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經濟形勢心得體會 篇1
2月22日聆聽了國務院研究室宏觀經濟研究司副司長郭克莎教授專題講座以後，使我受益匪淺，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不但需要智慧、勇氣、信心和決心，我也深深懂得接受新知識、新理念，不斷充實自我。隨着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市場競爭的加劇，我縣外出務工人員也紛紛返鄉，經調查，今年年初，共有返鄉農民工15970人，其中女農民工6375人，如何幫助返鄉女工就業創業和增收致富，是擺在縣各級婦聯面前的一件大事。各級婦聯要高度重視，結合實際、整合資源、創新載體，激勵廣大返鄉女工自主創業、就近就業，並積極協助黨委、政府及相關部門做好返鄉女農民工工作。
在新的形勢下，縣婦聯將認真貫徹落實黨的xx大精神，堅持科學發展觀，以中國婦女“十大”、江蘇省婦女“十一大”會議精神為指導思想，以泗陽縣第十次黨代會第二次會議精神為工作中心，始終堅持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找準婦聯工作的切入點和着力點，把握工作的新特點、新規律，探索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切實履行好組織婦女、引導婦女、服務婦女和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職責，以“爭做時代新女性，推進和諧新發展，共建美好新泗陽”為主題，以“緊盯大項目，幹好大項目”為目標，號召全縣婦女大力開展“巾幗創業建功行動”、“萬名婦女培訓行動”、“愛心陽光援助行動”等三大行動，進一步發揮婦聯組織協調優勢，不斷開創婦女工作新局面。
為了加強對返鄉婦女教育培訓，儘快掌握實用技術，快速提升技能水平，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走出困境和低谷，作為縣婦聯主席就強化對返工農村婦女培訓，提高她們的素質，拓寬她們的就業渠道，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
一、加強領導，確保工作取得實效。各級婦聯要把返鄉女農民工工作作為服務“三農”的重要內容，作為關係婦女民生的重大問題，作為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一項重要舉措來抓。
二、加強調研，摸清底數。2月19日專門下發《關於做好返鄉女農民工有關工作的通知》(泗婦發[20xx]09號文件)，要求各級婦聯要一把手親自抓，分管領導具體抓，並明確專人負責，認真抓好返鄉女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就業服務、權益保障等工作。掌握返鄉女農民工的基本情況。充分調動基層婦聯組織尤其是鄉鎮、村級婦代會組織的工作積極性，通過走訪村(社區)、組、户，開展了調查摸底，及時準確掌握了返鄉女農民工的基本情況;及時瞭解情況，準確提供信息。
三、開展培訓，提高返鄉女農民工的就業再就業技能。加強與勞動農林、教育、科技等部門的密切聯繫，要結合地方特色、產業特點和女性特色，組織返鄉女農民工參加縫紉、手工編織、電子、農產品加工等方面的技能培訓，使她們充分享受國家培訓優惠政策，提高就業再就業能力;依託本地的工業園區，大力發展技信培訓，開展了缺工企業與返鄉女農民工崗位對接，實現返鄉女農民工的就近轉移、就業。
四、拓寬渠道，為他們提供創業平台
積極為返鄉創業女性爭取創業場地、税收優惠、金融信貸、就業扶持、創業服務等優惠政策和項目資金，為她們提供創業培訓、項目推介等指導和服務。
五、強化維權，切實維護返鄉女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積極協調勞動保障、信訪、司法、等部門，着力解決當前返鄉女農民工反映比較多，與農民羣眾切實利益直接相關的問題，如拖欠剋扣工資、工傷事故和重大疾病賠償等困難;利用各種形式宣傳、幫助廣大農村婦女增強法制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對嚴重侵害婦女權益的案件及時跟蹤，督促有關部門依法處理。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我們要始終把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貫穿於婦女發展的全過程，樹立新的發展觀念，開拓新的發展思路，提出新的發展舉措。進一步統籌社會資源，搭建工作平台，促進婦女與經濟社會同步發展的統籌協調、婦聯工作與其他相關部門工作的統籌協調，是婦女工作構建社會化工作格局的必然要求。
當前經濟形勢心得體會 篇2
混沌理論，是系統從有序突然變為無序狀態的一種演化理論，是對確定性系統中出現的內在“隨機過程”形成的途徑、機制的研討。
蝴蝶效應來源於美國氣象學家洛侖茲60年代初的發現.在《混沌學傳奇》與《分形論——奇異性探索》等書中皆有這樣的描述：“1961年冬季的一天，洛侖茲(nz)在皇家麥克比型計算機上進行關於天氣預報的計算.為了考察一個很長的序列，他走了一條捷徑，沒有令計算機從頭運行，而是從中途開始.他把上次的輸出直接打入作為計算的初值，然後他穿過大廳下樓，去喝咖啡.一小時後，他回來時發生了出乎意料的事，他發現天氣變化同上一次的模式迅速偏離，在短時間內，相似性完全消失了.進一步的計算表明，輸入的細微差異可能很快成為輸出的巨大差別.這種現象被稱為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性.在氣象預報中，稱為‘蝴蝶效應’.……”“洛侖茲最初使用的是海鷗效應.”“洛侖茲1979年12月29日在華盛頓的美國科學促進會的演講：‘可預言性：一隻蝴蝶在巴西扇動翅膀會在得克薩斯引起龍捲
