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結構的顛覆
源於我國長期奉行的高積累低收入政策導致內部結構失衡,消費疲軟,從而不得不依賴投資和出口。特別是在加入wto 以後，我國對外貿易強勁增長，外貿依存度急劇攀升，1980年只有12.5%，XX 年達到65.51%，遠高於貿易大國外貿依存度的平均值17%。與此同時，近10 年來，固定資產投資是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最主要力量，而我國最終消費率平均為58.5%，遠低於世界平均值76％[1]。美國金融危機給中國出口帶來的沉重打擊就此成為了中國經濟衰退的導火索。要儘快使中國經濟走出衰退的困境,並長久避免外部經濟的劇烈影響,就必須將經濟發展的重點轉向以內需為主，然而，由於消費率長期偏低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諸多消極後果，導致經濟結構失調，一時難以形成圍繞消費需求發展經濟的良性增長格局。需要意識到的是，在當前全球金融市場大動盪和實體經濟受到巨大沖擊的國際形勢下，中國應對危機需要促使經濟發展模式完成從出口拉動型向內需驅動型轉變，改變經濟對外依賴性過高的局面，重振市場消費信心，擴大內需，改變過度依賴外需的發展模式，尚需時日。
1.2 金融危機給農村社會帶來的影響
在金融風暴來襲的大環境下，實體經濟受到重創，產業工人紛紛下崗，大量的農民工面臨失業和户籍的尷尬，朝不保夕，陸續返鄉抑或遊離於城市的邊緣。在農村社會保障覆蓋率低的現狀中，返鄉的農民工毫無收入，為了維持生計，又有農業補貼的激勵，多數要求重新獲得原有的那份分給自己的農地。荒廢的土地重新拾起相對容易，但對於那些在先前外出打工時將土地轉包出去，目前尚未到期或是已佈滿作物的農地，要求在此時收回難免有些困難，人地矛盾就此升級，糾紛激增。那些年輕的農民打工一族，他們缺少務農的經驗，看盡了都市的繁華，體驗了都市人的便利生活和多彩的娛樂項目，他們在失業返鄉後面對大片的黃土地所表現出的意興索然，暗自傷神和嚮往着城市生活的心情，促使他們又一次地懷着一線的希望在城市裏尋找可能的工作機會，但多數仍是在温飽的邊緣掙扎，成為遊離於城市邊緣的極不穩定因素。就此一來，不論是在農村還是城市，社會矛盾深化，以往隱匿其中的問題也在此時逐漸浮出水面，社會安定面臨嚴峻挑戰。
在《財經》跨六省市調研的一份失業報告中揭示了經濟增長驟然失速下農民工生存圖景：
農民工失業嚴重打擊農民收入增長，XX 年以來超過6％的收入增勢逆轉；新生代失業農民工徘徊在城鄉邊緣，給城鄉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農民工返鄉增加農村土地糾紛和衝突，加劇農村固有人地矛盾；各級政府在對農民工就業培訓、權益維護、創業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準備；農民工失業和返鄉凸顯城市化進程滯後，對中國經濟增長轉型構成障礙。
我們知道，中國農民的收入不外乎三部分：一是工資性收入，以打工為主；二是農業家庭經營收入；三是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分別指農民獲得各種政府補貼和土地流轉收益、房租、利息等。20 多年來，中國農民收入之所以能逐年增長，主要靠農民外出務工收入。
XX 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預計4700 元，其中近40％為工資性收入，主要來自外出務工。
在江蘇省，工資性收入佔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超過53％。金融風暴刮來的經濟下行，使得自XX 年以來，農民收入持續增速超過6％的勢頭驟然逆轉，9 億多中國農民突然跌倒在增收路上。根據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和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XX 年12 月對分佈於全國31 個省（區、市）的2XX 多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調查，同XX 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農民務工收入大幅降低。其中，中部地區外出務工人員月平均工資降低28.7％；西部地區則下降13.7％。顯然，農民的收入狀況直接影響着農村的總體消費水平，要提高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需要我們轉變長期以來依靠外貿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以內需的擴大作為經濟增長新的動力和源泉。同時我們還應清楚地認識到，內需的拉動，無論是投資需求還是消費需求，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有專家指出，消費不振主要是因為農村拖了後腿。僅以XX年為例，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9210 億元，縣以下零售額僅14146.3 億元。廣大的農村地區僅為城市消費的1/4 左右，這正是我國內需薄弱的要害之處。所以農民的增收和農村市場的啟動對農村乃至國家經濟發展都寓意深遠。
2 金融危機
