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着：世界各地有很多科學家都如生活煉獄之中，倍受煎熬。倫敦已是深夜，Deborah Dormouse依然輾轉難眠。她已經焦急地等待了4周，她不知道如果她打電話給 《自然》雜誌的編輯詢問她的論文處理情況是否會產生負效應。在陽光燦爛的悉尼， Wayne Wombat正在大發雷霆，因為他的學生的論文被《科學》雜誌拒絕了，《細胞》雜 志正在請他審閲一篇內容相似的論文，他要對之實施報復。在舊金山，Melissa Mariposa閲知她遞交給《當代生物學》的論文必須縮減
一半後才能被重新考慮。她不得 不忍痛刪除一些關鍵數據，並且極端簡化結果，因為她的博士後需要將這一期刊列在他 的簡歷上，否則他就得不到西班牙馬德里的一個工作。
一篇論文是否能發表取決於作者、編輯和審稿人之間的相互作用。越來越多科學家們 正在孤注一擲地只將論文投遞到少數幾個頂尖的期刊，然後又浪費時間和精力去處理論 文，討好編輯。這種做法最終危害了論文發表的目的、文章的可獲得性和研究質量本身。
一個主要原因
在生物醫學科學領域，日益加大的壓力迫使科學家們將論文發表在頂級期刊上，更是 助長了這種趨勢。甚至在我們的日常言語裏也反映出對頂級期刊的迷戀 - 我們説某人 是一位好研究生，是因為他在《細胞》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這説明我們認為期刊比科學 信息本身更重要性。這意味着如果我們在頂尖期刊上發表論文，我們的目標就達到了， 否則我們就失敗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部分原因是掌握經費和職位分配大權的人在評價科學 家時不是評價研究本身，而是根據“表現指數”來衡量，因為將一些數字加起來比嚴肅 地思考一個人的成就更容易。管理者正在竊取科學家們的權力，他們營造出“成績責任 制”文化，目的是建立最完善的行政管理體制，有效地控制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結果， 這使得社會成為了一個“審計社會”(Audit society)：每一項指標都被精確地計算， 最後指標成為目的本身。
在這樣的“審計社會”中，發表論文的數量、作者在名單中的排序和期刊的影響因子 成為評價科學家的依據。在日本、西班牙和世界其它地方，這種評價方式發展到成為精 確的公式化行為。但是，不能讓行政管理人員對此全部負責，很多科學家們熱情地參與 其中。從什麼時候開始一些人為的指標成為科學工作的目標?儘管有各種堂皇的理由説， 將論文發表在頂尖期刊上會有更廣泛的閲讀量，但是，當我們將期刊的重要性置於科學 本身之上時，我們就是將我們在自己的世界中變成了俗氣和無教養之輩。 (我們就是將 自己在學術界置於平庸之輩。)
一些科學家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但為什麼絕大多數科學家還是如此熱衷於期刊的名 望呢?這裏有心理和職業兩個方面的原因。年輕的科學家們將在好期刊上發表一篇好論 文視為進軍科學皇冠的起點。而已有聲望的科學家則希望在頂尖期刊上發表論文以證明 自己仍有高見。與在科學發現的王國中樹立聲望相比，所有的人都逐漸認識到，在當今 實實在在講求硬通貨的審計社會中聚集“資本”更為安全和容易。另外一個因素是現在 的社會瘋狂地追求知名度，科
學家們也身不由已。許多科學家在自己的工作被媒體報道 (無論準確與否)時會心存感激，而那些領頭的雜誌也通過新聞發佈來為此鋪平道路。 比如説，西班牙的大報El Pais就經常會對西班牙科學家在Nature，cell和Science上發表的任何文章進行特別報道。
後果
這對於作者、編輯和審稿人的行為帶來了一系列的後果。
