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導遊詞 篇1
歡迎各位來賓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參觀。這裏原系民國7年(公元1920xx年)芬蘭牧士建的天主堂，3棟共15間木結構平房，四周有磚牆環護。1934年11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二、六軍團在任弼時、賀龍、蕭克、王震等領導下，一舉解放大庸縣城，於26日成立臨時省委，12月1日在天主堂內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領導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31個縣的反圍剿鬥爭，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和地方封建勢力，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在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為緬懷先烈功績，弘揚革命精神，中共張家界市永定區委和區政府於91年夏發動募捐修復湘鄂川黔省委、省軍區、省革命委員會舊址，並新建紀念館，於1993年12月26日落成開館。
紀念館佔地面積2800平方米，其中建築面積1600平方米。東頭是三堵矮牆圍着的一棟木平房，三間小屋曾住過任弼時、賀龍、蕭克，黑漆桌上的桐油燈作證，一代英傑曾在這裏徹夜運籌。西頭是可容納200餘人的省委禮堂，當時省委擴大會和省直各部門的會議均在此召開，現已闢為將軍館，166位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留下英雄足跡的新中國將帥的照片掛滿牆壁。紀念館大門左右，一字排開11間辦公室，當年3大機關13個直屬部門均在此辦公。庭院正中是根據我國著名雕塑家潘鶴的作品《艱苦歲月》鑿制而成的一尊雙人石像，小紅軍抱着高過頭頂的步槍，依偎在橫吹短笛的老紅軍膝頭，似在入神地傾聽。雕像後面是紀念館主樓，內設三個展室，陳列着223幅大型圖片和100多件革命文物，再現了根據地的光輝鬥爭史，反映了根據地軍民艱苦卓絕的革命歷程和高尚情操。蕭克將軍為紀念館題寫了館名。
第一部分 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的初創
193年11月，由於王明“左”傾路線錯誤和敵人的大舉進攻，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全部喪失，紅三軍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賀龍、關嚮應的領導下不得不轉戰鄂川邊。
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聽湖北咸豐大村召開會議，決定“創建湘鄂川黔邊新蘇區”。此後，紅三軍在湘鄂川黔邊轉戰，尋找立足點。
1934年5月，紅三軍西渡烏江，進入貴州。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貴州沿河楓香溪召開會議，決定在黔東創建根據地。7月21日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成立。黔東根據地的建立，為紅二、六軍團會師和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第二部分 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的全面形成
1934年10月，紅六軍團經過艱苦轉戰，進入黔東，24日，與紅三軍在印江木利會師。會師後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兩軍團聯合行動，由賀龍、任弼時、關嚮應統一指揮。
紅二、六軍團會師後，為了策應中央紅軍長征與建立湘鄂川黔邊根據地，決定發動湘西攻勢。
1934年10月28日，紅二、六軍團從四川南腰出發，向湘西挺進。11月7日，攻克永順縣城，湘敵何鍵急令湘西軍閥陳渠珍派兵堵剿，陳糾集三個旅，約一萬人的兵力向永順撲來。紅軍決定採取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作戰方針，主動放棄永順縣城，退至城北90裏的十萬坪地區設伏。16日黃昏，尾追之敵進入伏擊圈，我軍奮起痛擊，殲、俘敵3000餘人。我軍乘勝追擊，24日佔領大庸、桑植。12月7日，進擊沅陵，17日包圍常德，攻下桃源。
由於湘西攻勢的勝利，促進了新區工作的發展，紅二、六軍團控制了永順、大庸、桑植的大部和龍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縣的一部，並佔有大庸、桑植、永順等縣城，開闢了湘鄂川黔邊根據地。
第三部分 根據地省委的成立並領導人民開展革命鬥爭
1934年11月26日，奉中共中央電示，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時為省委書記，賀龍、關嚮應、夏曦、王震、蕭克及張子意、劉士傑(後叛變)、周玉珠為省委委員，同時成立省軍區，賀龍為軍區司令員，任弼時為政委。還成立了省革命委員會，賀龍為主席，夏曦、朱長清為副主席。至此，以大庸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
蘇區省委成立之後，即着手領導開展建黨建政、土地革命和擴紅等項工作，同時還進行了必要的經濟、文化教育、衞生等方面的建設，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推動了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第四部分 反圍剿的激烈戰鬥
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特別是紅軍的主動出擊，給國民黨政府造成了新的威脅，蔣介石驚恐萬分，下令調集湘鄂兩省的軍隊，集中了11個師又4個旅，共40多個團，約11萬人的兵力，編成6個縱隊，在地方保安團的配合下，對根據地發動“圍剿”。
