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見證了中國成長的軌跡，也引領了中國繼續奔向美好的明天，下面是本站小編精心整理的20xx中國改革開放40年心得體會範文，供大家學習和參閲。
20xx中國改革開放40年心得體會
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0週年，作為親歷者，回憶往事百感交集，許多相關事件恍如昨日，浮現眼前。我們這些出生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人經歷了國家改革開放前後數十年的變遷。我們可以客觀公正分析對比改革開放前後國家政治經濟和人民生活的變化，從中領悟出一些值得後輩們深思的問題，供他(她)們健康成長過程中不走或少走“彎路”參考。當然，為了話題具有針對性和客觀理性，我選擇“高等教育”作為討論話題，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談點四十年來我國大學享受改革開放“紅利”的認識。
我們學校前身的北京地質學院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的重創(文革中首都“五大學生領袖”所在高校，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和北京地質學院)，在改革開放之前三年被迫從北京遷址武漢，1987年更名為中國地質大學，目前在武漢和北京兩地獨立辦學。改革開放前，學校與位於北京市海淀區學院路上的其它七所國家重點大學一起成為我國具有鮮明行業特色的著名“首都八大學院”(農機、林業、石油、礦業、地質、鋼鐵、航空和醫學)。她們培養了大量國家經濟建設棟樑之才，為我國基礎工業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改革開放始於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時我留校任教已經8年。因此，我經歷的改革開放主要體現在大學教師“教學和科學研究”職能與狀態的變化，這些變化帶有鮮明的“改革開放”烙印，容我娓娓道來。
先説大學教育。在我的記憶裏，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職能主要屬於“傳授知識”，這一基本特質至今沒有根本性改變。我留校第二年的1971年，學校在湖北丹江校辦地質隊招收了第一屆工農兵學員。學生來源的知識基礎從國小(其中有的年齡相當於我的長輩)到1966屆高中畢業生(比我晚一屆)。我們這些“老五屆”(指文革中畢業的1966至1970屆)，尤其是我們1970屆留校任教的“新工人”(按照清華大學對1969和1970屆留校教師的稱謂，區別產業工人)沒有經過完整的大學本科學習。由於處在文革中，有的老教師還沒有完全“解放”，恢復教師身份，只好讓我們在課堂上“濫竽充數”給這些“工農兵學員”上課，可以想象這樣的大學教學質量怎麼可能得到保證。
改革開放在教育領域的顯著標志是恢復了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大學聯考，眾多莘莘學子通過知識改變了命運。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國家開始派遣大學中的學術骨幹前往歐美大學訪問學習，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理念和思想;另一方面海外留學人員逐漸回國充實大學教師隊伍，使得我們的大學教育從形式到內容發生了大的變化，一些具有普世價值的高等教育理念深刻地影響着我們的大學管理。同時，我們這些“先天不足”留校任教的大學老師乘改革開放春風，勤奮刻苦學習，嚴格要求，努力提升教學水平。例如我在擔任助教期間，既當老師又當學生，多輪跟班完整聽完所有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專業教學水平，從講師、副教授到教授(包括博士生導師)，逐步成長為一名合格的大學教師。
當年有一件與改革開放相關的事件至今記憶猶新。那是1982年我們晉升講師時，除了其它常規條件(多數條件依然屬於論資排輩)學校首次要求統一考試英語，並作為晉升職稱的必要條件，顯示了一點高等教育向“歐美國家”學習勢頭。由於我們原先的第一外語是俄語，英語屬於“自學”，大家英語水平普遍較低。然而改革開放使我較早意識到學習英語的重要性，通過自學英語打下了一定基礎。我在這次職稱晉升英語考試中取得了優異成績，教研室8位申請者中只有我及格，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改革開放使得大學學習英語蔚然成風，為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提供了有力保證。
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廣泛國際化高等教育理念使我意識到，大學本科專業教學不僅是向學生講授書本知識，還需要傳授“基礎知識、前沿知識和應用技能知識”，同時還要向學生傳達治學理念，為他們成為一個“通才”奠定基礎。至今多位學生回憶當年我的教學風格時如數家珍：留學澳洲和英國的中山大學TYT教授(國家青年千人)記得我當年強調同學們要注意閲讀高山教授(後來當選中科院院士)發表在國際專業刊物的代表性著作：“中國東部大陸地殼地球化學組成”;美國休斯頓大學助理教授SJJ博士(當年我擔任他們的學術班主任和主講“地磁學”課程)説，他至今記得一次班會，我問同學們誰上過美國兩大地球物理(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 AGU和美國勘探地球物理學家協會- SEG)網站。留學日本的中國地質大學(武漢)WD教授説，他對我上課時“強調同學們要有思想”印象深刻。還有一位擁有國家傑青、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和萬人計劃三頂帽子的南方科技大學教授LQS(留學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在本科和碩士研究生期間對我科學研究的熱情和風格記憶猶新，我們之間始終保持亦師亦友的融洽關係。