作者必須決定什麼時候、怎麼寫他們的研究工作。寫論文的理想的時刻是在 某一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並獲得了可信服的信息之時。但是，現實的做法常常是在有可 能出現結果的最早時候就開始寫作。結果，科學發現就像意大利香腸一樣被切成一片片， 然後再遞交給不同的期刊以發表更多的論文。
科學家們必須全力以赴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工作，以儘量減少論文被拒的風險。頂尖期 刊絕不會考慮競爭對手已經刊登過的結果相似的論文，即使這項研究已經花費數年時間 而遞交的時間只相差一週或二週。當然，如果兩篇競爭性的文章同時遞交給期刊也有好 處，每位作者都會用另外一篇論文來引起編輯的注意，認為他們的研究課題是熱門的。 毫無疑問，論文的遞交和報告讓許多科學家們徹夜難眠。
作者需要決定怎樣做才能將他們的論文發表在頂尖期刊上。研究結果是否可以被炒作 到足以為話題?是否要將一個複雜的問題超級簡化以吸引人?是否可以在論文中找到一 個故弄玄虛的信息讓人們立刻記住?是否發現了與人類疾病有關的某個含糊不清的聯繫? (提及人類疾病往往會提高以後論文的引用數量，也使雜誌顯得有吸引力。)能否將論 文的長度壓縮到實際需求的更短?比如，即使論文應該以更長的形式遞交到更專業化期 刊上，為讀者提供更多些的服務。
是否可以將它壓縮成更短的形式而遞交到Nature雜誌? Nature上的短文和Science上的報告部分常常壓縮很大，只有很不顯眼的示意圖，使得 其內容難以被讀者***。互聯網上的補充材料也許可以緩解這一問題，但是印刷版的讀者會覺得上網不是那麼方便，而它們的電子版的上架時間也讓人擔心。
這樣，越來越多的研究小組負責人開始親自執筆寫論文，他們或許並沒參與實驗，而 實驗工作主要是由初級科學家完成的。但是，研究組長經驗豐富，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 式展示工作，也許正因如此，對實驗細節的不瞭解反倒成為有利因素。學生和博士後又 回到了桌邊努力工作，增加產出。然而，他們卻沒有學會如何寫作研究報告。
編輯： 頂尖期刊的編輯總會收到過多的投稿。比如，《自然》雜誌現在一年要 收到9000分左右的稿件，(這個數字是10年前的2倍)，因此不得不拒絕約95%的生物醫學 方面的論文。《發育生物學》是一本高質量的專業期刊，它的拒稿率基本上是70%，而 在1990年，這一數字是50%。頂級的期刊收到太多的稿件，沒有辦法將它們都送給同行 進行評審，因此，編輯手中的權力變得比審稿人的判斷重要得多。結果，作者們開始用 各種手段拉攏、奉承、甚至威脅編輯。小組組長能夠證明花費時間和才智在這些策略上 是值得的，因為編輯們會因此動搖，而成功的回報非常之高。影響因子和經濟的合力作 用在頂級期刊間建立起競爭(Cell雜誌最近就以極高價格被轉手)。這樣的一個結果就 是編輯甚至會央求明星科學家為期刊寫最流行的論文。所有這些力量綜合在一起創造了一種反科學的文化，出風頭和***手腕會受到更高的回報，而富有想象力的方法、高質 量的研究結果和理性的爭論卻變得無足輕重。
即使是經驗豐富的編輯也難於作出準確判斷：要在一大堆各色論文中進行客觀、快速 的篩選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以英特網為基礎的服務能夠為編輯提供一些幫助，但是，在 專業化的黑暗角落中看清實質問題仍然是困難重重。為了安全、穩妥起見，編輯們更喜 歡那些流行的、熟悉的和意料之中的結果，而不是那些看起來古怪的、意料之外的、或 者是原創性的結果。錯誤因此出現。Michael Berridge和 Robin Irvine一篇有關磷酸 肌苷和信號的原始性論文，在
20世紀80年代成為引用率第二高的論文，但最初《自然》 雜誌拒絕了這篇論文。作者奮起反抗，最終被接受。但是，當Berridge將一些信息綜合 起來，再加上一些新觀點形成另一篇論文時，他再次遭到《自然》雜誌的拒絕，儘管最後這篇論文在《生物化學》雜誌上發表，在80年代引用率最高的論文中排名第5位。