“一隻老鼠引起的金融風暴”是混沌理論的一個生活實例，是個引子。
(一)我國當前經濟的嚴峻挑戰：“兩高四低”：
國民儲蓄率嚴重偏高，
預防性儲蓄偏高，城市40%，農村60%，並且是沉澱性儲蓄，
經濟增長中居民收入增長偏低，(影響內需)
國民收入分配中中低收入人羣佔比偏低，
儲蓄總量中居民儲蓄偏低，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消費，
國內整體消費水平偏低，投資與消費失衡
感想：我國採取重大財政，貨幣政策，(積極地財政政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為保增長，更為與世界經濟週期變化錯峯，以防產生共振，否則那將是世界的災難，人民的災難，現在目的已經初步達到，保8任務已無懸念，世界經濟復甦跡象漸顯，是該需要調整政策了——為了我國改革開放，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計得以實現，我們要按着我們的節奏走，不能被打亂節奏，不能影響我們中華民族2050年實現偉大復興的大計，否則將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哀，代價太大了!
(二)山西經濟下滑的可能因素：
國際因素：國際金融危機，國際需求萎縮?能源需求
國內因素：有效需求不足，能源原材料價格波動?缺乏世界級視野，缺乏必要的避險工具，更缺乏人才。
結構性因素：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競爭力下降?產業升級緩慢，唯一亮點在“煤權改革”，但充滿爭議，結果還不明朗，謹慎樂觀。
週期性因素：本輪週期下行階段?結構單一，抗週期性差。
市場性因素：奧運行情撲空，庫存價格變化?缺乏人才，沒有全球視野，判斷國際經濟宏觀趨勢嚴重失誤，人才匱乏啊，亟待相應措施。
感想：每一個因素都需要我們研究，給於我們啟示，我們山西的經濟結構太單一，彈性相對較小，所以難以抵禦大的“風浪”，我們要調結構，搞創新，培育新的產業，挖掘第三產業，服務業的的潛力，如文化旅遊，餐飲娛樂都是有很大潛力的。
收穫：對宏觀經濟框架有了進一步認識，對山西經濟發展有了進一步理解，學習了張教授嚴謹的學術作風，謙遜的處世態度。
當前經濟形勢心得體會 篇3
怎樣使我國經濟增長保持在適度區間，或者説，在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怎樣保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而防止經濟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呢?從我國國情出發，我們要充分利用我國經濟發展中“兩大差距”所帶來的“兩大空間”。在國內外新的經濟環境背景下，面對經濟增速的這種下滑趨勢，經濟增速降到哪裏為底?宏觀調控究竟要不要“出手”?這些問題突出起來。20xx年6月中旬以後，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措施，7、8月份，經濟運行的許多指標出現企穩向好勢頭，並初步穩定了市場預期。但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仍不牢固，不確定因素很多，經濟增速下行的壓力仍很大。
關注宏觀調控中的三個重要命題
針對經濟運行的新形勢、新問題，我國這次宏觀調控提出了三個相互關聯的命題。
一是關於宏觀調控的指導原則，提出“穩中有為”的命題，即宏觀調控要根據經濟形勢變化，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和微調，穩中有為。這回答了宏觀調控要不要“出手”的問題。
二是關於宏觀調控的政策規則，提出“合理區間”的命題，即宏觀調控要使經濟運行處於合理區間，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這回答了宏觀調控什麼時候“出手”和怎樣“出手”的問題。
三是關於宏觀調控的換擋定位，提出“中高速增長”的命題，即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宏觀調控要保證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這回答了宏觀調控“出手”的力度問題，要維持中高速增長，防止經濟增速大幅度下降。
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的含義
現在，在國內外新的經濟環境背景下，我國經濟正處於增長速度下降的換擋期。經濟增速下降具有慣性，由此，經濟增長由過去經常衝出上限轉變為要守住下限，對下限的把握成為宏觀調控中的突出問題。那麼，在當前和未來5年左右的時段裏，經濟增長的適度區間究竟應把握在什麼範圍呢?從現實國情出發，為了容易形成共識和容易在宏觀調控實踐中把握，一種選擇是以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經濟增長率和物價上漲率的預期目標為參照系。今年經濟增長率的預期目標為7.5%，可作為適度區間的下限。從實踐看，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長率降到7.5%，有進一步下滑的危險，宏觀調控就實施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托住了底。關於適度區間的上限，可從物價上漲率把握，也可從經濟增長率把握，而二者一般是密切相關的。