背景下農地流轉與農民工就業的矛盾與統一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經過農村經濟發展歷史的證明，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符合農業生產特點的，但隨着我國經濟的高度市場化和加入wto 後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這種經營體制下所暴露出的土地細碎化、不利於集約經營、科技投入和小生產對大市場等不利因素都要求加快農地的流轉來改變現在的狀態，向農業的現代化邁進，這也是xx屆三中全會決定題中應有之意。
農業部曾經估算，農業生產率每提高1％，就將有近300 萬農村勞動力將湧入失業大軍。鑑於目前農村、農業有限的承載能力，隨着農地流轉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及其它一系列優勢效應的產生必然使得農民工將持續不斷的湧現，這是由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所決定的，這隻勞動大軍也將會長期的存在於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
當前，要穩定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搞活土地使用權流轉， 激活農村土地這一重要的生產資料從而帶動農村經濟的繁榮發展，農地流轉及其市場化是必經的途徑。不可避免的，在農地流轉的進程中會有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需要別的產業或是途徑的吸納。
另一方面，當前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自去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席捲全球，使得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步履維艱，東南沿海出口外貿型企業的訂單急劇減少，以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吸納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的企業首當其衝，紛紛倒閉或裁員，在日趨惡劣的外部經濟環境影響下，農民工失業現象變得日益普遍。原本藉助國際市場而發展起來的外向型工業提供了大量的崗位，使得這一規模龐大的“富餘”勞動力隱形於城鄉之間不斷地遷徙當中。此番經濟突然失速，終於使他們以失業者的形象出現在公眾眼前。據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介紹，在一億三千萬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中，有15.3%的農民工現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照此比例推算，目前已有大約兩千萬的農民工由於經濟不景氣而失業返鄉。
矛盾就此顯現，一面是土地流轉必需的勞動力轉移的緊迫，轉移渠道不暢，一面是金融危機下的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與否，留去兩難。表面上看來，這兩者針鋒相對，不容協調，但實際上有着緊密的聯繫，關鍵就是農地流轉的方式及相關政策措施的跟進與農村大環境的匹配。與時俱進、科學發展的農地流轉模式給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農地流轉產生的效益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已不僅僅是簡單、純粹的農業上的高效，它能帶動的農業產業的振興、鄉鎮企業的發展，帶來農民增收的新亮點、給農村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不論是農民工創業還是再就業都創造了新的機會，另一方面，農民的減少與轉移反過來又會加速農地的流轉和農民的增收，兩者的契合點就是農地的適宜流轉。
3 危機下的契機：農地的適宜流轉
3.1 適宜流轉的內涵
適宜流轉包括四個層面的意思：適宜民心、適宜的流轉方式、適宜的流轉範圍、適宜的匹配政策。首先，農地流轉要適宜民心，不能搞強制，要因地制宜，順應民心，符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其次，流轉的方式要根據我國農村發展的階段，採用優勢顯着的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的農地流轉模式；第三，流轉的範圍考慮我國幅員遼闊，東西部、沿海與內陸的農村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甚至較大的差距，在農地流轉範圍和方式上應避免盲目一刀切的做法，只有在當地農村生產力允許的情況下，才可循序漸進地有序流轉；第四，流轉需要適宜的政策，譬如促進勞動力轉移、農地流轉後加快農業產業發展，促進農民增收和加大農村金融支持的政策和措施。農村的發展潛力無限，消費市場也很龐大，在金融危機來襲的當下，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增強我國經濟實力抵禦危機方面作用巨大。國家將政策和投資的重點向農村傾斜的情況下，農地的適宜流轉有了總體邁進的有利環境，不僅表現為農業現代化的要求，更在為失業返鄉的農民工創造就業機會，農民增收、農村發展，藉此變革的機會調整產業結構，改變以往經濟發展模式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可謂是危機中尋求穩定和增長，到達新的平衡狀態的轉折點。
