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孩子與父母。農村流動人口是介於農民與市民之間的一個社會羣體，他們是“户籍”農民，卻又是“編外”市民。他們的孩子也是不同於城市孩子和農村孩子的一羣，雖然他們在户籍上仍是農村人口，但他們比純粹的農村兒童更多的經歷了“城市生活”，而他們的城市生活又絕不相同於純粹的城市孩子。由於這種特殊的社會和家庭背景，他們比城市孩子和農村孩子經歷得更多，也更早熟。通過他們筆下的家庭生活，可以更近距離地看流動農民這一羣體的生活原貌。家庭在這些孩子的心目中，最普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貧窮和父母的辛勞。一個孩子在作文中寫道：
……爸爸媽媽都是農民，每天早出晚歸，累得他們還沒40歲，就滿臉皺紋，皮膚黑黝黝的，看着像50多歲。我們生活得雖然是苦了點，但是生活得特別幸福。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節，我們沒有多餘的錢買肉包水餃，媽媽就買了點油條包水餃，沒有錢買月餅，爸爸就用給他買鞋的錢買了點蘋果給我們吃。雖然我們沒有吃到肉水餃，沒有吃到月餅，但是我們心裏都特別高興。
也許越是在這樣的家庭，孩子越認識到生活的不易，因而也越能夠培養起對父母的感激家庭的責任感。在孩子的作文中，常常會看到這樣一些話，“我知道爸爸媽媽對我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我要好好學習，取得好成績報答他們”，“我想，我長大了，要賺很多錢養爸爸和媽媽”，“我家是賣菜的，雖然很貧窮，但我一定會好好學習，一定要出人頭地”。一個孩子在作文中寫道：
爸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去送燒餅，送完了燒餅就要做，手不停腳不住。每當我爸爸媽媽做得滿頭大汗的時候，我真想説一聲，爸爸媽媽，你們真是太辛苦了。不知道為什麼，我又不想説了，我想把這句話一直留在心裏。爸爸媽媽，你們一天做的事太多了，我長大了一定要把你們的養育之恩一點不漏地報答你們。
(2)孩子與學校。
相對於其它社會羣體，流動農民的最大特點就是流動，流動生活便也反映在孩子的思想中，孩子們在作文中寫道：“我的爸爸為了賺錢才來北京的”，“由於爸爸媽媽在家裏的收入太低，總共不到200元，便來到北京打工，我也被迫轉學，來到了這個特殊的學校。”家庭的流動使這些孩子的教育過程也具有了流動性，而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他們不能在教育上做更多的選擇，許多孩子都曾有過或長或短的綴學經歷，而至今還有很多這樣的孩子徘徊在城市的校門之外，從下面這篇作文片段中，我們不難看到這些孩子曲折的就學過程：
“……我姑姑在北京，後來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難，後來就賣盒飯、賣水果、烙大餅。父母整完了他們的事，又為我的事操心，因為我在北京不上學，找不着學校，北京的學校學費太貴了，差不多得二、三萬。後來我們聽人説有一個打工子弟國小，我們就到學校去跟校長説，校長不同意，我媽把我送到了老家上學。……過了一個學期，該上六年級了，我又來了北京，到打工子弟國小跟校長説，後來校長説考試能考上就能念，最後我考上了就在這唸書了。我媽媽和爸爸為我操了很多心，我一定不能辜負他們的希望，好好學習。”
對於這些孩子來説，學習的機會是得來不易的，他們的天然受教育權利取決於家庭的經濟條件，取決於社會能不能允許和提供給他們機會。
(3)孩子與社會。
流動農民是處於中國社會底層的羣體，他們的生活缺乏規則，也沒有穩定感，對成人來説這種生活就是忍耐和拼搏。而孩子們首先要擺脱的是被歧視感和漂泊感，他們的人生觀中有着極強的個人奮鬥色彩。他們的經歷使他們對這個社會的態度和認識不同於那些處於優越地位的人們，在他們這裏，粉飾的太平黯然失色。處於這種生存環境中的孩子，自小就形成了對社會的獨特體中國的農村勞動力流動持續到現在，流動兒童即第二代移民問題已經浮出水面。90年代國中期，有的調查已經涉及到“浙江村”裏的幼兒園，有些南方報刊也有關於深圳郊區的“鐵皮房”識字班的報道。但是，那時的流動兒童問題特別是這些兒童的義務教育問題還沒有引起研究人員的特別重視，也沒有成為專門的研究領域。在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問題的調查研究中，突出而具有標誌性的現象是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學校。毫無疑問，這是迄今為止國內最著名的流動兒童學校，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這個社會問題的象徵。國內多家媒體都曾做過專題報道，若干海外媒體如《紐約時報》等也有長篇報道。可以説，對於這個學校的最初報道，啟動了大眾傳媒對於這個問題的廣泛關注。循此線索我們聯想到在北京肯定還有一些這樣的學校，於是便有了後來課題組關於這1百多所學校的尋訪調查和組織的一系列援助活動。近兩年，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問題日益引起廣泛重視，吸引的國內外研究人員越來越多，介入援助活動的海內外慈善機構也越來越多。當問題被越來越多的方面重視的時候，問題的解決也就越來越臨近了。我們由此而感到振奮。