科學研究享受改革開放的“紅利”最大。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我們國家高等院校主要以本科教學為主。研究生學位教育始於改革開放之初，據説我國18位首批博士學位頒發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彰顯其神聖與莊嚴。文革前，我國部分大學只有一些規模小的研究生學歷教育。因為，那時大學教授基本沒有科研項目支撐，研究生教育實際上“徒有虛名”。在我的記憶裏，改革開放前學校圖書館基本上沒有及時更新的圖書文獻資料，尤其是外文資料。由於國家窮，不能直接訂購國際原版圖書和期刊，只有在西安、廣州等地設置了幾家國際圖書和期刊文獻影印機構，每份雜誌只需購買少量原版，然後影印後向全國大學和科研單位發行。顯然，這屬於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當然，那時候我國還沒有加入國際版權組織，管理者們普遍缺乏知識產權意識。
科學研究的國際化是改革開放在科學研究發展重要階段的顯著特徵。上世紀80年代中我首次以講師身份應邀在一個全國性學術會議上作大會報告，引起學校一位知名教授(後來當選中科院院士)的注意。為此，三年後，他推薦我與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就一項“古地磁”項目合作科學研究，所有經費由對方支付。此後促成我1994年首次出國前往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訪問交流，並順訪德國基爾大學，全面開啟了我的國際合作科研和交流歷程。
改革開放20xx年後，國家成立了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這是我國科學界的一大盛事。這是科學管理向歐美先進國家學習成立的國家級第一個面向全國“童叟無欺，老少咸宜”的科研投資機構。為此，我及時組織申請並前後獲得兩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其中一項為青年基金項目(高山負責)，另一項為我負責的面上項目，彰顯了國家基金項目評審的公開、公正和公平。記得我獲批面上基金項目的當年全校獲批的面上項目只有8項，青年基金只有5項(其中現任校長和一位副校長各一項)。此後，全面開啟了我的基礎科學研究之旅。
科學評價是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的基本特質。她充分體現了社會的公平正義，是促進我國學術機構和個人“自由、公正、公平”有序競爭的有利手段。科學評價有力地遏制了我們傳統的“論資排輩”，“沒有功勞有苦勞，沒有苦勞有疲勞”落後思想。摒棄了“説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説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人治”思維。在科學評價中最為顯著標志是通過引入三大檢索(科學引文索引-SCI, 工程索引-EI和會議索引- ISTP)，開啟了我國學術機構和個人的適度量化指標評價機制。記得當年南京大學率先在全國高校引入SCI，並連續6年SCI收入論文數位居全國高校第一。記得1992年我們學校公佈的國際SCI論文只有8篇，1998年國際SCI論文也只有16篇，而目前已經翻了幾十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採取適度量化指標的科學評價機制，促進了社會的公平正義，調動了廣大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大大提升了我國科技成果的國際競爭力。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大學開始恢復教師職稱晉升，但那時基本屬於“論資排輩”，例如晉升副高和正高者多數為文革前的講師和副教授。我們學校在改革開放20xx年左右後，開始實行“破格晉升”職稱舉措。其中1990年地質礦產部的副高破格還有一段趣聞。當年我們學校按照部裏要求，只能提供15名破格候選人。在學校選拔候選人時，高山博士位居第16名，眼看就要失去這次地質礦產部的破格晉升副高機會。這時傳來學校可以再補充5位候選人蔘與破格答辯，這給高山博士提供了一個展示才華機會，他在地質礦產部副高破格晉升答辯中“一鳴驚人”，其事蹟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早間新聞進行了報道。
改革開放給我國政治經濟生活帶來勃勃生機。xx同志最近指出，我國改革開放的大門只會開的更大。總結改革開放40年來的經歷，我有幾點深切體會：
1、改革開放的最大變化是“打開了國門”。我們國人從“排斥”到逐步認識和接受國際先進的思維方式。大家認識到普世價值的發展觀是人類共同財富，我們應當參與分享。社會公眾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從“臭老九”到“香餑餑”，從“知識越多越反動”到“知識改變命運”認識的根本性轉變。愛護人才，尊重人才已經形成一種社會風尚。
2、國家政治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形成。我們享受到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在我的家鄉，廣大農民在沿海企業打工掙錢，用勤勞雙手創造財富。他們在家鄉蓋起了城裏人羨慕的漂亮舒適別墅，過上了幸福有尊嚴的生活。
3、高等教育的公正公平逐步得以實現。大學打破論資排輩，適度的學術指標量化評價機制使得那些憑自己努力勤奮取得豐碩成果的學者獲得了他(她)們應得的榮譽、尊嚴和待遇，併成為大家學習的榜樣。讓大學生享受到那些學術等身的知名教授資源，大大提高了大學的社會地位，讓大學生及其家庭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的勝利果實。