3.2 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的優越性及相關風險分析
幾十年來，由於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大量農村土地被非農利用，土地價值大幅度提升。在這種狀況下，土地承包關係變動頻繁，村民的土地承包權及其收益很難以土地的實物形態確權到户。他們亟待尋找能更大限度地享受土地大幅度增值的長遠收益。再次，由於農業產業化的推進，農產品種植的專業化和區域化提出了土地規模經營的需求，以往那種家庭分散種植的生產格局不能適應這種新的變化。村民迫切盼望一種能讓他們分享專業化與土地規模經營收益的制度實現。正如戴維斯和諾思所説的那樣：“正是獲利能力無法在現存的安排結構內實現，才導致了一種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
土地股份合作制就是這樣的一種產權制度安排，即按照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採取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形式進行農户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農户以自己擁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折價入股，使農户的承包經營權轉化為股權，土地使用權則流轉給土地股份合作制經濟組織經營。土地經營收益在扣除必要的集體積累以後，依據股權進行分配。
土地股份合作較之其它的流轉方式，其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有助於解決農村土地的確權問題。我們知道，我國憲法規定，農村的土地歸集體所有，由於‘集體’的概念模糊，導致了農村土地所有權的虛化。通過土地股份合作的形式，廣大農户就能從虛幻的土地集體所有者搖身一變成為實實在在的土地股東，將《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換成《承包土地股權證書》，使農民的土地產權更加明確，土地收益更有保障。能夠有效保障農民的長遠利益。一般的，農民通過土地股份合作的形式獲得收益主要是兩部分：股金紅利和勞動薪金。
與一次性拿到多年的流轉費用相比，它有效避免了資金分散、大量閒置或被突擊消費等對農民的長遠利益沒有好處的行為的發生。同時又可以集中資金進行生產性開發，並從制度上根本保證廣大農民長期分享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的收益，使得農民獲得更多更長遠的資本收益，實乃一項兼顧現實與長遠的制度安排。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17 大報告提出了“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要求，明確了農村土地制度性變更的指導方針。將村級集體經濟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產權明晰，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村民參與的積極性，最大程度地整合村裏的資源，增強村級集體的經濟實力，為引導農民參與農村公益事業建設做好了鋪墊。
對於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所佔有的集體土地及資產，更應該推進其以土地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改革。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引進資金和先進技術，既能進一步增強村級集體的經濟實力，又能有效改善以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普遍存在的政企不分的局面。轉製成本低，土地成本及其服務費用的內部化。從土地承包權“人人有份”的集體所有轉變為土地所有權“人人有股”
的共同佔有，無論是意識形態、思想觀念，還是政策操作層面， 都沒有太大的障礙，即轉制的成本較低。其次，土地股份合作把土地成本轉變為股金紅利的同時連同其涉及的愈見高漲的服務費用一併內部化，不增加企業的負擔。