在研究者來説，流動兒童問題是現實生活本身提出來的新課題。90年代後期以來，流動農民中的兒童數量急劇增加。這些兒童或者在家鄉出生被父母帶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繼續留在城市。兒童問題的突出使得流動從根本上超越了“勞動力流動”的意義：兒童是流動人口中的一個特殊部分。相對於流動的勞動力來説，這是一個派生的部分，但是，這個羣體有着一種獨特的成長性，在他們身上，體現着更深遠的社會變遷意義。生活經歷和人生經驗，使他們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無法安於現存的城鄉體制，也使他們有着強烈的改變自己命運憧憬與的衝動，而他們在城市裏看到了什麼，感受到了什麼，將決定他們努力的方向。兒童問題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或者説，在兒童面前，最突出的是在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問題面前，城鄉分割舊體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越加變得令人不能容忍。流動兒童問題，不僅呼喚義務教育體制調整，而且呼喚多方面的制度創新。打工子弟教育研究課題組於1999年對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學校進行了調查，總共尋訪到114所打工子弟學校。XX年6月，課題組在北京外來人口比較集中的城區——豐台、海淀、朝陽抽樣調查了619名有學齡子女的農民工，瞭解其子女教育問題。在XX年大部分時間，課題組組織了一系列打工子弟學校教師培訓和其它援助活動。本研究報告主要依據以上調查和援助活動。
一流動兒童的生存和受教育狀況
在北京的居民區、到處可見農民開的賣菜的攤子，賣菜的大人的身後，經常可以看見有5、6個3-5歲的兒童；他們是中國的民工潮出現的一個特殊羣體，在目前尚未消除的城鄉壁壘下，他們有的在家鄉出生被父母帶到城市，也有相當一部分就出生在父母打工的城市，伴隨着中國的民工潮，他們出生成長，並面臨着充滿變化的未來，户籍制度及由此而來的身份差別、城市繁榮的誘惑與拒斥，在他們眼裏是如何反映的，在他們的心靈裏留下了什麼？她們的生存狀況，尤其是受教育的情況到底如何?這些問題，是本報告試圖回答的。
1北京流動人口子女羣體規模
北京由於在計劃經濟時期的政治地位，導致城市服務業的不發達，所以北京的流動農民的進入是獨特的，比較典型的有浙江村那樣的產業-社區型進入，即把家鄉的一種成熟的小工業生產體系平移到北京，在此基礎上形成社區；另外一種是城市服務功能補償型的進入，在北京人不愛從事或不具備競爭優勢的餐飲業、日常菜品供應業、零售業，農民迅速進入並且填充了這些行業的就業機會，這兩種進入方式在流動形態上有別於珠江三角洲由於工業化對農村廉價勞動力大量需求所產生的農民流動，也有別於另一種規模較大的進入方式：建制式流入—如建築工人、保安人員等。產業社區型流動和城市功能補償型的流動在流動形態上的突出特徵是以家庭為流動單位的比例比較大，因此北京的流動兒童問題也就特別的突出。根據課題組在XX年6月針對有學齡子女的打工者所做的調查，在我們調查的家庭中共有903個子女。性別構成中男女比例為1.41:1。在北京出生的佔11.4%。在老家出生的佔88.0%。現在在北京的比例為31.7%，(其中家鄉出生，帶到北京來的比例為20%左右)，打工者的子女大多數仍然在家鄉。初步估計北京的流動兒童羣體總數在15萬人左右。其中學齡的兒童大約有10萬人左右。如果以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長大為二代移民的定義，這一羣體佔打工子女總數的10%左右，如果不論出生地，以現在在城市計，則二代移民羣體佔打工子女總數的30%。考慮只有真正的在城市停留足夠長的時間才可以稱作二代移民。由於缺少長期跟蹤監測的過程，二代移民仍然是一個很難界定的羣體。
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流動人口較多的城市—上海，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全市外來人口已達387.11萬人，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有305.74萬人，以家庭形式在滬居住的佔總量的61.8％。這裏面也一定存在着一個龐大的流動兒童羣體。對於流動兒童的研究，最受矚目的首先是兒童的基本權利—受教育問題，其次是作為一個城市的邊緣羣體與城市的融合問題。
2流動兒童的內心世界
對於流動兒童—邊緣人的第二代的未來發展，尤其是心理軌跡的變遷是人們關注的一個話題，這代人價值系統、心理狀態與社會角色不同於上一代,在這裏存在着兩種觀點：
其一，第二代和第一代相比，可能會趨於激進，並可能會形成惡性循環，加劇他們與主流社會的衝突，其二，與主流社會成功融合。（據秦暉先生、蔣達勇先生在南方週末上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兩種情況都還是基於異域理論基礎上的一些探討。作為一個社會羣體，其羣體邊界和主導心態尚不明朗。
在課題組1999年的打工子弟學校調查中，我們翻閲並收集了大量學生作文。在這些作文中，孩子們寫下了自己的生活經歷，對生活的認識。他們對家庭、對父母、對流動生活、對社會、對自己、對學習、對打工子弟學校等等的態度和認識，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心靈世界，使我們能夠從中看到他們的精神面貌。我們把這些作文分類整理，記錄在下面：認，一個孩子在作文中寫道：“我知道爸爸掙錢不容易，我知道這個社會不公平。”有的孩子甚至説：“我恨我們那裏的領導。”這種處於萌芽狀態的批判認識直接出自於他們所實際感受的社會生活，這比任何宣傳教育都更有力地影響着他們的頭腦，在這些孩子的作文中，經常會看到這樣的內容：
“我的家是很貧窮的，前幾年窮的連飯吃都沒有，這幾年還能吃上一碗飯，因為爸爸和媽媽都來到了北京。”“我爸爸在老家是個種田人，就靠着幾畝地過日子，生活越來越艱難，就來到了北京。”
“隨着改革開放，黨的政策好，我們的學費越來越多。”
正由於此，流動農民懷有改變自身社會處境的強烈願望，他們通常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孩子在作文中寫道：“爸爸每天休息的時候對我説，孩子，你要好好學習，長大不要和我一樣，做這麼苦的事。”目睹當前的社會現實，有的流動農民這樣要求自己的孩子，“他們希望我當個什麼官，既有權，又有錢……”。孩子在作文中寫道：“我家是賣菜的，雖然很貧窮，但是我一定會好好學習，一定要出人頭地。”所以，對這些孩子來説，學習是改變自身生存處境的一種出路，“窮則學，學則變”，對於一切出身下層社會的有志向的孩子，恐怕都是如此，我們從以下一組作文片段中不難認識這一點。