4、自由科學研究機制有力促進了基礎科學研究的進展。大家逐步認識到“基礎科學研究是用金錢產生知識，應用技術服務社會是用知識創造金錢”的普世價值理念。現在國家自由申請科研項目的渠道呈現多樣化。大學教師和科研人員可以全身心投入自己鍾愛的事業中，實現了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要保證科研人員每週有5/6以上時間從事科學研究的目標。
關於20xx中國改革開放40年心得體會
天地玄黃，世事滄桑，改革開放轉瞬間已經四十年了。最近，我常常捫心自問，反思自己在這四十年裏究竟為改革開放做了點什麼，是否對得起此生所處的這個鉅變中的時代?
我是一個山區農民的兒子，出生於1947年，家境貧寒，年少時就經歷了不少人生的窘迫、屈辱和艱辛。1966年高中畢業恰逢文革廢止大學聯考，中斷了上大學的玫瑰夢，親眼目睹了文革初期的痴迷、瘋狂和暴虐，1968年被分配到一個縣屬小企業當了月工資18元的學徒工。1971年，因涉嫌與一樁經濟案件有牽連，我被送入縣裏的“一打三反”學習班接受審查。冤情洗涮後，大出意料地被調到縣工業交通局，走上了專職理論教育的工作崗位。1973年，又被調至縣革委宣辦即縣委宣傳部，繼續從事理論教育工作。在1978年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前，我輔導學習過《費爾巴哈論》、《國家與革命》、《哥達綱領批判》、《帝國主義論》等經典著作，宣講過“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抓綱治國”等中央文件，是“紅太陽”毛澤東的崇拜者，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信奉者，充當了宣傳“以階級鬥爭為綱”、“孔子名高實秕糠”、“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等“最高指示”的“喇叭筒”。當時，我以為這就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就是為黨和人民工作，就是踐行一個共產黨員的應盡責任。
1978年的真理標準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此後的的“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大潮，像滾天而過的隆隆春雷，震醒了愚昧、盲從、混沌中的我，使我受到了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和洗禮。自此以後，我儘量以馬克思主義價值觀、方法論看待並分析所面對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將“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作為座右銘，發獨立思考之語，為實事求是之文，讓自己的腦袋真正長在自己的脖子上即使有可能冒犯天威、遭遇某種風險和不測也在所不惜。
1979年夏天，在宣講鄧小平年初剛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時，我聯想到文革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每個基層”導致的慘痛災難，覺得列寧所闡述和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適合我國國情(馬克思雖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但他和恩格斯均沒有對其作具體闡述，只説過“共和國”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形式”，而且他們晚年已經修正和放棄了早年提出和堅持的許多思想觀點)，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四項基本原則的一個內容並不妥當，還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比較合適些。於是，我就冒天下之大不韙地把這個看法寫成一篇《我國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嗎?》寄給了黨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當時，知道這件事的領導和朋友都為我捏一把汗，怕我引火燒身，惹出什麼麻煩和災禍。但我不僅平安無事，還被《紅旗》聘為“第一讀者”，編輯部每期都把新出的雜誌寄給我以徵求意見。到1980年底，或許是偶然的巧合吧，鄧小平把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也改成了“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獨立思考探討理論和實際問題的勇氣和勁頭更足了。從1979年後半年到1982年，我寫的《左傾路線與對蘇政策》、《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制止黨政領導幹部職業化傾向》，分別得到中央相關部門和權威人士的認可與鼓勵(1987年黨的十三大正式確立了被堅持至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1989年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談，標誌着已實行三十來年的左的對蘇政策的糾正，標誌着我國和蘇聯的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有一篇《官僚主義與委任制》在省報發表後被《新華文摘》創刊號全文轉載，有兩篇在《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了，其中一篇《共產主義信念與理論修養》還被置於理論版的頭條。這些文章引起省裏有關部門注意，省委黨校黨委1981年7月決定調我來校任教，經辦理相關手續後，我於1983年到職。21世紀伊始，我還應邀兼任了十來年某高校的碩士生導師。
