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孩子與父母。農村流動人口是介於農民與市民之間的一個社會羣體，他們是“户籍”農民，卻又是“編外”市民。他們的孩子也是不同於城市孩子和農村孩子的一羣，雖然他們在户籍上仍是農村人口，但他們比純粹的農村兒童更多的經歷了“城市生活”，而他們的城市生活又絕不相同於純粹的城市孩子。由於這種特殊的社會和家庭背景，他們比城市孩子和農村孩子經歷得更多，也更早熟。通過他們筆下的家庭生活，可以更近距離地看流動農民這一羣體的生活原貌。家庭在這些孩子的心目中，最普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貧窮和父母的辛勞。一個孩子在作文中寫道：
……爸爸媽媽都是農民，每天早出晚歸，累得他們還沒40歲，就滿臉皺紋，皮膚黑黝黝的，看着像50多歲。我們生活得雖然是苦了點，但是生活得特別幸福。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節，我們沒有多餘的錢買肉包水餃，媽媽就買了點油條包水餃，沒有錢買月餅，爸爸就用給他買鞋的錢買了點蘋果給我們吃。雖然我們沒有吃到肉水餃，沒有吃到月餅，但是我們心裏都特別高興。
也許越是在這樣的家庭，孩子越認識到生活的不易，因而也越能夠培養起對父母的感激家庭的責任感。在孩子的作文中，常常會看到這樣一些話，“我知道爸爸媽媽對我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我要好好學習，取得好成績報答他們”，“我想，我長大了，要賺很多錢養爸爸和媽媽”，“我家是賣菜的，雖然很貧窮，但我一定會好好學習，一定要出人頭地”。一個孩子在作文中寫道：
爸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去送燒餅，送完了燒餅就要做，手不停腳不住。每當我爸爸媽媽做得滿頭大汗的時候，我真想説一聲，爸爸媽媽，你們真是太辛苦了。不知道為什麼，我又不想説了，我想把這句話一直留在心裏。爸爸媽媽，你們一天做的事太多了，我長大了一定要把你們的養育之恩一點不漏地報答你們。
(2)孩子與學校。
相對於其它社會羣體，流動農民的最大特點就是流動，流動生活便也反映在孩子的思想中，孩子們在作文中寫道：“我的爸爸為了賺錢才來北京的”，“由於爸爸媽媽在家裏的收入太低，總共不到200元，便來到北京打工，我也被迫轉學，來到了這個特殊的學校。”家庭的流動使這些孩子的教育過程也具有了流動性，而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他們不能在教育上做更多的選擇，許多孩子都曾有過或長或短的綴學經歷，而至今還有很多這樣的孩子徘徊在城市的校門之外，從下面這篇作文片段中，我們不難看到這些孩子曲折的就學過程：
“……我姑姑在北京，後來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難，後來就賣盒飯、賣水果、烙大餅。父母整完了他們的事，又為我的事操心，因為我在北京不上學，找不着學校，北京的學校學費太貴了，差不多得二、三萬。後來我們聽人説有一個打工子弟國小，我們就到學校去跟校長説，校長不同意，我媽把我送到了老家上學。……過了一個學期，該上六年級了，我又來了北京，到打工子弟國小跟校長説，後來校長説考試能考上就能念，最後我考上了就在這唸書了。我媽媽和爸爸為我操了很多心，我一定不能辜負他們的希望，好好學習。”
對於這些孩子來説，學習的機會是得來不易的，他們的天然受教育權利取決於家庭的經濟條件，取決於社會能不能允許和提供給他們機會。
(3)孩子與社會。