(1)孩子與父母。農村流動人口是介於農民與市民之間的一個社會羣體，他們是“户籍”農民，卻又是“編外”市民。他們的孩子也是不同於城市孩子和農村孩子的一羣，雖然他們在户籍上仍是農村人口，但他們比純粹的農村兒童更多的經歷了“城市生活”，而他們的城市生活又絕不相同於純粹的城市孩子。由於這種特殊的社會和家庭背景，他們比城市孩子和農村孩子經歷得更多，也更早熟。通過他們筆下的家庭生活，可以更近距離地看流動農民這一羣體的生活原貌。家庭在這些孩子的心目中，最普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貧窮和父母的辛勞。一個孩子在作文中寫道：
……爸爸媽媽都是農民，每天早出晚歸，累得他們還沒40歲，就滿臉皺紋，皮膚黑黝黝的，看着像50多歲。我們生活得雖然是苦了點，但是生活得特別幸福。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節，我們沒有多餘的錢買肉包水餃，媽媽就買了點油條包水餃，沒有錢買月餅，爸爸就用給他買鞋的錢買了點蘋果給我們吃。雖然我們沒有吃到肉水餃，沒有吃到月餅，但是我們心裏都特別高興。
也許越是在這樣的家庭，孩子越認識到生活的不易，因而也越能夠培養起對父母的感激家庭的責任感。在孩子的作文中，常常會看到這樣一些話，“我知道爸爸媽媽對我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我要好好學習，取得好成績報答他們”，“我想，我長大了，要賺很多錢養爸爸和媽媽”，“我家是賣菜的，雖然很貧窮，但我一定會好好學習，一定要出人頭地”。一個孩子在作文中寫道：
爸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去送燒餅，送完了燒餅就要做，手不停腳不住。每當我爸爸媽媽做得滿頭大汗的時候，我真想説一聲，爸爸媽媽，你們真是太辛苦了。不知道為什麼，我又不想説了，我想把這句話一直留在心裏。爸爸媽媽，你們一天做的事太多了，我長大了一定要把你們的養育之恩一點不漏地報答你們。
(2)孩子與學校。
相對於其它社會羣體，流動農民的最大特點就是流動，流動生活便也反映在孩子的思想中，孩子們在作文中寫道：“我的爸爸為了賺錢才來北京的”，“由於爸爸媽媽在家裏的收入太低，總共不到200元，便來到北京打工，我也被迫轉學，來到了這個特殊的學校。”家庭的流動使這些孩子的教育過程也具有了流動性，而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他們不能在教育上做更多的選擇，許多孩子都曾有過或長或短的綴學經歷，而至今還有很多這樣的孩子徘徊在城市的校門之外，從下面這篇作文片段中，我們不難看到這些孩子曲折的就學過程：
“……我姑姑在北京，後來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難，後來就賣盒飯、賣水果、烙大餅。父母整完了他們的事，又為我的事操心，因為我在北京不上學，找不着學校，北京的學校學費太貴了，差不多得二、三萬。後來我們聽人説有一個打工子弟國小，我們就到學校去跟校長説，校長不同意，我媽把我送到了老家上學。……過了一個學期，該上六年級了，我又來了北京，到打工子弟國小跟校長説，後來校長説考試能考上就能念，最後我考上了就在這唸書了。我媽媽和爸爸為我操了很多心，我一定不能辜負他們的希望，好好學習。”
對於這些孩子來説，學習的機會是得來不易的，他們的天然受教育權利取決於家庭的經濟條件，取決於社會能不能允許和提供給他們機會。
(3)孩子與社會。
流動農民是處於中國社會底層的羣體，他們的生活缺乏規則，也沒有穩定感，對成人來説這種生活就是忍耐和拼搏。而孩子們首先要擺脱的是被歧視感和漂泊感，他們的人生觀中有着極強的個人奮鬥色彩。他們的經歷使他們對這個社會的態度和認識不同於那些處於優越地位的人們，在他們這裏，粉飾的太平黯然失色。處於這種生存環境中的孩子，自小就形成了對社會的獨特體認，一個孩子在作文中寫道：“我知道爸爸掙錢不容易，我知道這個社會不公平。”有的孩子甚至説：“我恨我們那裏的領導。”這種處於萌芽狀態的批判認識直接出自於他們所實際感受的社會生活，這比任何宣傳教育都更有力地影響着他們的頭腦，在這些孩子的作文中，經常會看到這樣的內容：
“我的家是很貧窮的，前幾年窮的連飯吃都沒有，這幾年還能吃上一碗飯，因為爸爸和媽媽都來到了北京。”“我爸爸在老家是個種田人，就靠着幾畝地過日子，生活越來越艱難，就來到了北京。”
“隨着改革開放，黨的政策好，我們的學費越來越多。”
正由於此，流動農民懷有改變自身社會處境的強烈願望，他們通常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孩子在作文中寫道：“爸爸每天休息的時候對我説，孩子，你要好好學習，長大不要和我一樣，做這麼苦的事。”目睹當前的社會現實，有的流動農民這樣要求自己的孩子，“他們希望我當個什麼官，既有權，又有錢……”。孩子在作文中寫道：“我家是賣菜的，雖然很貧窮，但是我一定會好好學習，一定要出人頭地。”所以，對這些孩子來説，學習是改變自身生存處境的一種出路，“窮則學，學則變”，對於一切出身下層社會的有志向的孩子，恐怕都是如此，我們從以下一組作文片段中不難認識這一點。
“……我很愛學習，如果學好考上了大學，能報答父母養育之恩，他們每天在外邊賺錢給我們上學。……學好了，將來在哪個地方幹活，也有些才能。我的爸爸媽媽是賣水果的，每天早出晚歸，一天也賺不了多少錢。我爸爸媽媽希望我將來能考上大學，別象他們一樣每天在外面幹苦活。我爸爸媽媽也很關心我的學習，他們有時間就教我學習，給我複習功課。我打算中學畢業後去打工，因為我上學，家裏也沒錢，我也很想上大學。”；“……我非常喜歡學習，因為現在是競爭社會，我的爸爸媽媽都想讓我考大學，然後找份好工作，不像他們一樣沒文化，找不到好工作，只能掃馬路，又累又髒，工資又少，一個月的錢給我們交上學費、吃飯、交水電房費就沒了。……我也想考上大學，學好本領，自己找一份好工作，讓爸爸媽媽過上好日子，再也不讓他們掃馬路、打掃衞生了。”
從以上的表白中我們可以意識到他們的心靈受到的壓力和經常性的傷害。但是貧窮並不天然的與暴力和反抗伴隨，貧窮只是直接的產生改變現實的願望，而當努力遭遇到不公平時，首先產生的是對公平的渴望，這種願望長期得不到滿足才會產生激進、產生反抗。而消除激進與對立的的前提是要追求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當資本和權利之光長期照耀不到底層的時候，當改革和發展不能被社會上的大多數所分享，不同社會羣體之間的斷層線就會出現。流動農民對這種斷層的體驗最為真切，他們對公平公正的籲求也最為急切。