我國有數千年的皇權至上、極權專制歷史，浩如煙海、精華與糟粕並存的傳統文化沒有孕育出“民主”即人民當家做主的思想理念。歷代王朝之所以“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深陷惡性循環不能自拔，沒有民主的思想理論和制度安排是最根本的原因。毛澤東1940年代初曾説，中國最缺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按照這個看法，1949年以後中國已經有了“獨立”，最缺的就是實質性的“民主”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伊始也振聾發聵地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政治上發展民主”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與“經濟上實行改革”並列的“兩項最重要新政策”之一。1949年以後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的沉痛教訓，更從反面證明了政治上發展民主的極端重要性。基於這些思想認識，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一直堅持把民主建設、發展民主作為自己教學和科研工作的“主旋律”，一以貫之，愈久彌堅。
在主要承擔的行政學、政治學和科社類課程教學中，我很注重將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貫徹和滲透到各學科課程的具體內容之中，既力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世界和中國歷史、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角度講清楚民主發展的重要性、必然性和規律性，更立足於我國當前客觀的現實狀況，通過邏輯判斷、案例分析、歷史經驗和教訓總結等方法，着力闡述地方和基層政權建設中發展民主的內容、方式及途徑，儘量使學員和學生對民主發展的歷史大趨勢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理解，對政權建設、政府管理及基層羣眾自治和黨政關係、黨羣關係中發展民主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基本方向、基本要求有一個比較清醒的把握。受邀在校外一些地方和單位作時事政治專題講座時，我大體上也是這樣做的。
科研是教學的基礎，教學的需求就是科研的方向。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的科研基本上是圍繞着民主建設和發展進行的。主要成果，一是在國家和省級報刊發表論文數百篇，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人民日報1981.9.21)、《從制度上保障幹部同羣眾的密切聯繫》(人民日報1984.2.27)、《政府職能轉變與民主化進程》(理論探索1986.10期)、《論不同時期人民民主專政的特質》(山西大學學報19874期)、《還權於政》(中國政治體制改革1989.2期)、《“兩次飛躍”都是在主要防“左”的過程中實現的》(人民出版社學習雜誌1993.12期)、《充分認識領袖的權威和作用》(人民日報1997.5.15)、《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光明日報1999.10.1)、《沒有民主就沒有共產黨》(炎黃春秋20xx.3期)、《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藍圖及其實現》(炎黃春秋20xx.7期)、《什麼是黨的領導，怎樣堅持黨的領導?》(理論探索20xx.4期)等。二是出版著作十多部，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幹部制度改革與民主》(羣眾出版社1986)、《民主建設論》(人民出版社1993)、《民主探求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xx)等。三是主持和參加國家和省級課題二十來項，有代表性的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在地方和基層的實踐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xx年結項)。四是20xx年至今在中國選舉與治理、愛思想、共識等網站發表文章上百篇，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從馬克思主義民主觀看共產黨執政》、《共產黨是人民羣眾的工具》、《蘇共以黨治國亡黨亡國的歷史警示》、《改革地方黨委對人大的領導方式》、《強化地方人大行使選舉權的法律保障》、《黨政領導幹部任用制度改革探索》、《民主集中制不等於民主加集中》、《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社會主義》、《公民社會：人民民主的根本和基礎》、《嚮往民主中國》(電子書)、《黨和法均為手段，人民當家做主才是目的》、《共產黨領導反思札記》等。
實地調查是科研的必要條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就難免要在文章中説空話、套話乃至假話。只要有機會，我就儘量向幹部羣眾瞭解改革、發展特別是地方和基層民主建設的實際情況。比如，1987年黨的十三大前後，我被抽調到省委、省政府領導同志主持的本省“政治體制改革實施方案”起草小組工作了半年多，與同事一起在全省多個市、縣、鄉鎮和企事業單位，就各層次黨政關係的實際狀況進行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蒐集掌握了許多第一手材料，為研究民主建設中的地方和基層黨政關係提供了比較豐富的現實依據。