當前經濟形勢心得體會 篇4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日經濟往來已有50年的歷史。在這50年中，特別是1972年中日復交以來的30年間，在市場原理和政府推動的作用下，兩國的經濟關係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已形成為包括產品貿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相互直接投資、金融合作、環保合作、日對華政府開發援助、經濟知識交流與政策協調等在內的多領域關係和包括從中央到各級地方及開發區，從官方、半官半民到民間這樣的多層次關係。
中日經濟關係不斷擴大
在貿易方面，中日貿易額從1972年的10.4億美元增加到20xx年的877.5億美元，20xx年間增長了80多倍。從1993年至20xx年，日本已連續九年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成為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其中，在日本的進口方面中國將在近期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最大的進口對象國;在日本的出口方面，對中國(包括香港)的出口將在20xx年首次達到對美出口的一半左右。從貿易結構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主要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等資源和農副產品等初級產品，以換取日本的機械設備、汽車、家電、鋼材等。進入90年代後，工業產品出口佔中國對日出口的比重持續上升，在20xx年達到81.8%，其中紡織品和服裝佔31.5%，機械、儀器儀表佔27.2%，在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工業品中，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產品佔了相當大的比重。
在直接投資方面，截至20xx年日本向中國投資企業達22370家，累計協議金額約441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約327億美元，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對華直接投資國。日本企業擴大對華直接投資，直接帶動了日本的機械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對華出口。在華日資企業產品大量返銷日本，又促進了中國價廉質優的紡織品與服裝、機電類工業品的對日出口，使日本的消費者獲得實際利益。這種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互為因果的良性循環早在90年代前中期就已形成，隨着近年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恢復增長，這種良性循環再次在更高層次上展現。與此同時，中國企業的對日直接投資也開始有所增長。
截至20xx年7月底，日本政府累計向中國承諾提供日元貸款28292億日元，安排建設186個項目，中國實際使用日本政府貸款約19000億日元，約90個項目已建成投產。日元貸款一方面促進了有利於兩國貿易和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對擴大兩國經貿合作起到了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又通過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和國內市場擴大而對推動兩國經貿合作作出了間接貢獻。既然發展經貿合作是給雙方帶來好處的“雙贏”事業，日本對華ODA顯然也是對中日雙方都帶來好處的“雙贏”事業。
中日經濟關係意義重大
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充分證實了中日經濟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和“互需性”(互有需求)。目前，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紡織等輕工業品和一般耐用消費品等，而日本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主要是高技術產品，這説明雙方相互出口的品種依然處在不同的附加價值層次上。至於在第三國，比如美國的市場上，中日兩國對美出口中形成競爭關係的產品比重大約只有16%。
由於這種互補性的存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也首先成為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機遇，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和經濟持續增長的背景下，日本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間產品以及轎車等耐用消費品的對華出口正在明顯增長。例如今年1～5月日本的轎車對華出口比上年同期增加59%，攝像機增加72%，食品增加23%。事實正在應驗世界銀行等機構的預測，即日本是除中國外、由於中國加入WTO而獲得好處最大的國家。與此同時，在西部大開發和20xx年北京舉辦奧運會的背景下，日本的建設材料對華出口也有所增加，例如今年1～6月日本的水泥對華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長37%左右。