針對敵人的瘋狂進攻，我根據地軍民，同仇敵愾，嚴陣以待。1935年1月，敵軍向根據地進攻，我紅軍主力班師大庸休整。2月上旬，紅軍在慈利設防正面阻擊郭汝棟縱隊失利，在大庸被李覺部乘機侵佔。紅軍回師在大庸後坪雞公埡設伏再打李覺部縱隊失利，郭汝棟縱隊乘機佔領桑植。兩個月的反“圍剿”作戰，由於對指示的“實行運動戰，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中各個擊破之”的作戰方針理解不深，而是從正面迎擊敵人，以至一再受挫，根據地不斷縮小，紅軍處境日益困難，二、六軍團領導決定向北轉移。4月12日，紅軍從塔卧、龍家寨向北撤退。這時，鄂軍第五十八師第一七二旅進駐陳家河與我軍遭遇，該敵貪功冒進，孤軍深入，紅軍抓住戰機，於14日予以全殲。敵師部和第一七上旅慌忙逃竄。次日紅軍又在桃子溪地區，將南逃之敵第五十八師師部和第一七四旅全殲，乘勝收復了桑植縣城。紅二、六軍團因形勢二轉，決定放棄北撤計劃，仍留原地堅持鬥爭。4月下旬紅軍主力東進，攻佔江埡，紅軍主力又西雲湖北，在咸豐忠堡殲敵第四十一師，活捉敵縱隊司令兼師長張振漢。8月3日，紅軍設伏於板栗園殲敵八十五師師部和兩個團，擊斃敵師長謝彬。8月8日在芭蕉坨一舉擊潰陶廣縱隊10個團。至此，湘鄂敵軍被迫轉入防禦，敵軍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圍剿”遂以失敗告終。8月下旬，紅二、六軍團主動出擊，先後佔領石門、澧州、津市、臨澧等縣城，根據地和紅軍進一步擴大。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據地中心區域和游擊區已擴大到東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酉陽，西北至湖北咸豐、恩施，南至沅陵，北至鶴峯，加上黔東和鄂川邊兩個游擊區，人口約200萬。紅二、六軍團發展到4個師12個團，約2萬人。
第五部分 勝利實現戰略轉移
我紅二、六軍團的節節勝利，宣告了蔣介石利用湘鄂兩省敵軍“圍剿”紅軍的計劃已經失敗。蔣介石氣急敗壞，以更加狠毒的手段佈置新的“圍剿”，於1935年10月8日，下令成立宜昌行轅，派陳誠任行轅參謀長，代行他的職權，以便統一指揮。宜昌行轅所轄兵力，達22個師又5個旅，130個團，20餘萬人，加上地方保安團隊，共約30萬之眾。
當時，我紅二、六軍團主力雖然有了很大發展，但是總兵力也只有兩萬多人。在敵我力量相當懸殊的情況下，為了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和軍委分會決定退出根據地，採取聲東擊西戰術，直插湘中，突破敵人的圍攻線後，再轉移至敵人力量較薄弱的湘黔邊，爭取在貴州的石阡、鎮遠、黃平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分別在桑植劉家坪和瑞塔鋪舉行了紅軍突圍誓師大會，除留湘鄂川黔特委和紅十八師堅持根據地的鬥爭，牽制敵人之外，主力部隊於當晚開始了突圍行動。經過一個多月的轉戰，我紅二、六軍團於1936年1月進入貴州。留守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的湘鄂川黔特委和紅十八師，經過浴血奮戰，完成了掩護主力轉移的任務後，也突破重圍，於1月9日到貴州江口與六軍團主力會合。一月下旬，二、六軍主力繼續西征，二月初，佔領了黔西、大定、畢節地區，併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從此，結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光輝歷史。
第六部分 先烈們的豐碑永存
在創建、發展、扞衞根據地和突圍轉戰鬥爭中，我紅二、六軍團指戰員捨生忘死，前仆後繼與敵人浴血奮戰，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動人篇章。紅軍撤離根據地後，國民黨反動派捲土重來，對革命力量進行瘋狂鎮壓。面對敵人的血腥屠殺，我革命幹部、羣眾英勇頑強、寧死不屈，表現出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貞，其英名永垂青史，風範長勵後人。犧牲在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的部隊團級、地方縣級的幹部烈士就有53名，這就是他們的英名錄(介紹圖片)。
第七部分 老區大庸在中央領導和革命前輩關懷下的巨大變化
60多年過去了，昔日蘇區省府大庸，自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全會以來，舊貌換新顏，尤其是開發旅遊，張家界奇山異水大放光彩，使這裏發展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央領導頻頻蒞臨視察，革命前輩紛紛故地重遊，表達了對老革命根據地人民的無限深情和建設事業的密切關注。
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導遊詞 篇2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紀念館，館名由原來根據地的領導人之一肖克將軍題寫，又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軍區紀念館，位於張家界市中心，解放路41號。是中宣部確定的“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並已進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申報行列。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始自1933年冬，迄於1936年春，以湖南的大庸(今張家界永定區)，桑植、龍山、永順為中心，革命活動區域達31個縣市，人口達200多萬人，是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紅二方面軍創立的最大的根據地，也是中國紅軍長征以後在江南最後、最大的根據地，而這快根據地正式全面形成的標誌則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川省委、省革委、省軍委在大庸相繼成立(後移址永順、龍山)。
1934年11月24日，任弼時、賀龍等率領紅二、六軍團(後稱紅二方面軍)一舉解放大庸，11月26日，根據中共中央電示，湘鄂川黔省委、省軍區在此成立，任弼時任省委書記，賀龍、關嚮應、肖克、王震、張子意為委員。與此同時。蔣介石在中央紅軍長征前進的方向，設置了四道封鎖線，調集了40萬兵力，前堵後追，妄圖一舉“消滅”我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
在這種嚴峻形勢下，賀龍和任弼時等領導人認為：兩軍目前最緊迫的戰略任務，就是積極行動，以策應中央紅軍轉移。，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省軍區決定繼續發起“湘西攻勢”，紅二、六軍團7000多將士12月5日由大庸南下，進擊沅陵、桃源、常德，直接威脅在湘南防阻我中央紅軍的湘敵北側。