在二代移民的問題上，簡單的假設多少有一些妖魔化二代移民的傾向，流動兒童也並不是一個供我們簡單的施以同情的對象，他們的命運包含在我們民族的命運共同體中。隨着時間的推移，流動子女的各種問題會越來越突出，這個問題的解決有賴於整個社會從身份制向公民社會轉變，拆除城鄉壁壘，有賴於人們從根本上重視這些流動兒童的受教育權利,讓他們擁有免於恐懼和匱乏的自由。當然，這個過程還會相當漫長。
3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嚴重匱乏
九年制義務教育是中國的基本教育政策，兒童最基本的權利即是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從我們的調查中瞭解到的流動兒童的受教育情況，這種權利在很多指標上沒有得到滿足,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適齡兒童入學率較低，不能在可受教育的年限及時入學。據抽樣調查，在北京300多萬流動人口中，6—14歲的學齡兒童佔3.6%，達10多萬人，而其入學率只有12.5%，也就是説，87.5%的流動兒童是被排斥在學校的校門之外。
(2)孩子跟隨家庭四處流動，其中很多人有過輟學的經歷。超齡問題都是十分嚴重的。例如，在固始人辦的窪邊四小裏，三年級有53個學生，竟有15人超過14歲，而正常的三年級學生應為10歲。在張北國小，有的學生18歲了才上二年級。在太陽宮流動學校中，每個年級學生年齡的差距都有5至6歲。這個學校的學前班有54人，按6週歲入學的標準，共有9人超齡，超齡率為16.7%；一年級有46人，共有13人超過7週歲，超齡率為28.3%；二年級30人，共有7人超過8週歲，超齡率為23.3%；三年級18人，共有13人超過9週歲，超齡率達到72%。全校共有學生148人，超齡的就有42人，超齡比率達到28.4%。也就是説，全校四分之一以上的學生超齡。
(3)流動子女失學情況普遍：流動子女失學問題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從對21個有失學兒童家庭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年級，失學現象都普遍存在，越到高年級越嚴重；家庭經濟負擔不起是最主要的失學原因；失學兒童處於閒散狀態或過早從事一些勞動。表2從一個完整的教育系統看，存在着三個主體，需求方：有打工子女的打工農民、供給方：打工子弟學校、北京市學校、教育的主體：學齡兒童。流動兒童教育於嚴重匱乏的主要原因是，一、外來人口的城市的管理體制：供給有限，二、打工者的經濟條件限制：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的原因。二現實與無奈—流動人口家庭的教育選擇
對於有學齡子女的流動人口的家庭來説，在城市的生活不僅僅要承受生存、就業的壓力，也面臨着學齡子女接受正常教育的壓力，他們的生存狀態和選擇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學齡子女的受教育狀況。XX年6月，課題組組織了一次針對有學齡子女的農民工的調查，調查地點選在流動人口比較集中的北京朝陽、豐台、海淀三個區。共獲得有效樣本619個，其中男性383人，女性216人。
1流動學齡子女教育—持續增加的教育需求
從本次調查的需求方的生存狀況來看，教育的需求會越來越大：
首先總量上來看打工者流動仍頻繁，對於相當一部分的打工者來説，因為只有在一個地方時間比較長，才能獲得相對穩定的社會資源和降低流動的成本，一旦找到適合自己的空間，他們傾向於會在某個城市長時期居住，心態逐漸趨穩，調查結果顯示：23.6%的調查對象在北京生活已經9年以上。問及未來的打算，四成以上的打工者明確表示想長期在北京生活，乃至在北京安家，移民傾向漸趨明顯。如果總的趨勢不變，隨着留在城裏的打工者進入生育年齡的數量逐漸增多，學齡子女兒童的總數會進一步增長。打工子女教育的現狀如果沒有明顯的改變，問題將更加尖鋭和突出。
其次選擇以家庭的方式在北京求生存的打工者越來越多。從農民工的家庭逐漸成為流動人口的基本單元，即家庭主要成員共同外出到某個城市共同生活。在我們的調查樣本中，接近半數打工者最初就是夫妻一同出來到北京打工。在一段時期後，另一半中大多數也將其愛人帶到北京。目前有近四分之三的打工者是夫妻共同生活在北京。越來越多的打工者外出打工不再僅是為多賺一些錢，而是尋找更適合或更好的生存空間，儘可能的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定居的傾向越來越明顯。
2打工者的生存狀況嚴重製約着學齡子女的受教育水平
從有學齡子女的打工羣體的生存狀況來看，承擔子女教育的能力普遍不足，就總體收入水平而言他們仍是城市裏面的低收入羣體，以他們自身的實力很難彌合和城市兒童教育條件之間的巨大差異。從有學齡子女家庭的生存狀況來看，有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外來打工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平均文化水平在國中水平，具有大專以上高學歷者只佔極小比例。
圖1受訪者及其配偶受教育程度分佈
(2)從事的職業類型最多的是個體經營（52.5%），然後是僱工(17.6%)、散工(9.9%)和租地農民(8.8%)等。從從事的具體職業來看，賣菜/賣小商品/賣食品的比例最大，然後依次為種地、建築/裝修、收廢品/保潔員等。主要的就業類別基本上屬於高強度、低收入的職業。
表2
（3）生計艱難、剩餘有限，用於教育的投資不足：從調查來看平均家庭月收入在1300元左右，月家庭生活支出在1100元左右，單户、單月的平均剩餘只有200元。總體來看，流動人口的收入剩餘有限。從收入剩餘的支出方向來看，用於教育的比例為17.1%.較低的收入水平嚴重製約對子女教育的投入。
圖2餘錢使用情況分佈
（4）外出打工家庭的多子女現象突出，有些農村家庭將外出打工作為逃避計劃生育的手段，現在城市的外來人口管理政策不能有效的限制超生。從調查結果來看，有兩個以上子女的家庭佔到57.0%。子女多使得家庭負擔沉重，使有限的經濟實力使用上更加分散。