一項制度安排總有它的兩面性，土地股份合作也不例外，有其自身無法抗拒的風險。對於那部分仍以承包土地作為主要就業依託的農民羣體，面對股份合作農企在市場運行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如何保障切身的基本利益，才能避免成為無地又無產的雙無人員；對於部分農業企業主拖欠股金紅利或務工工資，有的合同不能完全執行的隱患；又如何面對實行開放性的土地股份制（允許土地個人股權的轉讓、抵押與流動）的地區勢必產生的土地股權村民持有不平等抑或為少數人掌控的局面。那麼，奉着防微杜漸的原則，個人認為可以在以下方面多加留意：加大力度建立覆蓋農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從賦予積極配合中央政策、熱心參加土地股份合作的農户加入低保的優先權開始逐漸發展為吸納流轉效益好的農户加入農村養老保險；地方政府充分發揮其服務職能，只“監”不“事”，規範合同文本，把握入股企業實力，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定期抽檢部分土地股份合作公司的經營效益，鼓勵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以組織的力量制衡部分企業主侵害農户利益的行為；儘管實行封閉性的土地股份制（股份可以繼承，但不允許轉讓、抵押、流動）不利於土地股份制向更高層次的推進，也不利於土地資源更有效率的配置，更不能代表未來的發展趨勢，但就我國農村的現狀而言，還將在較長的時期內處於破解城鄉二元體制的進程中，股權的封閉性在基本維持土地股權村民大體平等格局方面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4 相關策略
4.1 勞動力轉移渠道
提倡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渠道大致可歸為以下四點：一、以創業帶動就業。知名“三農”專家謝德體就曾表示：“引導迴流農民進行二次創業非常重要。”我們知道，現代農業最終要靠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多年在外營生的農民工多具有一定的資金儲備和市場意識、掌握着一定的技能，若是能把組織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工作和鼓勵大學生回家鄉自主創業的工作結合起來，將返鄉農民工的優勢與大學生豐富的知識、掌握新技術的聰明才幹進行優勢互補，必能淋漓盡致地發揮低端勞動力與高端勞動力的結合優勢，也利於人力資源與其它生產要素的配置。鼓勵採用股份合作的形式同時利用好國家及地方對自主創業的扶持政策，因地制宜地創出現代化特色農業企業。二、提倡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引進資本、技術，引入外來的高端農業企業進行一體化生產，抑或作為外地企業的原料生產基地，大面積規模生產。政府抑或農民組織（譬如土地股份合作社）需要做足引進資源的宣傳工作，結合當地土壤、氣候、植被等相關的環境信息，總結出本區域的農業優勢或特色，避開不利因素的影響。在雙向選擇的過程中輔以政策上的優惠，增加企業來當地投資的吸引力。隨着其它生產要素投入的追加，對勞動力的需求自然也就逐漸帶動起來。三、加強對鄉鎮企業的扶持力度和中小城鎮工業園區的開發，促進就近轉移就業。支持環保高效、就業容量大的鄉鎮企業發展，以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為引導，合理、重點開發中小城鎮的工業園。以往當地的閒暇農民多願意選擇沿海的城市作為自己打工的地方性選擇，許多中西部城鎮工業園區裏的企業常常處於缺工的狀態。藉此金融危機嚴重衝擊東南沿海眾多企業的時機，加快中小城鎮工業園的發展，大量吸納具有沿海氣息、競爭意識較強的農民工為園區所用，藉機調整城鄉和區域間的經濟佈局，壯大縣域經濟、提高城鎮化水平，促使資金、人才和項目合理向內地中小城市轉移，有利於合理經濟佈局的形成和農村人口就地就近轉移。四、勞動部門加大針對求職農民工的技能提升培訓，增強農民工的自身實力，減少農民工擇業的盲目性，為他們重返大城市的打工生涯指明方向，做足準備。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給城市建設注入了無窮的活力，加大城鄉一體化改革，保障農民工的切身利益，讓他們在為城市的繁榮做出貢獻的同時也有條件為自己贏得良好穩定的生存發展空間。
4.2 促進農民就業、增收的途徑
為了促進農村發展以及農民的就業、增收，我們還應在以下若干方面多加嘗試：首先要考慮充分挖掘農業內部的就業和增收潛力。
(1)努力發揮農業的多功能性，根據國內外市場的多樣化需求，提高農業的集約化、精細化水平，加快發展“一村一品”特色農業、生物質產業、旅遊農業，譬如，從近幾年來全國各地的農業觀光園、農家樂到實現“城市農民”的市民農園—對廣大市民來説，是一種集生產、運動、體驗和享受田園生活樂趣於一身的生活方式，對部分農民而言，目前一畝土地的收入還不及盤活用地公司化運營時給的地租，而且還能獲得其它勞務的收益，例如受聘在工作日幫着照看園裏的作物，如此一來，有利於較快地增加農民的收入，所以深受市民、農户的歡迎，只是更適合於大城市郊區有選擇性的展開。
（2）加大農業經濟活動的市場參與率，實現生產高度規模化、產業化和市場化，通過農業產業鏈的延伸，增強農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功能和就業容量的擴大；同時，鼓勵有條件的農企根據本產業特點，把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聯合起來，建立共同的研究開發機構，着重解決本產業鏈上薄弱環節的技術攻關難題，以實現產業鏈的技術升級或重大技術突破。
（3）改變傳統農業主要依賴資源投入的增長路徑，加強包括生物技術、信息技術、耕作技術、節水灌溉技術等農業高新技術的投入，提高資源利用率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加強工業、商業理念在農業上的運用。