流動農民是處於中國社會底層的羣體，他們的生活缺乏規則，也沒有穩定感，對成人來説這種生活就是忍耐和拼搏。而孩子們首先要擺脱的是被歧視感和漂泊感，他們的人生觀中有着極強的個人奮鬥色彩。他們的經歷使他們對這個社會的態度和認識不同於那些處於優越地位的人們，在他們這裏，粉飾的太平黯然失色。處於這種生存環境中的孩子，自小就形成了對社會的獨特體中國的農村勞動力流動持續到現在，流動兒童即第二代移民問題已經浮出水面。90年代國中期，有的調查已經涉及到“浙江村”裏的幼兒園，有些南方報刊也有關於深圳郊區的“鐵皮房”識字班的報道。但是，那時的流動兒童問題特別是這些兒童的義務教育問題還沒有引起研究人員的特別重視，也沒有成為專門的研究領域。在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問題的調查研究中，突出而具有標誌性的現象是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學校。毫無疑問，這是迄今為止國內最著名的流動兒童學校，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這個社會問題的象徵。國內多家媒體都曾做過專題報道，若干海外媒體如《紐約時報》等也有長篇報道。可以説，對於這個學校的最初報道，啟動了大眾傳媒對於這個問題的廣泛關注。循此線索我們聯想到在北京肯定還有一些這樣的學校，於是便有了後來課題組關於這1百多所學校的尋訪調查和組織的一系列援助活動。近兩年，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問題日益引起廣泛重視，吸引的國內外研究人員越來越多，介入援助活動的海內外慈善機構也越來越多。當問題被越來越多的方面重視的時候，問題的解決也就越來越臨近了。我們由此而感到振奮。
在研究者來説，流動兒童問題是現實生活本身提出來的新課題。90年代後期以來，流動農民中的兒童數量急劇增加。這些兒童或者在家鄉出生被父母帶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繼續留在城市。兒童問題的突出使得流動從根本上超越了“勞動力流動”的意義：兒童是流動人口中的一個特殊部分。相對於流動的勞動力來説，這是一個派生的部分，但是，這個羣體有着一種獨特的成長性，在他們身上，體現着更深遠的社會變遷意義。生活經歷和人生經驗，使他們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無法安於現存的城鄉體制，也使他們有着強烈的改變自己命運憧憬與的衝動，而他們在城市裏看到了什麼，感受到了什麼，將決定他們努力的方向。兒童問題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或者説，在兒童面前，最突出的是在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問題面前，城鄉分割舊體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越加變得令人不能容忍。流動兒童問題，不僅呼喚義務教育體制調整，而且呼喚多方面的制度創新。打工子弟教育研究課題組於1999年對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學校進行了調查，總共尋訪到114所打工子弟學校。xx年6月，課題組在北京外來人口比較集中的城區——豐台、海淀、朝陽抽樣調查了619名有學齡子女的農民工，瞭解其子女教育問題。在xx年大部分時間，課題組組織了一系列打工子弟學校教師培訓和其它援助活動。本研究報告主要依據以上調查和援助活動。
一流動兒童的生存和受教育狀況
在北京的居民區、到處可見農民開的賣菜的攤子，賣菜的大人的身後，經常可以看見有5、6個3-5歲的兒童;他們是中國的民工潮出現的一個特殊羣體，在目前尚未消除的城鄉壁壘下，他們有的在家鄉出生被父母帶到城市，也有相當一部分就出生在父母打工的城市，伴隨着中國的民工潮，他們出生成長，並面臨着充滿變化的未來，户籍制度及由此而來的身份差別、城市繁榮的誘惑與拒斥，在他們眼裏是如何反映的，在他們的心靈裏留下了什麼?她們的生存狀況，尤其是受教育的情況到底如何?這些問題，是本報告試圖回答的。
1北京流動人口子女羣體規模
