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教育恰好處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也處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之間。由於生產力的不斷髮展，人類由一個時代進入另一個時代，教育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以工業時代作為分水嶺，中國的教育似乎就在這兩組關係的兩端變換着位置——
在前工業時代，中國以農業社會為主，在農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基本都是直接實踐的結果，教育對於改善生產力的貢獻不大;而此時，在通訊並不發達的背景之下，維繫幅員遼闊的領土，必須要有龐大的國家機器，而國家機器(也就是上層建築)，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教育的培養。這個時代的私塾教育，也的確不負眾望，培養出許多優秀的政治人才。但是，並不是教育單獨完成這一任務的，是教育與科舉這一選舉制度的結合，才得以出色地完成這一使命。同時，普通的百姓單純的依靠口耳相傳的經驗，就可以完成自己的生產任務——農業生產，因此不需要大規模的普及教育。這種教育無疑具有精英傾向，如果把經驗的獲得也看作一種教育的過程，那麼中國前工業時代的教育就可以劃分為精英教育與職業教育兩個幾乎完全獨立的體系，其中精英教育以科舉考試作為評價機制，而職業教育則以生產實踐作為評價標準。科舉考試作為一種法寶，不僅把許多社會上的優秀人才吸引到了國家機器之中，更成為一種持久而堅韌的社會分流辦法，維繫着泱泱大國的持續運行。
當工業時代的鐘聲敲響，中國幾經波折之後，終於匆匆忙忙地從農業社會衝向了工業社會，如同一頭逼紅眼的雄獅。中國社會面臨幾千年未有之變局，學校教育應運而生，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大量勞工，也如商品一般由學校加工之後推向了市場。與此同時，隨着契約思想的傳入，國家機器慢慢地以法律條文的形式被固化，在法律規定的制度之下，國家工作人員所需的經驗甚至比思想更重要，因此對專業的政治性人才的需求量也就大大減少。教育也就從上層建築的一端慢慢滑向了生產力的一端——通過知識和技能的機械式傳授，一個個勞動力(包括老師)就被生產出來。但是，單純的勞動，似乎並不需要如此大張旗鼓地進行教育，人們也不會輕鬆而愉悦的接受這一現實，因此教育擔負起改造勞動者思想的任務。而這種改造是否成功，並不能明顯地反映出來，所以還是得通過一定的方式進行評價，使教育的成果以更加具體的形式——分數呈現出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分分分，學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師的法寶”的局面。但是此時的考試，已經與科舉考試大相徑庭，不可同日而語了——科舉考試以選舉政治精英為目的，而考試僅僅是以培養普通的勞工為導向。但是教育在這個時代，依然適應了主要的社會需求，滿足了大量的勞動力的供應，更重要的是通過考試，也順利地完成了社會分工、分流的任務。因此可以説，應試教育是與工業時代相適應的，考試也是時代的需求。
但是，人類社會肯定不會就此終結，也沒有發展到極致，時代的車輪依然在毫不猶豫地往前碾壓。到了後工業時代，人們已經隱隱約約的發現應試教育已經不能適應告訴發展的需要，那麼考試作為法寶的時代是不是也會隨之壽終正寢呢?當人類的一隻腳踏入信息時代，知識和技能的載體依然在悄悄的發生變化，隨着“雲時代”的到來，對於知識和技能的獲取，幾乎只相當於工業時代的“識字”水平，一個知識點幾乎只相當於一個字的價值。面對這種變局，以提供知識和技能為目的的應試教育，似乎就是“啟蒙”了，必然無法適應社會的需求。那麼與應試教育相對應的考試，必然也會暴露出很多問題——那麼考試，還能成為老師的法寶嗎?
關鍵的問題在於，我們現在似乎還沒有完全搞清楚，信息時代究竟需要怎樣的人，因此也不能確定教育的方向。而隨着後現代主義的傳播，這個問題似乎越來越難以搞清楚，因此就有人放鬆了目的的預設——這種做法是有其價值的，可能在這種自然的生成過程中，人們又重新發現了明確的目標;如果不這麼做，可能很難找到這個目標。伴隨而來的就是以“過程性評價”逐步取代“結果性評價”(應試教育可以看作是一種“結果性評價”)。而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似乎是認為“創新”是這個時代的需求，因此希望在自然的學習過程中開出創新之花。但是，這種方式有一個極大的風險——因為過程的不可預知和不可逆，這種過程性的探討可能開出好的花，也可能結出惡的果，如果出現了惡的果，人們不能逆轉，甚至不能預知，那對整個人類而言，可能是毀滅性的。
因此，我並不認為“過程性”評價可以完全取代“結果性評價”，而只要有結果性評價，考試作為一種酒瓶，可以裝上不同的酒呈現。我不知預言家，因此不能預測考試是否會如科舉一樣被拋棄，但在情感上我支持考試作為一種結果性評價的手段，應該在未來的教育中有一席之地。因為教育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調節者，作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中間存在，不能完全失去方向的指引(對於未知的恐懼，可能更勝於對自由的渴望)。我希望我們可以儘快找到教育的方向，那樣教育的評價也才有真正的歸宿!
簫爻
風雨書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