從歷史變遷看，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正是周恩來所説的從“農業中國，工業日本”到“工業中國，工業日本”這個歷史轉變過程的生動反映。隨着中國工業化的進展，儘管中日在部分工業品方面形成了競爭關係，但中日間貿易量不是縮小了，反而在迅速擴大，這正好印證了周所説的，“假如永遠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那麼關係是不能搞好的”，“只有中國工業化和日本工業化，才能和平共處，‘共存共榮’”。
從兩國經濟關係發展的效果看，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有利於促進兩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擴大兩國先進文化的交流，有利於增進兩國廣大人民的利益。總之，立足於“三個代表”理論的中國人，積極肯定中日經濟關係發展已經取得的成果和進一步發展兩國經濟關係的重要意義。
從地區乃至全球範圍看，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是經濟全球化潮流在中日兩國間的具體體現，特別是在東亞地區，中日經濟關係已發展成為該地區日趨興起的網絡型經濟與國際分工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在“中國製造”的最終產品中，包含着很多“日本製造”的高技術零部件等中間產品。作為世界上最大鋼鐵生產國(按產量計)的中國每年仍要從日本進口大量高級鋼材。中國信息化的進展也導致日本生產的中間產品對華出口的增加，例如20xx年度東芝在中國銷售額的大約40%是面向中國家電企業的半導體等電子器件。在電視機領域日本專門生產高清晰度電視機，而中國專門生產標準型電視機，其單價相差懸殊。而作為中國大宗出口產品的標準型電視機當中，佔電視機成本一半以上的顯像管幾乎都是由日資企業生產的。而日資企業在中國進行生產，就要向日本總公司支付紅利、利息及專利使用費等，這又成為日本企業開發新的、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重要資金來源。從宏觀經濟看，在日本經濟低迷的形勢下，對華出口動向正在成為左右日本景氣的重要因素。如果日本面向中國的出口年均增長15%，那麼，到20xx年日本對中國(包括香港)的出口將與對美出口持平，這意味着支撐日本經濟增長的“外需”當中的“中國因素”的分量將日益接近“美國因素”的分量。總之，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已給中日雙方都帶來了巨大好處，中日經濟關係已經成為整個中日關係中最活躍、最有理性的部分，中日經濟關係發展這個事實本身成為對所謂“中國威脅論”最有力的駁斥。
還需指出，如果不是拘泥於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經濟全球化的視野放眼東亞大地，那麼，一幅世界性的工業密集地帶的生動畫面便清晰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它既包括日本，也包括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還包括韓國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這意味着在歷史上作為特殊國家的特殊現象的、以國家為單位的“世界工廠”到了當今經濟全球化時代已經過時。在生產力方面，東亞工業密集地帶的形成與在生產關係方面東亞各國產業國際分工的深化，正在形成為奔向東亞經濟機制性合作的兩大潮流。
中日經濟關係的今後課題
現在，IT業界的人們喜歡講solution(解決方案)，如何使中日經濟關係在促進兩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成為兩國經濟各自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案”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今後中日經濟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其中，發展兩國間的金融、貨幣合作以促進日本雄厚的民間資金與中國豐富的事業機會的結合(這被稱之為“中日經濟互補性的最突出方面”)，緩解匯率波動對兩國經貿關係的負面影響並預防潛在的金融危機;在加強兩國大企業之間的合作的同時重視加強兩國中小企業的合作;共同開發兩國民間企業能充分取長補短的實業模式;設計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與民間企業的對華直接投資的巧妙組合等等，有可能成為促使中日經濟關係發揮“雙贏”效果的一些重要思路。同時，也要將中日經濟關係放到東亞地區之中來考慮，通過發展兩國合作共同推進東亞地區合作，不僅要力爭“雙贏”，而且要力爭“多贏”。
如果説，迄今的中日經濟關係主要還是“工業化時代型”的關係，那麼，當前的課題是如何發展“信息革命時代型”的中日經濟關係，這包括加強信息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中日合作，加強中日軟件業的合作，提高電子商務在中日貿易途徑中的地位等等。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中日兩國都是“改革中國家”，今後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繫於兩國改革的進展：改革的滯後可能對兩國經濟關係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成為引發貿易摩擦的誘因;改革的進展則可能導致兩國經貿與兩國改革之間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從而對促進兩國經濟發展發揮更大作用。(作者為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會長)
