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心理壓力的調查報告

年年歲歲説就業,歲歲年年就業難!繼XX年高校畢業生人數突破700萬之後,XX年的畢業生人數持續突破700萬,並超過去年的727萬達到749萬之多!畢業生人數在年年遞增,就業之難也似乎成了常態。連續幾年的“史上最難就業季”給人的感覺就是:對於就業,“沒有最難,只有更難”!那麼,今年的就業壓力是否真的也會隨人數增加而增加?與往年相比,今年的就業壓力又有哪些變化?今年的調查問卷於4月1日~4月27日在騰訊網推出之後,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內,共有18171人蔘與此項調查,我們在嚴格剔除無效問卷後最終保留了15728份有效問卷,然後利用專業的心理學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與分析。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大學生心理壓力的調查報告

近日,《XX中國大學生就業壓力調查報告》出爐,今夏畢業生期望月薪為3680元,跌至近4年最低點。

是挺進北上廣還是留守鄭州?是入職大公司還是個人打拼天下?這是很多畢業生要面臨的選擇。

於是,有人離開鄭州,最後又回來了;有人想創業,最後卻退縮了……在畢業生中,有創業想法的人佔22.7%,但真正創業的人不足2%。

逃離北上廣 鄭州等二線城市受寵

又到了畢業季,又到了就業季。《XX中國大學生就業壓力調查報告》出爐,讓很多即將畢業的學子,對未來充滿了一絲焦慮。

從榜單來看,今夏,畢業生期望的月薪為3680元,跌至近4年最低點。對比期望月薪高達5537元的XX年,降低1857元,下降33.5%。

在選擇期望工作地點時,近半數(49.6%)的被調查者希望去省會城市及計劃單列市工作,而XX年至XX年,該比例均在50%上下。也就是説,包括鄭州在內的二線城市成為最受求職大學生歡迎的地方。

作為曾經的“廣漂”一族,小郭形容之前的歲月“很糟糕”。

小郭在廣州的兩個月裏換了三份工作,“第二份較長,待了三週,但因我慢熱,第二週人事經理就警告我應該改變。我在廣州一直是想逃離的狀態,經濟困窘,心情鬱悶。”在經歷了堅守還是逃離的心碎抉擇後,最後她還是選擇了鄭州老家。

王皓初到北京時,謀得了一份月薪2200元的宅急送分揀員工作。“寒冷的冬夜裏,我和同事卸下70公斤重的貨物,忙了一個通宵到第二天上午8點。一個多月後,我查出患了膽汁迴流性腸胃炎,清晨一個人躲在廁所裏大口大口地吐胃裏的苦水。”他説。

越往小城市走壓力反而越大

對於鄭州等二線城市受歡迎的原因,報告分析稱,過半數(52.5%)的人將個人發展機會作為首要選擇標準,然後才是生活成本與收入以及宜居程度。

王皓的想法與上述觀點完全吻合。“我找工作會看重職業發展前景和工資。除了房租太高外,鄭州其餘的生活成本還能接受。”如今,逃回鄭州的王皓找到了一份電商的工作,未來他想從事平面設計和美工。

可是,從北京到鄭州,從一線城市到二線城市,王皓覺得並沒有幸福多少。

“普通的快遞費8元,一個客户退產品時用的順豐,光快遞費就50元,這多出來的錢誰出?經理也不管,弄得我焦頭爛額。熬夜花了仨小時給客户設計出了一個圖片,對方一句‘太幼稚’,差點讓我崩潰。”王皓説。

王皓逃回鄭州的不幸福感,在該報告中也得到了印證:直轄市的壓力指數為16.6%,省會城市增長至16.9%,地級市17.1%。

因為壓力指數和幸福指數正相關,換言之,選擇在鄭州等二線城市的畢業生不如在北上廣的畢業生過得幸福。

報告的發佈者、北京青年壓力管理服務中心主任熊漢忠分析説,在大城市工作,顯而易見的是更大更多的外在現實壓力,諸如住房、交通、競爭、生活環境等,但要離開求學的大城市而去(或者回到)偏遠的小城乃至鄉鎮工作,這與“人往高處走”的常態思維是不相符的。“因此,期望‘往低處走’的人表面上似乎迴避了大城市的外在現實壓力,但實際上可能會體驗到更多的內在心理壓力,諸如擔心他人的看法等。”他説。

兩三個月 吃不起水果、肉奶蛋

在該報告中,河南商報記者發現,有創業想法的人達22.7%,超過想考研的人(20.1%)。而對比4年來的數據,每年有創業意願的人羣比例都在20%上下。

李智豪XX年畢業後就開始了創業,是當年高達19%的“有意願創業一族”的真正履踐者。

本科畢業時,他也曾接到過好單位的入職通知,但他的專業是農村與區域發展方向,堅持“應該到更適合自己專業的領域去就業”的他,最後選擇紮根民權縣,幹起了麥茬番茄種植與推廣的創業實踐。

“我和一個哥們兒每人開一輛三輪車,頂風淋雨去賣番茄,跑遍了民權、寧陵、睢縣的主要集貿市場和上百個村莊。”李智豪回憶他創業過程的不易,“種的禮品西瓜,第一茬瓜沒掙一分錢,一半運到學校送禮了,剩下的又被偷光了。”

有一次,沙塵暴吹破了棚膜,大棚着火,自己也被刮下的大棚砸傷膝蓋。生活最艱難時,兩三個月吃不起雞蛋,水果和肉、奶更別説了。

幸運的是,成果也開始顯現:他帶領的團隊獲得貸款後,在擴大麥茬番茄種植項目的基礎上,發展了紫薯、娃娃菜等共40畝的種植。XX年8月份,又以合作社名義流轉華佗廟村的6個温室大棚。

“以前經常做賠本的行當,現在不同了,身後有了一大幫子兄弟姐妹,決不能委屈了他們。”他説,事業有了起色後,他又面臨着缺乏懂技術懂管理的專業人才、管理粗放混亂等諸多問題,於是,這個農村基層的草根創業者,又返回校園,讀研深造,但“最終目的還是反哺創業基地發展”。

李智豪創業的艱辛可見一斑,這也就不難解釋報告中提到的數據:大學生畢業後每年真正走向創業的人羣比例還不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