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論:真知灼見還是廢話?

管理理論:真知灼見還是廢話?
最近,我見了一家重要而成功的技術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她聲稱從沒參加過管理課程,也沒看過商業書籍。當我追問她説出最中意的管理大師時,她選擇了《成功人士的七個習慣》(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的作者史帝芬·柯維(Steven Covey)。她根本沒興趣關注德魯克(Drucker)、波特(Porter)、萊維特(Leavitt)等管理大師。她也從來不看《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

這種對管理研究和理論的輕視態度,在經理人中並不少見。並非因為他們缺乏智識、精力或求知慾。如果不能充分展示這些品質,你就無法管理一家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企業。不,問題的根源更讓人困擾:許多(也許是大多數)在職經理人把管理理論(即便是摘要形式的理論)基本上看成浪費時間。

這是一個問題嗎?如果是的話,又是誰的錯呢?我們該指責大批管理人員不夠嚴謹,還是該抱怨管理學研究者的理論不實用?

斯坦福商學院的傑弗·普費弗(Jeff Pfeffer)和鮑勃·薩頓(Bob Sutton)在最新一期《哈佛商業評論》上指出,經理人難辭其咎。當然,也存在許多糟糕的研究。但如果經理人肯花點時間搜尋好的學習材料,就會少一些運轉失常和倒閉的企業了。我們不該信任單靠經驗管理的經理人,就像我們不該信任忽視臨牀試驗的醫生一樣。

管理學被稱為“實踐”,而非“科學”

對這一論點的明顯反駁是,每家公司都各不相同。醫生處理的生物機體,在不同個體之間都大體相同。而經理人做決策時所在的組織和戰略環境,卻總是獨一無二的,更不要説極為不明朗的環境了。這就是為何管理學被稱為“實踐”,而非“科學”或“專業”。

荒謬——普費弗和薩頓教授反駁道。是的,經理人在制定行動路線之前,需要考慮其組織的特殊性,正如一個好醫生要考慮每個病人的病史和個體情況一樣。但這並不是説他們沒有義務對症下藥,以及掌握最新研究成果。公司正如個體,具有獨特性,但在相當大程度上又是相似的。

哈佛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也找到了醫學和管理學之間的共同點。他指出,關鍵的不同是我們的醫學知識更先進。醫學研究已延續了幾百年,而對公司組織的系統研究則只有五六十年。如果管理學看起來很神祕,則只是因為我們的無知。

克里斯滕森教授沒有叱責經理人漠不關心,而是呼籲管理理論研究者(主要是學者和諮詢師)提高自己的水平。在他最近與波士頓大學的保羅·卡萊爾(Paul Carlile)合著的論文中*,他指出,任何學科的優秀理論都建立在反覆觀察的基礎之上,然後對現象歸類,再注意到相互關係並發展出假説。這種假説隨後必須通過進一步詳細觀察,以及認真尋找反例的考驗後,才能得出因果關係(因X導致Y)。

優秀理論以具體情況為基礎

許多被稱為管理理論的理論,未能通過這種考驗。研究人員沒有仔細分類,就從觀察跳到了假説。要麼他們沒有下工夫尋找反證,就從相互關係跳到了因果關係。結果怎樣呢?這些理論要麼就是錯誤的,要麼是基於危險的一知半解基礎上,因為它們都未能充分研究X導致Y的情況。對克里斯滕森教授來説,優秀的理論總是以具體情況為基礎的。

要注意的是,大多數暢銷商業書籍並不是以具體情況為基礎的。從《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到《從優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暢銷書的流行都基於這樣一個隱含的觀念,即照搬成功企業運用的管理技巧會取得成功。他們基本上不考慮,為什麼某些做法會在這些企業紮根,這些條件能否可能被複制到其它地方?因此,“最佳實踐神話”就盛行起來了。

這裏有一個基本問題,學術界有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範圍狹窄的論文的動機,而諮詢師和作家則有誇大其辭的動機。經理人最需要的,是已故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所説的“中層理論”,即一方面足夠寬泛,另一方面又不會變成宏大的概念框架。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一句著名的話:“相信自己能免受任何知識影響、講求實際的人,通常是一些過時經濟學家的奴隸。”

換句話説,我們都在使用理論,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只是在好與壞的理論中做選擇。要形成在適當尊重理論和重視實踐教訓之間取得平衡的管理風格,第一步無疑是要學會如何區分好的理論和壞的理論。同時,如果理論家想贏得聰明的懷疑論者的信任,就需要多出精品,少出糟粕。(西蒙·倫敦)

來源: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