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從來沒有一篇小説寫得像《憤怒大師》這樣艱難。
這個發表出來只有兩萬字的小説，我寫過五萬字、四萬字、三萬字、一萬多字的不同版本。歷時近兩年，前前後後修改了不下十次，也被退過幾次稿。寫到最後，我對自己失去了信心，開始懷疑是不是江郎才盡了。在近二十年的寫作和編輯實踐中，我大致知道怎麼寫順手，什麼樣的小説更受歡迎，但總不滿足於寫出來和發表出來。我寧願選擇寫作的難度，甚至寫得磕磕絆絆，不成樣子。
這篇小説，我最初想寫人的“憤怒”。在我的感受中，很多看起來平淡無奇的普通人，內心裏也有着很多對自己的、對他人的、對時代的、對生活的、對現實的種種不滿意和憤怒，但人們依然過着在籠子裏的生活，沒有辦法改變什麼。人的改變往往也只是相當有限的，事出有因的。例如離婚，很多人是過不下去了，沒有感情了才離，但我寫的孫居一先生不是這樣。他是對日漸老去的、越來越沒有激情的自己不滿意才向賢慧的妻子提出了離婚。離婚後他又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他能變得不再是過去的他，不再是他了嗎?他如何從紛紜的社會關係中走出來，他如何在大時代中活成自己內心想活的樣子?他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這一切都要靠想象來調動自己的生活經驗，要合情合理，而這並不是容易的事。
我的寫作從來都不是老老實實的，我十分清楚這很吃虧，因為寫出來的東西不容易叫好，不容易被選刊選，不容易獲獎，不容易被改變成影視。那麼為什麼還偏那樣寫呢?這不是傻嗎?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有些傻氣。我一向認為，寫作大致可以分為傾向於用心和傾向於用腦兩類。我是典型的傾向於用心的類型。兩者究竟有什麼區別呢?著名的作家麥家先生對此寫過一篇文章，內容我忘記了，大意是用心去寫有可能成為一流的作家，但這很難，用腦子去寫，寫得再好頂多也就能寫成個二流作家，但這還要相對容易些。麥家先生，以及和麥家先生一樣的作家們很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擅長寫什麼，因此他們英明地選擇了適合自己的路子，傾向於用腦子去寫作。放眼看一下，用心想一下，那些作品讀者多的、發行好的、容易被改編成影視的、被譯介國外的，多半是善於用腦子寫作的作家的。用腦也不是説不走心，不要誤會，我是説傾向不同。我其實很佩服那些用腦子寫作的人，尤其佩服那些有自知之明的人。我基本上是屬於缺少自知之明的那類人。
選擇什麼樣的寫作，只要努力都會有些成果。我西藏題材的十八個短篇，就是屬於用心寫作的小説。十年來三次出版印刷，不斷有讀者看到並讚揚。也有不少我喜歡的作家、評論家給予肯定，很多還是名家大腕，這讓我心裏頗為得意。不過我現在已經從甜夢中醒來了，我知道不能止步於此。《憤怒大師》這部中篇算是用心寫作的，寫都市題材的。此外我寫了大量的類似的都市題材的小説，其中有十二個短篇起名叫《詩人街》的，後來有七篇以一個大中篇的體量在《中國作家》上發表了。因為是短篇，可能處理起來相對容易，寫起來難度也小些。此外還有在《長江文藝》上發表的小中篇《爬行》，還獲過一個網絡拉力賽的季軍。《爬行》這個小説與《憤怒大師》寫得同樣艱難。這樣的艱難如同是讓一隻豬或一頭牛憑空飛起來。有腦子的作家一般都不會那麼去寫，因為那樣寫出力不討好，還很容易事倍功半。
《憤怒大師》飛起來了嗎?飛起來了，從密不透風的現實中，從自我與眾人的關係中，從現實中通過想象與詩意的表述飛離了地面，但飛的姿式還不是那麼優美好看，飛得也還不高。我想什麼時候才能飛得好看，飛得高一些呢?這麼想的時候，我覺得困難重重。不過，在看到謝有順先生《文學及其所創造的》一書中，批評餘華的《活着》和《許三觀賣血記》的評論時，我的心中得了一絲安慰。《活着》和《許三觀賣血記》這樣棒的作品尚有不足，我也就不必對自己太過求全責備了。這麼説純屬開玩笑，我十分清楚寫作這種活兒不是一般的人能幹的，餘華、麥家等作家把寫作這個活已經幹得相當漂亮，我根本沒法兒和他們相提並論。還好我比他們年輕一點——可比我更年輕的八零後、九零後已經又如雨後的春筍，噌噌冒出來了，想一想好有壓力。在這種壓力之下我也在想，我以後的寫作是不是要多用些腦子?
最好的寫作當然是心腦結合得很好的狀態下的寫作，有才華的作家會結合得天依無縫，遊刃有餘，這樣寫作中遇到的一些難度也就嘩嘩的迎刃而解了。
感謝《廣州文藝》頭條推出了這部《憤怒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