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古今中外，堅守責任的人比比皆是。
劉備因政治需要三顧茅廬，不恥下問，虛懷若谷，諸葛亮對此感恩涕零，從而“志決身堅，不計利鈍”，把“興復漢室，恢復中原”作為自己的責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仍殫精竭力地扭轉時局，使之轉危為安，化險為夷。更因有先帝臨崩託孤之恩，當時，他立即表示“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又説：“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諸葛亮這樣説了，也確實這樣做了，他“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他把北定中原當作自己的責任，並且為此目標殫精竭力。“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把所受之命看得比自己還重要，以至達到了不達目的則“夙夜憂歎、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的程度。此後諸葛亮七擒孟獲，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從來沒有放棄自己“恢復中原，興復漢室”的責任。
美國最著名的陸軍軍官學校——西點學校的座右銘只有三個詞：責任，榮譽和國家。這所紀律嚴明，競爭無處不在的學校的理念就是：一個負責任的軍官才是有競爭力的軍官，有競爭力的軍官才能為榮譽和國家而戰。以責任為座右銘成就了一個學校。
一名公交車司機在行車途中突發心臟病，在生命的最後一分鐘裏，他做了三件事：一、把車緩緩地停在路邊，並用生命的餘力拉下了手動剎車閘；二、把車門打開，讓乘客安全的下了車；三、將發動機熄滅，確保了車旁乘客行人的安全。做完了這三件事，他安詳地趴在方向盤上停止了呼吸。他就是大連人黃志金。一個普通的名字，一個普通的司機，而他那份高度的責任心卻帶給我們極大的震撼。
每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信心：人所能負的責任，我必能負，人所不能負的責任，我亦能負。而西點學校，諸葛亮和黃志金恰恰做到了這一點。
然而置責任於不顧的也大有人在。執法者不負責任，冤假錯案便常常出現；領導者不負責任，玩忽職守現象便層出不窮；承建工程者不負責任，“豆腐渣工程”便屢見不鮮。這些形形色色的不負責任的人，雖然會靠着投機取巧之術暫時得到一點蠅頭小利，但最後卻將自己送上不歸之路。
“人生須知負責任的苦處，才知道有盡責的樂趣。”我們應把責任看做一種愛的表達，時刻堅守自己的責任，不虛度一生，這樣，在臨死的時候，我們能夠説：“我已經做了我能做的事。”
那麼，有這麼多好作品，你怎麼還認為今年的散文英雄末路了呢？
前面説過，頑韌堅守在蕭瑟中的紅柿子，只是個別的。
大部分作品呈現的是一張讀者看熟了的老臉，可以用兩個字以蔽之——“老舊”：題材老舊、思維老舊、寫法老舊、語言老舊、人物老舊、故事老舊、抒情老舊、説理老舊，甚至連激情都老舊了。哎呀，我們今天的散文可能是有點問題了，怎麼老是重重複復的寫法，為什麼老是“吃了嗎”“天兒不錯”那一套熟絡的寒暄呢？
甚至有些優秀的小説家，寫小説時神采飛揚的，怎麼寫怎麼有，可是一到散文領域，身體就僵了，失去了自我，只會像描紅模子似的跟在前人的屁股後面。比較典型的就是去到某某地方，看見風了看見雨了，看見山了看見河了，然後講個故事或典故，再然後議論一番，抒情若干，得，齊活。
我們編輯最怕的就是這種流水賬，特別是老黃瓜刷綠漆的文章，避之惟恐不及。而現在隨着中國國民經濟指數的節節上升，有些作者還把他們的疆域擴大到了海外，最常見的就是這麼幾個地方：克里姆林宮廣場、盧浮宮、萊茵河畔、馬克思墓地、比薩斜塔、埃弗爾鐵塔、悉尼歌劇院、好萊塢……這些地方別看我都沒去過，可經過一篇又一篇稿件的學習，簡直比去過的先生女士們還知之甚多。就在昨天，還又有個電話找我，問曰：“韓編輯，你們要不要國外觀光的文章？”我趕緊一口回絕“不要 ”其聲音之急促之高亢、其態度之生硬之頑劣，大失風度，弄得辦公室的同事們直笑我。