（4）大力提升農業公共服務水平，降低農民的生產投入成本，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土地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
其次，靠農村有限的產業吸納農民就業畢竟能力有限，還應在向二、三產業轉移上下功夫。而只有企業的效益能得到足夠的保障，並能實現長遠發展的情況下，才談得上促進打工農民的就業問題。通過發佈信息、加強引導，支持社會資本投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領域，鼓勵企業增加研發和技改投資。並行不悖地，注重對重大產業集羣、重點產業鏈和重要產業基地的培育，通過這種集約式的發展改變部分產業“小而散”的狀況，實現產業新的區域佈局，從而避免結構趨同帶來的惡性競爭，都不失為一種好的策略，以保證企業的持續發展及對勞動力資源的穩定需求。
最後，注意在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增公益性就業崗位上，優先使用農民工。採取以工代賑等方式引導農民參與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嘗試着以各種方式增進農民的就業。
4.3 農村金融市場的培育
壯大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無論是生產資料還是勞動力的流動，各種市場的交易活動都離不開金融市場的密切配合。從這個意義上説，金融市場的發展對農地市場的發展起着舉足輕重的制約作用，農村資源的流動終歸離不開金融市場的幫襯，擴大農村內需、提振農民消費更需要金融政策、實體的大力支持和推動。只有農村金融市場與資源市場相映益彰，伴隨成長，農村的消費市場才能得以最終啟動，農村的改革成效才能彰顯，為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持續高速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農村的金融熱點，首當其衝的就是農民貸款問題。我們知道，絕大多數農民一生擁有的最大的一筆財富就是土地，作為集體的一份子，分享着集體土地帶來的收益。但也正是因為集體產權的不完整性，致使農民在借貸時，普遍缺乏金融機構要求範圍內的抵押物，再加上農户以往家庭經營的小規模性造成的需求資金分散和抗風險能力差等因素，最終導致了越來越多的農民貸款難的問題，同時也給農村帶來了資金流動遲緩的局面。
針對上述的不足，結合農村土地流轉的趨勢和土地股份的興起，個人認為首先應確權發證，例如房屋、林權證等不直接關係到農民口糧，又能進一步保障農民財產權益、讓資源變資產的舉措；第二，鼓勵農民組織（譬如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蓬勃發展，便於提高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和抗風險能力，避免信息不對稱，減少農村金融機構的放貸成本和風險。逐步建立農民組織的信用等級評定製度，重點發展信用貸款，嘗試依據信用等級及財產性收入的多寡開展按揭還款，促進農村有限的流動資金髮揮最大的作用，同時深入探索聯保機制在農民組織中抵禦自然和市場風險方面所能發揮的獨到作用；第三，降低農村金融准入門檻，改進、創新金融服務和業務，開發適合農業特點的信貸產品，逐步完善農產品、農機具、所持訂單等動產作為貸款抵押的機制，同時成立評定抑或必要時凍結農户動產的機構。
其次，在農業保險方面，我國的現狀是，高賠付必然帶來了農業保險的高保費，然而面對高額的保費又使大部分的農民望而卻步。這樣一來保費的渠道完善並拓寬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從農户組織的層面看，土地股份合作的收益就能夠動用集體的力量使農保得以實現，所獲得的保障集體分享，從國家層面看，大可借鑑成都市政府XX 年出台的耕保基金的舉措，通過對農民進行補貼的方式，在提高農民保護耕地積極性的同時，直接將每年耕保補貼總額的10%用作農業保險的補貼，金額的90%在到了指定期限時一次性發放到農民手中。如此，既不會給農民造成經濟上的負擔，又能大範圍地提高農户的參保率。
5 總結
在金融危機的當下，選擇以加速農村土地流轉作為我國農村新一輪經濟發展突破口，藴含着廣泛而深遠的意義。遵循着我國農村現階段的特點，針對面臨的困境，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在全國範圍循序漸進地施用土地股份合作的流轉模式，並行不悖地加以政策利導流轉後的產業發展，在帶領農民走上另一條充分就業、持續增收的富裕大道的同時引領我國產業的轉型特別是農業向着現代化的大闊步邁進。眾所周之，我國農村擁有歐洲一般多的人口數量，隨着農村土地、勞動力以及金融等市場的激活，潛力巨大的農村市場才能得以最終啟動，那時強大的國內需求必能帶動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改變以往依靠外貿增長的經濟結構發展模式。以土地適宜流轉為改革的中心帶動農村生產力的再造，就猶如多米諾骨牌的首牌，依靠改革的牽引和動力，將會有一個接一個新的突破口接踵而來，原本看似的矛盾辯證地實現了統一，在這樣的角度下，危機儼然成為農村乃至全國經濟新一輪發展的契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