(5）雖然北京市的流動人口數量龐大，已經成為這個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北京市對外來人口的管理政策在近年並沒有明顯發生有利於外來民工長期居住的變化，近六成的打工者認為當前北京市對外來人口的管理不利於在這裏長期生活。有10.5%的人表示子女上學困難是在北京長期生活最大的困難。就業困難、收入水平低、政策管理嚴、孩子讀書難等等問題，都在長期困擾着外來的打工者。由於政策環境導致的不穩定的生存狀況使得他們對未來生活的預期處於不穩定狀態，這些對子女教育的穩定性、持續性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圖3在北京長期生活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3流動人口家庭子女教育的現實選擇
(1)選擇學校重質量，就學大半在家鄉。
對於那些長期在城市就業和居住的農村流動人口來説，其子女可以選擇的正規就學渠道有兩條：要麼離開父母在家鄉的學校就學，要麼到城市的公立學校接受教育。從本次調查結果來看，流動人口的學齡子女(6-15歲)大主要仍然在家鄉學校就讀。其它較為主要的就學渠道有北京公立學校和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如下表：
對於學校的選擇要素，流動人口家庭對學校質量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收費高低也是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2)願望美好，現實殘酷。中國人把自己下一代看成是自己生命的延續，接受調查的大多數的家長對子女的學業寄予深切的期望，希望孩子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也有相當一部分家庭受經濟狀況的困惑，對孩子的未來感到茫然。一方面是不堪重負的生活狀況，另一方面是對孩子的深切期望，很多家庭生活在這樣一種艱難的狀態。有相當一部分流動家庭需要得到社會的關注和救助，以使他們的孩子順利的完成學業，這樣才不會因無法支付讀書的費用導致孩子失學而留下終生的遺憾。
對於期望孩子將來在哪裏生活或工作，存在幾種觀點：所持觀點最多的由子女自己決定，希望生活在北京的排在了第二位，持其他觀點較多的依次為別的大城市和家鄉的縣城或鎮裏。一個共同的傾向是希望孩子脱離農村的生活。在他們的心目中，家鄉是值得留戀的，但也是貧窮和落後的，他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擁有更好的生活空間。
4對三種學校教育的考察：家鄉學校、北京公立國小、北京打工子弟學校
(1)家鄉就讀：無奈的選擇。從前面的調查結果來看，打工者子女更多的在家鄉就讀，這是不得已的選擇，從家長的角度講，是非常願意把孩子帶在身邊，而不是留在老家。
這首先是因為情感上的需要：流動人口傾向於把孩子帶在身邊，這是人之常情,是完全正當和合理的願望，也是孩子健康成長的保證。其次他們也希望孩子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有相當一部分打工者在思想上已經認識到家鄉學習條件差，在經濟狀況允許的條件下，給孩子一個更好的成長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講，打工者對子女寄予更深厚的期望，生活的經歷讓他們意識到知識的重要性，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將來過更好的生活。但現實上，對於現在有子女在家鄉就讀的家長而言，只有10.5%的調查對象表示近一兩年內要接孩子來北京讀書。不接孩子來北京最主要原因是收入太低，家長在外面工作不穩定。
(2)就目前的情況，打工子弟學校更適合打工子女就學。
打工子弟學校和北京公立學校相比，北京公立學校在各方面的優勢都是無法比擬的，在硬件上和軟件上兩者的差距都是巨大的。但是目前的狀況來看，打工子弟國小是更適合打工者子女的：
①公立學校雖然學費不高，但對外來人口子女要收高額借讀費、贊助費等費用，每年二、三千元，使得流動農民家庭望而卻步。②公立學校所收借讀費、贊助費，往往要求幾年的費用一次交請。一位家長説：“我們是流動人口啊，我們現在在這裏，以後還不知到哪兒去呢。它要我們把幾年的錢一次交了，明年我們離開這兒怎麼辦？”公立學校的收費方式不適合這些家庭流動性大的特點。③據反映，公立學校對借讀生的考試成績不計入教師的教學考評中，借讀生學好學壞都與教師的教學業績和利益不相關，因此教師不拿借讀生當自己的學生看，對其學習放任不管。由於借讀生户籍不在本地，參加諸如學科競賽之類活動都頂着當地學生的姓名，得了獎也歸當地學生。這就是説，借讀生與當地學生待遇不同，教育權利不平等。
(3)打工子弟國小與家鄉學校相比具有優勢。與北京公立國小相比，打工子弟學校有很多不足之處，與家鄉學校相比，儘管外界看來打工子弟學校教學設施和條件十分簡陋，但仍有39.1%的家長認為家鄉學校好，打工子弟學校具有比較優勢。對於打工者來説他們的理想的選擇序列為：北京公立學校（如果降低門檻的話）、北京的打工子弟國小、家鄉學校。就目前的客觀條件，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具有比較優勢，但是就總體而言，北京公立學校和打工子弟學校加在一起也還遠遠不能滿足打工者子女的教育需要。
三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基本情況
打工子弟學校可以説是應運而生，是打工者羣體對自己所處羣體需求的自我滿足，這些學校共有多少所，基本情況如何？課題組在1999年對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學校進行了普查。在艱苦的調查中，共尋訪到114所打工子弟學校，有報道説在上海，目前為這些孩子開辦的民辦學校已有近400所。（此數據源自環球時報XX年5月22日第4版，未經調查證實）我們相信，打工子弟學校在農民工分佈比較多的地方大量存在，更多的實地研究成果將有助於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1迅速擴張的打工子弟學校
(1)總體情況。