北京由於在計劃經濟時期的政治地位，導致城市服務業的不發達，所以北京的流動農民的進入是獨特的，比較典型的有浙江村那樣的產業-社區型進入，即把家鄉的一種成熟的小工業生產體系平移到北京，在此基礎上形成社區;另外一種是城市服務功能補償型的進入，在北京人不愛從事或不具備競爭優勢的餐飲業、日常菜品供應業、零售業，農民迅速進入並且填充了這些行業的就業機會，這兩種進入方式在流動形態上有別於珠江三角洲由於工業化對農村廉價勞動力大量需求所產生的農民流動，也有別於另一種規模較大的進入方式：建制式流入—如建築工人、保安人員等。產業社區型流動和城市功能補償型的流動在流動形態上的突出特徵是以家庭為流動單位的比例比較大，因此北京的流動兒童問題也就特別的突出。根據課題組在xx年6月針對有學齡子女的打工者所做的調查，在我們調查的家庭中共有903個子女。性別構成中男女比例為1.41:1。在北京出生的佔11.4%。在老家出生的佔88.0%。現在在北京的比例為31.7%，(其中家鄉出生，帶到北京來的比例為20%左右)，打工者的子女大多數仍然在家鄉。初步估計北京的流動兒童羣體總數在15萬人左右。其中學齡的兒童大約有10萬人左右。如果以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長大為二代移民的定義，這一羣體佔打工子女總數的10%左右，如果不論出生地，以現在在城市計，則二代移民羣體佔打工子女總數的30%。考慮只有真正的在城市停留足夠長的時間才可以稱作二代移民。由於缺少長期跟蹤監測的過程，二代移民仍然是一個很難界定的羣體。
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流動人口較多的城市—上海，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全市外來人口已達387.11萬人，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有305.74萬人，以家庭形式在滬居住的佔總量的61.8%。這裏面也一定存在着一個龐大的流動兒童羣體。對於流動兒童的研究，最受矚目的首先是兒童的基本權利—受教育問題，其次是作為一個城市的邊緣羣體與城市的融合問題。
2流動兒童的內心世界
對於流動兒童—邊緣人的第二代的未來發展，尤其是心理軌跡的變遷是人們關注的一個話題，這代人價值系統、心理狀態與社會角色不同於上一代,在這裏存在着兩種觀點：
其一，第二代和第一代相比，可能會趨於激進，並可能會形成惡性循環，加劇他們與主流社會的衝突，其二，與主流社會成功融合。(據秦暉先生、蔣達勇先生在南方週末上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兩種情況都還是基於異域理論基礎上的一些探討。作為一個社會羣體，其羣體邊界和主導心態尚不明朗。
在課題組1999年的打工子弟學校調查中，我們翻閲並收集了大量學生作文。在這些作文中，孩子們寫下了自己的生活經歷，對生活的認識。他們對家庭、對父母、對流動生活、對社會、對自己、對學習、對打工子弟學校等等的態度和認識，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心靈世界，使我們能夠從中看到他們的精神面貌。我們把這些作文分類整理，記錄在下面：認，一個孩子在作文中寫道：“我知道爸爸掙錢不容易，我知道這個社會不公平。”有的孩子甚至説：“我恨我們那裏的領導。”這種處於萌芽狀態的批判認識直接出自於他們所實際感受的社會生活，這比任何宣傳教育都更有力地影響着他們的頭腦，在這些孩子的作文中，經常會看到這樣的內容：
“我的家是很貧窮的，前幾年窮的連飯吃都沒有，這幾年還能吃上一碗飯，因為爸爸和媽媽都來到了北京。”“我爸爸在老家是個種田人，就靠着幾畝地過日子，生活越來越艱難，就來到了北京。”
“隨着改革開放，黨的政策好，我們的學費越來越多。”
正由於此，流動農民懷有改變自身社會處境的強烈願望，他們通常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孩子在作文中寫道：“爸爸每天休息的時候對我説，孩子，你要好好學習，長大不要和我一樣，做這麼苦的事。”目睹當前的社會現實，有的流動農民這樣要求自己的孩子，“他們希望我當個什麼官，既有權，又有錢……”。孩子在作文中寫道：“我家是賣菜的，雖然很貧窮，但是我一定會好好學習，一定要出人頭地。”所以，對這些孩子來説，學習是改變自身生存處境的一種出路，“窮則學，學則變”，對於一切出身下層社會的有志向的孩子，恐怕都是如此，我們從以下一組作文片段中不難認識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