其實，我覺得有些文章多用點心血，完全是可以寫好的。比如XX年的一道獨特景觀，是全國各地普遍興起邀請作家採風，寫散文，以此宣傳地方工作成績。這是好事，筆者也參加過多次，親眼看到近年來祖國各地建設的飛速發展，現代化大型企業一個接一個建成投產，現代化的農業生態基地一個比一個綠意盎然，中小城市的建設一個比一個漂亮，整個國家的經濟形勢一天比一天好……每次都看得我熱血沸騰，不用人催就拿起了筆。但我從不亂寫，不草率，我對自己的要求依然是“散文”二字，必須要在文學的琴絃上撥動心靈地歌唱。托爾斯泰曾經説過：“除非有一股沛然莫之能馭的衝勁，要你握筆疾書，否則身為作家，絕不能輕易下筆。”我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今年裏，謝冕的《箇舊的春天》、王蒙的《今天的延安》、葉延濱的《到那遙遠的地方》等，都是這樣具有“散文意義”的採風美文。
怕就怕糊弄，漫不經心，對付事。或者不能寫強自為寫，為了名聲和稿費而寫，為了職稱而寫。還怕有些人士勤勉刻苦過度，對自己嚴格要求太甚，每天必須寫出兩千字三千字之類。我覺得文章跟生命的定數有關，萬物能量守恆，絕不能寫得太快，不然肯定就江郎才盡了。可是啊，試看今日之散文文壇上，到處充斥着這些率爾操觚的文章。
比如，舊人舊事，來來回回地説，即使加上許多文學的佐料，也嫌絮叼。
比如，身邊瑣事，我的狗貓我的書房……即使抹上文化的光芒，也是你一個人的展覽。
比如，時尚小資的話題，口紅呀、項鍊呀、精品呀、酒吧呀，那種有錢沒錢都顯擺的“文化姿態”，充分顯示出了自身素質的淺薄。
比如，故意去寫衞生間、廚房什麼的，即使文字再精緻再審美，也不過就是吃喝拉撒那點瑣碎事。
巧的是XX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推出了一出話劇，名字就叫《廁所》。我看了劇情介紹，也讀了幾篇評論文章，儘管有一些品評挺尖鋭，但我的印象，這還是一出貫穿着很深社會容量的作品，通過廁所這一方小天地的變化，映射出時代、社會、各階層老百姓的生活變化和世態人心的變遷。我喜歡這樣的作品，我認為，無論何時，文學都不能脱離社會，文學的天生功能就是要關注社會、推動社會的前進，這難道不應該是我們每個寫作者的底線？而我也讀到幾篇寫廁所的小散文，是年輕作家寫的，文筆確實精緻、俏皮，語言犀利獨到，時而閃爍出智慧的小火花，可是因其毫不觸及社會內容，一點兒不關涉人的命運，就怎麼也引不起共鳴。我不能説這樣的文章不好，但它充其量只是一道佐口的小菜，填不飽大眾飢腸轆轆的肚子，真可惜了作者的才華。
XX年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就是長——這些年來散文越寫越長，到了今年好傢伙了，怎麼一篇比一篇長？以前我寫過關於散文的長與短的問題，反對散文只能是“茶餘飯後的一段小哲理”。我的理由之一是“讀者不管你是長是短，只要求文章好”，那證明了我並不保守，心胸是開闊的，還有點突破規範的勇氣。可現在,大概是報刊多了、文章好發、編輯部要求不那麼嚴等等，有些作家就連基本的文學戒規,比如魯迅先生説的“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或段刪去，毫不可惜。”之類的經典，也都認為過時而“棄舊圖新”了。
尤其是一些號稱“大文化散文”的文字，掄圓了膀子大幹。文章還未寫，先擺足了欽差大臣的架勢，若寫名人必從他的祖上八代起筆，若寫地域必上溯五千年一一細數地底下都挖出了什麼，若寫學問喝更不得了了，不把莊子老子孔孟程朱理學、再加上馬恩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博爾赫斯都引用一圈，絕不收兵。這些大手筆們忘記抬起頭來朝書房外看上一眼了，看看讀者的眼光裏已經裝進了多麼複雜的含義。有人就告訴過我説：“哎呀，作家自己津津樂道其中不能自拔，讀者一見掉頭就跑。”還有報紙上發表了文章，尖刻批評説“大文化散文”沒有一篇好的，充其量都是餘秋雨《文化苦旅》的副本。我個人覺得這些話也有點失之偏激，“大文化散文”時興以來，也不能説沒有好作品，再説學餘秋雨也沒什麼錯，薩特普里安就曾經説過：“所謂獨特的作家，不是指他從不模仿，而是指誰也模仿不了他。”我認為癥結在於：大部分模仿者的學餘失之皮相，缺乏自己的真情實感，他們的文章不是從內心裏噴發出來的火焰，而僅是為了作文章而作文章。其結果，儘管堆砌了一大堆深刻的思想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思想” ，引用了一大堆史料 用電腦一調就能查到的“史料” ，用足了華美的文辭 浮辭豔彩 ，但文章本身缺乏真情、缺乏激動人心的力量，就怎麼橫寫豎寫，也拉不住讀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