在不到兩個月的攻勢中，我軍將士前赴後繼、浴血奮戰，進一步推廣了新的根據地，牽制了敵正規軍及地方保安團共約30萬兵力，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的突圍長征。在，湘鄂川黔省“三委”的領導下，根據地軍民團結一心，積極建立紅色政權，組織地方武裝，擴招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系統批判夏曦長達四年的：“左傾”路線錯誤，成功組織反“圍剿”戰鬥，創造了許多以少勝多的戰役。迅速發展壯大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成為了刺入國民黨反動派“心臟”的一把“利劍”，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和地方封建勢力，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導遊詞 篇3
西安事變紀念館，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建國路69號(原金家巷1號張學良公館內)。1982年，國務院將這裏闢為西安事變舊址，並建立西安事變紀念館，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原張學良公館建於1932年，為東西排列三座三層磚木結構西式樓房，四周築砌青磚圍牆，大門開在北牆正中。東樓是機關樓，中樓是客廳、會議室，西樓是張學良居室。1936年12月12日，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逮捕了消極抗日蔣介石，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主張和平解決，以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親日派的陰謀，促成國共合作，團結抗日。12月17日，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託，率領中共代表團赴西安同張、楊協商，與蔣介石談判，迫使他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實現了由內戰到抗戰的轉變，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
周恩來、葉劍英等到西安後，即住在張公館的東樓，在中樓與張學良、楊虎城會談，並和二人與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等談判。止園是楊虎城公館所在地，位於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北側。建於1933年，主樓為傳統宮殿式建築。西安事變前夕，張、楊在這裏密商發動兵諫，周恩來也曾親臨止園商談，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中國西安發動兵諫，逼迫蔣介石抗日的事件。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佈《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進入新的高潮，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擔負剿共任務的東北軍與西北軍厭惡內戰，力主抗敵，在全國抗日運動高潮的推動下和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兩軍領導人張學良、楊虎城等開始與共產黨及紅軍發生聯繫，初步奠定了三方團結抗日的政治基礎。
蔣介石於1936年12月4日飛抵西安，要挾張學良、楊虎城：如不加緊“剿共”，即將張學良、楊虎城兩部分別調往安徽、福建，由中央軍進駐西北。張學良、楊虎城力勸蔣介石聯共抗日，蔣加以拒絕。兩位愛國將領遂毅然決定實行兵諫。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的衞隊進抵蔣介石駐地臨潼華清池，與蔣的衞隊交火。蔣聞槍聲，倉皇越後牆逃走，爬上山坡隱蔽，被張學良的衞隊搜索發現後捕獲。同時楊虎城部下將留居城中的蔣介石高級黨、政、軍官員陳誠等10餘人拘押。張學良、楊虎城於12日當即宣佈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學良、楊虎城分任正、副委員長。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等8項主張。同時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團結抗日大計。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中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進攻西安，藉機擴大事態，奪取蔣介石的統治權力，進一步與日本妥協。英、美帝國主義及親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則希望事變和平解決，以維護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和英、美在華利益。宋子文、宋美齡委託英籍顧問端納飛西安探視情況。16日，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並相應作了軍事部署，派飛機轟炸西安臨近地區。
中共中央分析了國內外形勢，確定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17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懇切會談，並接見各方人士，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次事變。22日，宋子文、宋美齡飛抵西安開始與張學良、楊虎城及中共代表會談。24日，達成了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權利、聯共抗日等項協議。周恩來曾會見蔣介石，蔣表示以人格擔保，履行上述協議。25日下午，張學良護送蔣介石飛離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實現團結抗日，中國由此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全國抗戰的偉大轉變。但蔣介石後來背信棄義，使張學良遭長期監禁，楊虎城慘遭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