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況，我已經年屆六旬，名利之心及即使有，也早已淡去。其實我從來沒有真正把名利放在心上過，如果不是這樣，我不會在四通如日中天之時離開，也不會在華為以及利德華福擁有相當可觀的股權時選擇退出。在一些人看來，委曲求全，也許就能海闊天空，可是我從來不這樣認為。最近讀巴金的《隨想錄》，有一句話“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而我正是身心皆不願被奴役的人，當我在一個企業中能夠全身心投入的時候，我會把它作為自己的事業來做；而一旦出現其中的某些東西來束縛我的時候，我就會拂袖而去，不管犧牲什麼樣的“前途”。因為我知道，一旦我接受了束縛，我的精神就喪失了，那我的價值也就不存在了。
下面的文字是我在一年前剛剛離開利德華福時寫的東西，也許能回答我為什麼辭職的問題。
我又辭職了。準確地講，是第三次離開自己傾注了大量心血的企業，一個6年前差點破產而今已成為業內最有名的企業，一個我後來對同事開玩笑説：晚來一個月可能連名字都被註銷的企業。
離開的滋味總不是令人痛快的。從這個角度説，今天離開利德華福，一如10年前離開四通，6年前離開華為。
不過，也有些不同。
10年前離開四通的時候，四通聲名依然顯赫，但內部已呈敗像，已不是值得我付出生命的原來的四通，所以我痛惜之餘毫無悔意；6年前離開華為，華為正處在噴薄欲出的上升期，而我認為任正非已不再信任我，決然之中不乏遺憾。好在我即將上任利德華福總經理，又有一種新生的感覺。而今，當我親手操盤的利德華福歷經6年的嘔心瀝血從破產的邊緣走到國內行業第一的輝煌時刻，我卻不得不離開。此時的我已然57歲了，慘遭“橫刀奪愛”，心中的不平與憤懣是難以想像的。
10年前離開四通，段永基曾極力挽留，甚至親自追到了香港，我面子很足。6年前任正非因我辭職而雷霆大怒，當眾和我翻臉，但最終還是保全了我的自尊。三次離職，三種不同的感覺。比較起來，印象最深的還是作別任正非的時候。
1999年11月1日～11月3日，時任華為執行副總裁的我給任正非連續寫了三封辭職報告，但他都沒有理我。
直到11月4日下午，在另外兩位副總裁的陪同下約我去談話。任正非由開始的生氣質問，到賭氣不理睬，到耐心説服甚至勸我離婚，最後允許我回家養病，他的談話讓我一瞬間閃過這樣的思考：我們辦企業究竟為了什麼？我們不顧一切，為了工作的業績與事業的成功，把身體搞垮了，把家庭拋棄了，我們要這樣的成功有何意義？為什麼不可以適當兼顧呢？記得那年年初時我曾向任打過報告，説明自己身體日糟，年齡也大了，希望調北京工作，這樣既照顧了我的身體、家庭，又可發揮我的公關特長，但任以公司在北京沒有這樣的工作安排為由拒絕了。他也許認為李玉琢是要搞特殊。應當承認，任正非為了華為是拼了命的，也做了許多犧牲，的確值得敬佩，但他能做到的事，卻沒有理由要求別人也一定要做到。
回京不久，任正非多次派人來京勸我回去，其中包括華為董事長孫亞芳、副董事長鄭寶用和副總裁王誠，但都被我一一婉拒。據説孫亞芳認為我離開的原因是沒有融入華為：“李玉琢之所以離開華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始終沒有接受華為的企業文化。”
這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近5年來，華為所提倡的很多東西，有的我接受了且十分贊同，有的我並不認同。5年間，我好像一直是一個在華為奮鬥的四通人；而在親自操盤利德華福以後，我頓然發現，自己又成了四通和華為的混合體。
人的一生無論主動或被動，都可能要面對許多次的工作選擇，在這樣一些命運的轉折關頭，每個人都應當也有可能成為命運的主人。從當年為萬潤南豪情壯志所震撼投身四通，到為任正非的新思維所吸引加盟華為，到後來親手操盤利德華福，為填補國內高壓變頻器的空白而戰，前後整整18年。18年間，我的個人理想不斷攀升，我的勇氣也隨着年齡的增長而倍增，在每一次新的機遇和挑戰面前，我的管理能力都會得到一次激發，併發揮得淋漓盡致。儘管每一次離開都伴隨着不愉快甚至是迫不得已，但幾次大的選擇卻成就了我無悔的人生。
出處：李玉琢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