當前經濟形勢心得體會 篇5
費孝通老先生的《江村經濟》(其實，此書在國際上較為通用的名是《中國農民的生活》)最早是1939年以英文版面世的，其後直到1986年才有了中文譯本。這時隔的40餘年，可以説貫穿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中國歷史進程——從國民黨統治到新中國的建立，以及建國後的幾個不同發展階段。所以單從時間上説，此書是中國近現代發展軌跡的見證者;另外在內容上，此書由於中譯本出現時間較晚，所以現在大家所見的中譯本里一般都會附加費老先生在回國後對江村陸續進行的十餘次調查情況以及其總結和比較。作者將本書的研究範圍從上世紀30年代一直拓展到90年代，而這些後續的補充也極大的提升了此書的價值：特別是在歷史研讀和文獻價值方面，因為目前還未出現第二本能對某一地區進行的長達60多年的調查和總結的著作，這不能不説是我國社會學研究歷史上的一個奇蹟。所以，無論上是作為歷史資料來研讀還是作為社會學研究著作來看，此書可以説都是首選。而事實也説明了這點：此書自面世以來就是那些有心瞭解、學習中國農村經濟、社會以及文化變遷的入門之選。
首先接觸此書的感覺就是通俗易懂;待稍微深入進去後，我們才發現它已經為我們踏入中國農村這一重要而宏大的調查領域提供了一個絕妙的範本。可以説，現代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很難不受到此種風格的影響：從《黃河邊的中國》到《私人生活的變革》，無不閃爍着此書的影子(看了一點，即有此種感覺····不當之處請明者指正)。而這點其實也激起了我對於此種調查風格或是研究方法的反思：為何一種思路或是方法在沒有出現之前很少有人去運用它，而一旦其出現則如同秋風掃落葉之勢風靡不止呢?能否簡單的比較説是某位大家創造了一種風格，還是説他適應了大眾對於某一事物的欣賞和偏好而順勢而為的。對於這個問題，只是一點突發奇想而已，其實不應該是我們讀書筆記的“正規任務”，僅此自娛吧!
另外，看了此書，不禁聯想起了另一位社會學大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書。雖然二者描述的現實以及作者的關注點有明顯的差異，但我們從這二者的比較中不難發現它們的異曲同工之處：對於調查地的現實片段所進行的觀察異常細緻入微，並在實地資料、調查數據以及現場感受三者中實現一種平衡和統一，構建出其理論體系和分析的框架，最後能夠給人以極大的認同感。能達到這幾方面的著作其實就已經是相當難能可貴了;但對於此二書而言，如果僅僅如此，那它們也不會成為流傳至今的經典之作了。在我看來，它們骨子裏最重要的通點就是作者通過其犀利的眼光加上嚴密的思維邏輯，把這些我們看來都很日常的材料進行了重新構建和解讀，以此勾勒出一種我們時常會有所察覺但卻只是一堆碎片、很難以言語表達的情境。而這也正是我們通過學術調查、研究所最需要培養和鍛鍊的，也是我們這些初學者最為缺乏的。
一直有種觀點：我們現在寫論文、做學術研究，最忌諱的就是抱着一種為了論文而論文或是為了學術而學術的態度。但很可惜的是，越來越多的案例告訴了我：論文或是報告的寫作已經越來越偏離我們的初衷和目的了。現在的我們，在思維能力的培養和鍛鍊上已經落後了很多，剩下的只是機械的套用他人的數學模型和公式，以此來為我們的結論服務。從這點上來看，看似是讓我們的分析推理變得更加嚴密、準確了，但事實上卻是我們對於事件洞察和分析能力的喪失，以至於我們需要通過外界的數據和模型類來為我們的推理和結論做靠山：我們已經很難做到用語言來深刻地表達事件背後的邏輯及其深層次理念了。此類變化已經把學術研究所能帶給我們的最有價值的鍛鍊和提升都消耗殆盡，對此，我們卻樂此不疲：每天都在把自己關在一片數據和統計軟件中，彷彿對事件本身的分析和追蹤理解已經不再是其任務了。所以，現在重讀費老先生的書，是對於自身的一種反思和總結，還是很有必要的額!
正如費老先生自言的那樣，他對自己學術生活的一個嚴格要求就是“理論要和實踐相結合來為改革服務”。他在本書以及後續調查得出的基本結論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一條：“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飢餓的問題。而貧困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源就在於農村的土地制度，出路就是改革土地制度”。費老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經清晰的看到中國農村的發展的基本障礙或是瓶頸了。這一方面讓我們對其學術能力以及對問題的洞察力深感敬佩，但另一點不得不引起我們思考的是：為什麼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國家在發展農村的過程中，始終不能夠很好的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這不能不説是對當前學術研究的一種嘲諷和無聲的鞭策，至於這種反思到底能否在新形勢下得到很好的處理，我們仍然需要去觀察和驗證。
貌似説了很多極端的話，加之水平有限，有不當之處請盡情批判，歡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