審稿人：審稿人當然也是論文作者，只是戴上了不同的帽子。衝突因此不可避免， 比如，審稿人會支持競爭者的工作而讓自己學生的職業處於危險境之中嗎?這種利益的 衝突可以解釋為什麼同一領域的兩位審稿人對同一篇論文的評價有天壤之差。使得事情 更糟的是，頂尖期刊的編輯還會給審稿人額外的任務。在傳統的科學和技術的評價中， 客觀標準是至高無上的，除此之外，審稿人現在被要求對一篇論文是否算得上是一篇可 以發表在“《科學》”期刊的論文，即是否是讓“大多數讀者有興趣”的論文作出判斷。 讓審稿人蔘與到編輯決策過程中的做法，給審稿人有機會去損害他們所不喜歡的作者、 了結宿怨、拖延競爭對手的工作。從我多年的編輯經歷來看，的確有少數的審稿人把握了這種機會。還有一些審稿人讓論文在好幾個期刊之間轉來，讓那些缺乏***手腕的科 學家發表工作尤為困難，尤其是在研究結果與現有知識不同時。一些占主導地位的科學 家們彼此間達成默契：他們互相邀請對方加入委員會，在會議上相互提名對方獲獎，支 持對方論文的發表等，科學的客觀性因此受到了威脅。
最近另外一個相關的現象是將論文送給三位審稿人評審。儘管這樣做部分是為了保證 至少會收到兩份評審意見，但我認為這樣做主要是為了保證不至於得到平局。投票做出 的決定鼓勵被拒絕的作者做空洞的申訴，讚揚支持他們的審稿人，詆譭持負面意見的審 稿人，並要求新的審稿人，以期得到新的支持。
重壓之下，編輯將作者的權力以另一種方式交給評審人。即使審稿人可能忽略了相當 的細節，並且可能是在半個小時內形成對一篇論文的意見，但他們通常總要求作者進行 修改或做新的實驗。然而，對編輯來説最容易和最常見的選擇就是讓作者滿足所有的審 稿人，再將修改後的論文送給他們重新評審。如果作者有充足的理由不同意審稿人的意 見，那麼他就會處於兩難境地：他們要麼是花時間做他們認為很可能是無益的實驗，或 者得出並不是他們自己的結果所
支持的結論。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麼不知名的審稿人 的不滿沒有得到平息，編輯將堅持原來的觀點。以前，這些作者會將他們的論文到處發 送，但是現在期刊變得如此重要足以影響他們的職業生涯，他們不得不屈從。在這種情 形下，審稿人更像是一位檢查官而不是評價人。這種情況我見得太多，有時，研究人員會因此浪費數月的研究時間，而其間還有可能被別人搶先發表了論文。
更快的發表時間、材料交換的協議，以及被威脅告上法庭迫使期刊公開審稿人的名字， 各種壓力在不斷增加。因此出現為了更快的出版時間，一些期刊為某些特選的作者提供 綠色通道，提前在網上發表論文，幫助他們在時間的競爭中搶先一步，擊敗競爭對手。 而一些審稿人可能利用他所審論文的信息，拖延別人的時間來修改自己的論文，甚至在 別處搶先發表自己的論文。誘惑和懷疑堆積起來，融化了審稿人本來就應該使論文作者 對之加以信任的厚牆。我相信審稿人對自己應該採取的保密程度的理解存在真正的混亂。 審稿人是否應該遵從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份稿件存在的保密原則?我認為應該，但我們是 否都遵從了呢?審稿人是否應該同意審閲一份自己已經建議另一份期刊拒收的稿件的要求呢?我認為他不應該同意，但這種事情卻時常發生。
對症下藥
毫不奇怪，作者正變得越來越敏感而多疑。在我所收到的論文中，大約有一半的作者 要求不要將論文送交某審稿人，主要原因是“利益衝突”。但潛詞卻是擔心論文中的信 息被誤用，實際上他們也承認有時是為了避開嚴厲的眼睛和批評。
我此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大家對現狀的認識。不過，我們可以開始共同努力來改進局 面，緩和對期刊的迷信。而最有效的變化是管理機構在決定經費和項目時不要再相信那 些充滿錯誤的審計數據。與收到稿件的編輯和審稿人相比，這些機構具有事後諸葛亮更 全面認識事情的機會。他們可以自問，項目候選人所發表的關鍵性論文是否具有科學上 的啟發性?是否被證明具有影響力，其主要結果是否已被其他人證實?