反躬自省之後，內心稍感寬慰，覺得自己對改革開放大業還是盡了一點綿薄之力的。雖然這點努力像精衞填海一樣微不足道、勞而無效，雖然我國民主發展的現狀和前景迷惘朦朧、令人憂慮，近些年來甚至冒出了愈益甚囂塵上的否定改革開放、為文革翻案的歷史逆流，研究和宣傳民主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讓人畏懼的敏感區域，但我四十年來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直至現在仍然“一根筋”地為發展民主筆耕不輟、竭力呼喊，沒有辜負真理標準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自己的啟蒙，沒有辜負當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的時代大趨勢，也算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20xx中國改革開放40年心得體會範文
改革開放四十年，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不斷走向輝煌的四十年。滄桑鉅變，日月光華，改革開放已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也深深地影響了世界。
四十年前的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教育癱瘓、人才匱乏、法制殘缺的國家，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牢牢把握住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高瞻遠矚地提出了“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我國改革開放的航船踏上了征程。四十年來，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中國人民，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一個經濟強大、文化繁榮、教育興盛、法制健全、人才豐富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走過了不平凡的四十年，國家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舉全國之力，一切以經濟建設為重的工作重心為今天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裏，經濟實力不斷提高，帶動了國家社會各領域的大發展，科技領域的國家支持更加強大，建設科技強國有了更堅強的物質基礎，C919大飛機首飛成功、墨子號量子衞星成功發射、可燃冰開採、量子計算機技術的研發、載人航天工程不斷髮展、成功進行蛟龍號載人深潛試驗、人造水稻技術不斷取得新突破，打造出了“中國橋、中國路”等中國製造名片。文化領域百花齊放，各類人才有個更加廣闊的施展空間，出現了海外人才迴歸潮，大學教育更加科學普遍，源源不斷地為國家和社會貢獻智慧、輸送人才。法制建設更加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建成，立法、執法、司法活動更加科學合理，全社會法治氛圍和法治信仰逐步建立。
今天的中國不僅有信心有能力讓中國人民過上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美好的生活，更有能力承擔起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責任，為世界問題的解決貢獻出中國經驗、中國聲音、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在中國的倡議下，“一帶一路”項目開花結果，惠及沿線多個國家和地區，為當地帶去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和經濟發展機會。成功舉辦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峯會、上合組織峯會、金磚國家峯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博鰲亞洲論壇等國際會議。今天的中國越來越為世界矚目。
我們取得的種種成就，都是因為一條正確的道路，那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順利前進，不斷取得新的勝利，就必須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實現人民福祉、增強綜合國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在中國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哪一個歷史階段，從來沒有哪一項國家政策，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能量，以至於在一個擁有數億人口的國度在短短的四十年間即取得了如此輝煌的成就。偉大的奮鬥過程，造就了這個偉大的時代。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的中國人民，之所以要紀念四十年前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就是要永遠銘記，只有改革才能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只有開放才能使中華民族永葆生機活力。
世界正在融入中國，中國也正在融入世界。在新的歷史方位，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歷史節點上，我們要向為改革開放事業不斷奮鬥不斷奉獻的人們致敬，也要向奮力開創新時代國家復興新局面的勞動者們致敬。
美好的未來是屬於中國人民的，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必將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