在我們調查的114所學校中就學的學生總數為10694名（數據截止於1999年4月），平均每校93人。在114所學校中，有三所是幼兒園，其餘的都是開設義務教育課程的學校。從地域分佈來看，這些學校主要分佈於流動人口集中的城鄉接合部，尤以朝陽區和海淀區最為密集。其中，朝陽區有44所，海淀區有41所，石景山區11所，豐台區7所，通州區1所，昌平縣8所，大興縣2所。海淀、朝陽、石景山比較普遍和密集，往往幾村一所，一村一所，甚至一村四、五所。而西城、東城、崇文、宣武這些市區中心地帶，即二環以內沒有發現此類學校。二環與三環之間有1所，三環與四環之間有15所，四環與五環之間有60所，五環以外有42所。可見，打工子弟學校主要分佈在四環以外，因為這些地區流動人口多，房租也相對低廉。打工子弟學校一般規模較小，平均每校有學生93人。學校之間規模相差巨大，小的只有7人，到1999年年初，最大的已經達到1300多人。超過200人的學校只有太陽宮附近的育英國小、清河的鴻雁班2、八傢俬小、昆明湖南路的張北希望國小、京豫陳國小、明圓學校、行知打工子弟學校等幾所。
(2)打工子弟學校的特點。
這些學校都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屬於私人辦學；沒有合法的辦學手續；招收的學生是流動人口子女；學校的開辦十分簡單。建立這種學校所需資本較少，又不需要辦學手續，辦學者只要租幾間民房，或者在菜地裏搭幾間窩棚，一個學校就張羅起來了。而且，先期的微小投入可以很快通過學費來收回。招聘教師也沒有什麼標準，隨便什麼人都可以來當。有5所學校甚至只有一位教師，也就是辦學者自己帶着幾個孩子上課。有兩個教師的學校有22所，很多是夫妻店；辦學條件極其簡陋。學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學器材，諸如三角板、圓規等等。學生在很簡陋的條件下學習。
(3)打工子弟學校處於迅速發展之中。
打工子弟學校總體的數量增長十分迅速，學校數量呈逐年遞增之勢。在我們尋訪到的114所學校中，1998年後創辦的就超過半數。參見圖4。
從圖4可以看出，打工子弟學校呈逐年遞增之勢，一半以上的學校是1998年成立的。此類學校隨時成立，學生隨時可以入學。大體説來，1996年以前是打工子弟學校的初創期，是一村一校的補缺階段，1997年至今為高漲期，發展到一村數校的競爭階段。經過一段時間的競爭和調整後，不同的學校在規模上已經拉開檔次，一些學校的規模迅速擴大，例如，1994由李素梅等人創立創辦的行知國小，最初只有9個學生,1994年底，增加到了22個，1997年達到260多人,1999年課題組調查到該校的時候為876人，現在則有接近XX人;桃園國小在1998年9月剛建立時只有70多名學生，僅僅6個月之後，學生數就翻了一番，達到150人，而到學校建立一年的時候，學生規模已經翻了兩番，達到了300多人，現在（XX年）的規模則達到了500人；明園學校的則從1997年創辦時的40人發展到現在的900人；育英國小從1998年初創時期的120人，發展到現在的450人。可見有一部分學校已經迅速的擴大了規模。這對一個學校的長期發展也是有利的。有些學校則在於維持現狀的狀態，還有個別的學校已經停辦。考慮到各方面的變化，課題組推測到XX年，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大約有一百五六十所，以每年15%的遞增比例計算，至XX年，在校學生的總人數則在15000—XX0人左右。
(4)打工子弟學校的收費。
打工子弟學校主要靠收取學費來維持運轉。114所學校的收費數額參見表8。
從表8可見，打工子弟學校的收費普遍較低，43.9%的學校每學期學費低於300元。114所學校的平均學費為323.4元。比起北京的公立學校，這是相當低的。參見表9。表9打工子弟學校收費低，這是它吸引流動人口的最主要原因。而且，其收費非常靈活，大部分學校按學期收費，有的甚至按月收費，而且普遍允許拖欠學費。這也是它受外地人歡迎的一個原因。而北京的一些公立學校，在收取流動人口的贊助費時，往往要求幾年的費用一次交清。這對於流動人口來説是難以接受的。有的打工子弟學校給兩個孩子以上在此校上學的家庭以優惠，對一些特殊學生給予照顧，如學生來自單親家庭，殘疾，家庭困難等。
(5)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師。
打工子弟學校大多為外地人所辦，在這些外地的辦學者看來，親戚和同鄉最可靠。以行知打工子弟學校為例，1998年9月，在該校的31名教師中，1/3以上是辦學者從家鄉招來的親戚和同鄉，還有1/3是熟人介紹來的。行知學校當時有800多名學生，比較大，教師多，所以辦學者的親戚和同鄉在所有教師中的比例還不太高。在一些比較小的學校，教師大多是辦學者的親戚、同鄉。打工子弟學校，不僅學生是打工者的子弟，教師也基本上是打工者。這些打工的教師存在着以下幾個問題：
①很多教師沒有教育的經驗，是半路出家臨時操起教鞭的。②教師的流動性很大。由於在打工子弟學校當教師不過是打工，教師隨時可以來，也隨時可以走。
總的來説，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師中大量存在着門外漢，不可避免會影響教學質量。要招聘較高素質的人才，就要提高教師工資，而提高教師工資又減少了辦學者的利潤。對辦學者來説，利潤是第一位的，教師的好壞無關緊要，反正是國小生。在這裏，經濟動機壓倒了教育的要求。
2辦學者羣體
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者，是一個由形形色色的人員構成的複雜的社會羣體，從大學生到文盲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曾經在家鄉當過民辦教師或公辦教師，在114所學校中有79所是他們辦的。另外的則是半路出家，從包工頭、小販、廚師、菜農、建築工、清潔工、保姆等形形色色的行業走上了辦學的道路。他們能夠涉足這個領域，是因為有着巨大的社會需求，是因為流動兒童在北京沒學上。對於他們個人來説，辦學是一種能帶來可觀收入的職業。
(1)辦學者的原籍。
111所打工子弟學校（不含3所幼兒園）的辦學者來自河北、河南、北京、內蒙古、安徽、山東、湖北、四川、吉林等9個省、市、區，絕大多數是外地來京的流動人口，其中河北、河南的辦學者最多。而河北的辦學者全部來自張家口地區，尤以張北縣最多，有25人。河南的辦學者除3人外全來自信陽地區，尤以固始縣為最多，有23人。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者集中於河北張家口與河南信陽地區，這兩個地區的辦學者總共有91人，佔總數的82%。這是為什麼呢？
