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稱帝之前，即命左丞相李善長為總裁官着手制定律令，並強調法隨時移，要求立法的內容和形式適應時代的發展和客觀形勢的變化。《大明律》的制定就是範例，史載“蓋太祖之於律令，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頒佈天下”。除《大明律》外，朱元璋還創建了《大誥》四篇和《榜文》等刑事法律，制定了許多單行法規，如《充軍條例》、《抄札條例》、《隱蔽差役》等等。
要使法律達到“使富者得以保其富，使貧者全其生”的預期目的，進而實現社會治安秩序穩定，就得從嚴執法，對違法者一律予以法定懲治。朱元璋要求官吏犯罪亦須“事斷於法”，稱“朝廷賞罰一以至公，吾不得而私也”。開國元勛永嘉侯朱亮祖受賄枉法被召入京城鞭死;駙馬都尉歐陽倫借出使之便，私販茶葉，被依法處死等即是明證。
雖然朱元璋講求重典治國，但他反對唯法，講求原情。他説“朕聞帝王平緩刑獄而天下服，吾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史載洪武六年(1373年)，江西行省有商民因沮壞鹽法，刑官依法判以死罪。朱元璋説“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食利耳，初無他心”。於是全部免死，“輸作臨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