傳統辯論”、“價值辯論”要來得好，但是對於政策辯論本身，太多辯手都沒有花力氣去學習過。舉例言之，對於取自法庭辯論的“證據規則”，除了有如口香糖般的“偽造關鍵證據判負”外，大家有多少了解?什麼樣的事物可稱作證據?誰當提出證據?何時當提出反證?何謂關鍵證據?證據的形式有什麼要求?證據的效力如何判斷?等等。又有如交叉詢問中，什麼叫做問方總結?答方何時算作迴避問題?何時問方無權打斷?等等。
政策辯論一來，頓時多了許多政策辯論者。而後，其中的一些又成了偽政策辯論者。於是又有人來反對偽政策辯論者。固然在反覆的過程中，辯手也會學到許多東西，但終究還是多數陷到形式主義的井裏去了。
其三，定位模糊，浪費辯手時間。如果説“價值辯論”還被賦予了一個“教育者”或者“表演者”的定位的話，那麼“政策辯論”的定位又是什麼呢?大陸沒有議員，辯手裏也極少法律從業人員，所以期待政策辯論的這種模式能學以致用是不太可能。典型的政策辯論內容又極嚴謹甚至枯燥，缺乏觀賞性，不足成為教學和表演的方式。在所有辯手中，真正執著於專精辯論能力的又極少，所以它也必不能成為許多人的樂土。有興趣者把政策辯論作為一種研究對象，尚可理解，然而若要形形色色的辯手都能有所獲得，則不怎麼現實了。所以，政策辯論對於大多數辯手來説只有兩個結果，或者成為純粹的噱頭，或者讓他們在一兩年裏茫然地操練某套招數但最後發現沒有太大意義。當然，這裏討論的不是辯手素質培養的問題，誠然任何認真的學習過程都對辯手成長有利，而政策辯論的嚴謹形式可能使得裨益更多——但這種裨益往往還不足以豐富到產生實質性的結果。因此，對於習慣於“傳統辯論”的大陸辯手來説，如果不準備在辯論的路上走得比較遠一些，“政策辯論”不能帶來什麼幫助，而反而會多耗時間罷了。
我對無論政策辯論的説法還是奧瑞剛之類的賽制都沒有反感，也在嘗試把其中的要素結合到一般的辯論形式中。但即使作為法學出身並因此對程序證據有更多認識的辯手，我也依然認為許多流行的説法並不足信，而希冀於用政策辯論來改變大環境是痴人説夢。要真正理解政策辯論，則首先必須掌握各種與辯論有關的技術，而後又因此掌握制定規則的技術;因為所謂政策辯論，最本質上指的依然不是那些籠統地觀感上的區別，而是規則上無微不至的限制。辯論的形式只是一個外在規範，而不論這個規範是什麼，都必須是服務於辯士這個內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