①北京是河北、河南兩省人跨省流動的主要目的地。張家口和信陽地區都是貧困地區，外出流動人口很多，來自這兩個地區的人説村裏“能出來的都出來了”，有1/3到2/3的人在外面打工，其中很多人來到北京。②信陽人和張家口人在京居住比較集中。固始人幾乎壟斷了北京的廢品回收業，集中居住在窪裏、八家、太陽宮等地。張北人在京以種地為主，集中居住在四季青鄉、海淀鄉、衙門口等地。河北沽源人在京主要是開輕型卡車搞運輸，集中居住在清河營、立水橋、中灘等地。居住的集中使流動人口學齡兒童在數量上形成規模，使辦學成為必要和可能。
(2)辦學者的文化程度。
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中，大專文化的只有16人；大部分是中等文化程度，如中專、中師、高中等，共有81人；最低的是文盲，有2人。另外，21人不願向調查者透露其文化程度。詳細情況參見下表。可以看出，辦學者整體的文化程度不高，大專學歷者只佔14%。而且，不願透露其文化程度的21人，其學歷也不會高。其中竟然有文盲也在辦學，去給別人掃盲，也堪稱奇談。
(3)辦學者的教學經歷。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者基本上是民辦教師、公辦教師、無教師經歷者三分天下。在114名辦學者中，有79人在辦學之前曾有過在正規學校的從教經歷，其中包括42名民辦教師和30名公辦教師，另外7名是代課教師和企辦教師。除此之外，有30人是半路出家來辦學，另有5人則拒絕透露。
在無從教經歷者，有4人雖沒有在正規學校的教師經歷，但在別的打工子弟學校做過教師，後來自己獨立出來單幹。總的來看，相當一部分辦學者屬於半路出家，他們所辦學校的質量可想而知。這些半路出家的辦學者是從形形色色的職業走上辦學之路的。例如，固始的馮校長95年來京做買賣；丁校長92年來京批發醬油等食品，後來與人合辦食品公司；何校長以前也是生意人；陸校長91年來京後做廚師，然後又自開小吃店；竹校長先在京做祕書，又做家電公司的經理；等等。
結束語：
打工子弟學校是存在於國家義務教育體制之外的一種社會現象，是一種義務教育的邊緣化。它的產生反映出現行義務教育體制在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就學問題上的乏力，表明這種教育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當前人口大流動的社會格局，在面對新問題時無能為力。因為，體制之外的事物的滋生乃是體制本身落後於時代發展的結果，在體制本身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人們才訴諸於體制之外。正因為現行義務教育體制把流動兒童拒斥在城市正規學校的校門之外，打工子弟學校才得以產生髮展，並且成為解決流動兒童就學的重要渠道。從這種意義上説，打工子弟學校具有合理性。這種合理性是建立在體制不合理的基礎上的。在我們為這一自發的流動人口的創造性產物讚歎的同時,民工子弟學校還存在着相當多的問題：
(1)外部環境惡劣。由於沒有一個完整的流動人口管理政策和流動人口的社會服務機構,打工子弟學校不能獲得合法的辦學手續,事實上處於三不管的半地下狀態。各個學校基本上都是關起門來辦學，學校之間很少交流，由於體制壁壘，各個學校和北京市的教育部門也很少交流。
(2)民工子弟學校都屬於私人辦學；招收的都是民工子弟,辦學者文化程度不高，其利益趨向部分的影響了一個學校教育功能的發揮和運用。學校的教學設施極度缺乏,辦學條件極其簡陋，教學環境惡劣，學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學器材，諸如三角板、圓規等等。更缺乏圖書館等教學文化設施。
(3)入學兒童的貧困狀況嚴重，學校主要靠較低的學費來吸引由於門檻過高而被北京市的學校排除在外的流動人口子女,由於流動人口的收入水平在城市中處於底層,普遍存在貧困的學生兒童。
總之，打工子弟學校給那些被排斥在現行教育體制之外的流動兒童提供了一個受教育的場所，哪怕是受低層次的教育也比不受教育強。這是它存在的合理方面；但是，它是以另一種形式的不合理來解決現行教育體制的不合理。由於國家對打工子弟學校沒有任何監督和規範，在這些學校裏就學的流動兒童的教育成長完全被置於追求利潤的私人操作之下，這對他們的未來發展是極為不利的。這種狀況是有悖於《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所以，打工子弟學校並不是解決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長遠之計。對這些孩子來説，每耽誤一年都會給他們的未來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國家應儘快採取切實具體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四研究結論和建議：邊緣化的基礎教育及其出路
基礎教育的邊緣化
打工子女教育問題暴露出中國人口地域流動──主要是農村人口城鄉流動中出現的一個社會問題：流動人口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這個問題的產生是基於以下三個基本的客觀因素：
第一，人口流動中家庭遷移的比重越來越大，大批學齡兒童跟隨父母來到城市；第二，城鄉户籍壁壘的存在，造成流動到城市的農村人口子女在城市中無法得到與城市學生同樣的受教育權利；第三，農村流動人口惡劣的經濟狀況，使他們沒有能力支付子女在城市公立學校受教育所額外增加的費用。流動兒童基礎教育的邊緣化：流動兒童基礎教育被排斥在城市和鄉村的教育體制之外，而被迫以體制外的自發的市場化方式來解決，而市場化的教育提供和有效需求(支付能力)都處於嚴重匱乏的狀態。造成流動兒童教育權利的缺失。現在的打工子女受教育現狀完整的複製了中國城鄉之間的不平等的關係，也損害了基礎教育的義務性、公平性、完整性的原則。
