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文論中的“風格論”源流
(一)西方文論中的“風格論”
“風格”一詞源於希臘文στ，其本義表示一個長度大於厚度的不變的直線體，後來引申至藝術作品在整體上呈現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獨特面貌。西方風格論最早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在《修辭學》中提到：“優良的風格必須清楚明白。”在《詩學》中他又説道：“風格的美在於明晰而不流於平淡。”亞里士多德不僅提出了文學藝術的風格問題，更明確提出了風格的定義——不流於平淡。雖然此時，他的風格論僅僅指的是在語言形式上的不平凡和清晰，但是他對藝術風格的闡釋思想仍然是西方文論的先河，並被很好地繼承下來。
西方文論中第一篇論風格的著作是古羅馬文論家朗吉弩斯的《論崇高》，朗吉弩斯通過對崇高的風格，即偉大文學作品的認識和解讀，突破風格在語言形式上的侷限，從內容、思想等的審美角度定義崇高的風格，進一步豐富了西方文論中的風格論的理論內涵。
18世紀法國學者布封在《論風格》的演説中提出“風格即人”的名言，針對當時文壇上那種追求綺麗纖巧的風尚，呼籲文章要言之有物、平易近人，強調思想內容對藝術形式的決定作用，更突出了作為創作主體的作者的主觀精神修養對於風格形成的重要性。布封的“風格即人”理論奠定了西方風格論的中心思想，成為了西方風格論理論建構的核心。
對西方文論中“風格論”進行進一步充分補充闡釋的是19世紀德國學者威克納格。他認為“風格並非安裝在思想實質上面的沒有生命的面具風格論文如其人，它是面貌的生動表現，活的姿態的表現，它是由含蓄着無窮意藴的內在靈魂產生出來的。或者，換言之，它只是實體的外服，一件覆體之衣;可是衣服的褶襞卻是起因於衣服所披蓋的肢體的姿態;靈魂，再説一遍，只有靈魂才賦予肢體以這樣的或那樣的動作或姿勢論文範文。”威克納格的“主客觀説”使得西方風格論從作家個人精神修養反映説轉而向主客觀統一説發展，雖然這種主客觀統一併沒有達到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主客觀歷史辯證統一這樣深層次的內涵，但是比之以往的思想仍具進步性和科學性。
(二)中國文論中的“風格論”
中國古代文論裏“風格”一詞最早出現在晉代葛洪的《抱朴子》中：“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但是這裏的風格指的是人的風度品格，而並非文學藝術中所指的藝術特色。
縱觀中國古代文論，確實沒有明確的“風格”之説，但是卻有很多關於“風格”獨有的理論術語，如 “氣”、“體”、“品”、“面目”等，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文氣”説：“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這裏的“氣”指的就是由於作者主觀氣質性格不同而形成的獨特風格。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一篇中集中論述了文學風格，他用“體”指各種不同的風格，並將之區分為八種：“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晚唐司空圖以“品”論文學風格，在《二十四詩品》中着重對詩歌風格意境進行探討，在每一品中他用形象化的語言把風格分為“雄渾”、“沖淡”、“典雅”、“綺麗”、“豪放”、“勁健”……等二十四品，體現出了中國古代文學中的風格多樣性。清初詩論家葉燮則用“面目”喻風格，他在《原詩》中説道：“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如杜甫之詩，隨舉一篇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
由此可見風格論文如其人，雖然中國古代文論沒有如西方文論明確提出“風格”之名，但是對於“風格”之義的闡述仍然是豐富精彩的。中西文論對於“風格”的研究也是各有側重的，西方文論注重風格的明確定義和內涵，風格作為一種藝術的獨創性，它的內涵與範疇是清晰明瞭的，但是中國文論中的風格則帶有一定複雜性，它的內涵範疇是含蓄寫意的，其中較為側重於風格多樣性的闡釋和辨別，中西文論的不同研究重點由此生成了各具特色的“風格論”。
二、中西文論中的“風格論”之比較
(一)“文如其人”與“風格即人”
文學藝術作品是創作者思想智慧的結晶，而風格是一種藝術獨創性和個性的表現，因而與創作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中西文論都注意到了這一重點，於是提出了相似的命題：“文如其人”與“風格即人”。
“文如其人”源自蘇軾《答張文潛書》：“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蘇軾以“文如其人”褒獎自己的弟弟(子由)，説他的文章風格與他為人的性格一樣時則汪洋肆恣，時則澹泊清靜。“文如其人”四字簡單明瞭地將作者的性格與為文的風格相比照，體現出風格展現作者性格個性的特點。然而，實則“文如其人”的淵源其實還要更久遠，早在劉勰的《文心雕龍》裏就提出過這樣的思想，在《體性》篇中他將文學風格的成因與表現歸結為八個字：“各師成心，其異如面”，他認為風格的形成源自“成心”，即作家的本性，風格的差異也是因為作者心性的差異，正所謂“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如此看來，似乎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文如其人”與西方文論中布封提出的“風格即人”是完全相同的，同樣都是在強調作者個性的顯現，但是細究下來就會出現並非如此。正如曹順慶在《中西比較詩學》中提出的，中國文論中的“文如其人”尤注重人品，而西方風格論則更加專注於藝術形式特徵。中西風格論的差異究其原因風格論文如其人，其實在於中西方文學傳統的根源上，中國文學注重表現個人情感，“詩言志”，文學作品可以並且經常被認為是作者心靈的寫照，而西方文學則認為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再現，與作者關係並不緊密，因而在“文如其人”與“風格即人”上才產生了偏重上的差異。
(二)“風骨”與“崇高”
“風骨”與“崇高”是文學風格的兩種具體表現形式，是後世文論對於前世文學創作的最高標準的讚歎，如中國文學有“漢魏風骨”“建安風骨”之譽，是後世無法企及的文學盛世。作為最高標準的文學風格，“風骨”與“崇高”是中西“風格論”中又一值得比較的命題。
中國文學中“風骨”一詞最早的意義範疇與“風格”相同，都是指人的品性和性格，直至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中的《風骨》篇將“風骨”應用於文學風格範疇中，劉勰認為文章的精髓在於“風骨”，“風”即有情志，有思想，“骨”為文辭明健遒勁，好的文章必定是風骨俱全，文辭上“結言端直”，氣質上“意氣駿爽”。由此，“風骨”成為一種鮮明、生動、凝練、雄健有力的文學風格。從這一點意義上説，這和西方文學“崇高”風格是相通的。西方文學一直以來崇尚偉大“崇高”的形式美，朗吉弩斯在《論崇高》中也認為崇高是“偉大心靈的回聲”，有五個方面：莊嚴偉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感情、辭格的藻飾、高雅的措辭和尊嚴的結構論文範文。這與“風骨”有了更多的交集，同樣涵蓋了偉大的思想、感情，以及在文辭和結構上要求高雅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