作者也有助於打破對期刊的頂禮膜拜。方法之一就是建立互相支持的聯盟，比如在細 胞信號傳導領域所作的那樣)。如果已有建樹的 科學家推動將論文恰當地發表開放式網站上或專業化的期刊上(而不是像Nature 或Science這樣的非專業期刊上)，就將為年輕的科學家們樹立一個好榜樣。這樣也會 減輕頂級期刊面臨的巨大壓力，從而使得這些期刊能夠開始發表更完整的論文，方便讀 者閲讀理解，從而也真正挽回“一般讀者”。
我並不建議大刀闊斧地改革審稿過程。比如，我並不認為開放的評審會有什麼幫助， 主要原因是年輕的審稿人會受到威脅，而已有建樹的科學家的影響力會更為增強。一個 可行的措施是在網上遞交兩份論文，使得審稿人不知道作者的名字。但關鍵問題是要明 確審稿人的責任和義務，並公諸於眾。
專業的編輯更要明白這些危險。他們不得不艱難地做出對作者至關重要的決定，在拒 稿率高達95%的情況下，做出這種決定尤為不易。可以理解的是，也許編輯們已經將許 多本來屬於他們的責任推給了審稿人。編輯們也許沒有足夠專業研究背景、並缺乏第一 手知識，特別是某一狹窄領域的知識，但這種推委於審稿人的做法是無濟於事的。編輯 們應該立即行動起來，重新確立作者的權利。一旦決定發表一篇論文，編輯絕不能簡單 地要求作者滿足X、Y、Z審稿人的意見，而是解釋審稿人的建議，並樂意接受理性的批 評和討論。編輯們應該在自己之間做出決定，或者在給予雙方意見的前提下尋找進一步 的專家意見。編輯應該充分意識到，與署名的作者不同的是，匿名的審稿人不會為自己 的錯誤負責。編輯應該始終牢記的是：審稿人的作用是向編輯提出建議，而不是獲得作 者論文的任何控制權。
在關於學術重要性的問題上，編輯們應該具有更為長期和寬闊的眼界，並且通過對與 潮流不一致的研究內容的肯定性行為，來積極正面地鼓勵新穎的方法和課題。潮流導致 尋求新的細胞信號傳導成為目前最流行的研究論題，這會造成了不必要的重複性工作。 一個不幸的例子是，最近發表的四篇獨立研究論文，就是關於一個相同的新基因 (pygopus基因)的重複工作，每一篇論文都紀錄了多人在數年裏的細緻和艱苦的工作。
作為作者，我們放棄了讓非專業人士也能閲讀和接觸我們論文的努力，文章中夾雜着 泡沫和術語。部分原因是我們以速記的方法記錄我們的工作，讓論文可以放入狹小的版 面。但是，為什麼不讓文章更有可讀性，減少首字母的縮寫和浮誇的語言，將詳細的方 法和補充材料放到網上呢?
現在是我們這些年紀大的、已有建樹的科學家們行動起來改變現狀的時候。在有關經 費和工作職位的委員會上，我們應該確立重要的原則，不要再如此絕望地一味迫使論文 發表在頂級期刊上。我們不應該期望年輕的科學家們為了科學界共同的利益而冒着失去 個人前途的危險去呼籲變革，至少我們不應該讓他們在我們之前犧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