政策建議之一：制度層面——更富有彈性和麪對現實的外來人口管理制度創新〖ht5”ss〗我國現行義務教育體制實行的是分級辦學分級管理，基礎教育由縣、鄉負責。這就明確規定了適齡兒童少年應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九年義務教育，所需教育經費由當地政府負責籌措，當地政府也只對本地學齡兒童少年的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負責，沒有義務也不會去管外來童的“普九”。由此看來，現行義務教育體制是同陳舊的户口制度相適應的，是以城鄉分割、區域封閉為基本特徵的。這種教育和社會體制使流動到城市的農村人口完全被當作廉價勞動力，且是暫時的勞動力，用完即被打發回老家，根本不被當作城市社會的一員，因此他們在城市裏的種種社會性需求都被無意甚至有意地忽視。隨着在城市就業和生活的穩定性增強，外來勞動力子女的出生或者隨遷是一種必然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現象。因為城市學校的高額收費使多數家庭不堪負擔，於是，家長不得已而訴諸於非體制行為。這種情況説明，義務教育體制的城鄉分割落後於社會需要，不能適應城鄉關係在改革中急劇變化、人口城市化過程加快的社會現實。這種狀況不改變，勢必使城鄉關係更為緊張，使城鄉差別凝固化，更嚴重的是會使流動農民及其後代，這一極具活力的羣體，感覺到城市和現代化對他們的排拒和不公，他們對改革，乃至對政府的認同會削弱。因而，政府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不應僅僅立足於城市的利益，而應更應關照處於弱勢的流動農民的利益。只有不斷地把他們納入城市，中國的現代化在物質上和精神化才是可持續的、健康的。
政策建議之二：擴大供給——對兩種學校的改革
1．大幅度減少乃至取消公立學校的所謂“贊助費”，使公立學校成為吸收打工者子女的主要渠道。
公立學校應該成為吸收流動兒童就學的主渠道。現在的北京公立國小由於本市生源減少，教育設施和老師皆有過剩閒置情況。但是，公立學校的高額贊助費對流動人口構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門檻，而其收費並沒有國家規定，實際上是公立學校以公共產品為自己“創收”的手段。不取消這道門檻，只會把流動兒童逼到打工子弟學校，造成一邊是優越的教育資源被閒置，一邊是打工子弟學校簡陋的校舍被擠破了門的矛盾現實。取消這道門檻，既可以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的上學問題，又可以充分利用閒置的教育資源，是一舉兩得的事情，損害的是某些教育部門的私利而已。並且，取消了贊助費，流動人口自然就會選擇公立學校。應該從政策上鼓勵多辦簡易的、基礎的學校，使“教育”這種公共產品更適合中國國情，讓更多的中國人能夠購買和享受到。扭轉目前社會上過份熱衷的專為富人服務的所謂“貴族學校”、“豪華學校”的狀況。日前，北京市宣武區第一次將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就學納入公辦學校招生計劃，指定鴻聯國小和廣安中學分別招收40名和80名外來人員子女入學，不收贊助費並且與北京本地學生混合編班。借讀費為國小生每人每學期600元，中學生1000元。同時每月人均收入低於340元的家庭，如果初具所在單位或者居委會的證明，可以給與子女學費減免。當然，以上都需要家長三證齊全。而石景山區在此前已設立兩所公辦學校專門招收外來人員子女。這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嘗試。
2．規範打工子弟學校。
國家教育部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出台了關於流動兒童就學的暫行辦法，但對現實影響並不大。在對待打工子弟學校方面，地方政府往往走向兩個極端：要麼不管不問，讓打工子弟學校放任自流；要麼統統取締，不留活口。在北京，大部分區縣採取的是前一種方式；個別區縣（如豐台區）則是後一種方式。這兩種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前一種方式使得打工子弟學校缺少規範管理，由私人隨意操作，耽誤的是大批孩子；而後一種方式危害更大，因為在不解決公立學校的贊助費問題、不開放體制渠道的情況下取締打工子弟學校，等於是把那些孩子推向失學。在打工子弟學校問題上：
首先應該明確承認打工子弟國小存在的合法性，給其留出制度化發展的空間，允許不同教育方式之間的競爭，而不是一味的以治安為名對打工子弟學校進行打壓。對辦學條件好、生員豐富的學校，應予以扶持和指導，鼓勵他們的發展。
其次具體到打工子弟學校的管理，正確的態度和方式應該是：建立公正的教育標準，責任計量以及教育監督，採取更為靈活和符合實際的措施。具體説來，應採取以下幾條措施：第一、出台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標準。由於現實條件的制約，這個標準可以稍低於公立學校的標準。但在硬件設施上必須建立起明確的標準，也應稍低於公立學校的水平。第二、對辦學者和教師的素質要加以控制。對辦學者應有明確的資歷限制和考核標準，要求教師應有定期考核制度。對那些辦學者和教師達不到要求的學校，都應取締。第三、對達到標準的學校的教學活動，教育部門應進行定期的指導和監督，而不能放任自流。發現問題，及時指導學校改善。對不服從督導的學校，應予以取締。
政策建議之三：開展力所能及的社會救助活動，為流動兒童的教育創造良好的環境
打工子弟學校的發展速度是遠遠超出研究人員對它的認知，幾年來研究人員對這一問題的發現和跟進性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對打工子弟學校的援助活動（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培訓活動、打工子弟國小圖書館的建設、貧困兒童的資助），大學生社團的對打工子弟學校支教的積極參與（北師大農民之子協會等大學生社團對打工子弟學校的援助），有關媒體的跟蹤報道（南方週末、北京青年報等實力傳媒的報道），北京的同齡兒童對流動兒童生存空間的體驗等等，都超越了研究者個人的單純學術旨趣，而用行動構築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決策者和實施主體之間的良好互動。也在事實上促進了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發展。我們希冀研究者可以通過一些基礎調研活動反映問題，努力的通過政策渠道影響決策層，期望在制度安排上，為流動兒童的教育發展爭取到一定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