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散文選集》，散文集。巴金著。楊川慶編。百花文藝出版社XX年出版。作者事蹟參見《讀書破萬卷·<激流三部曲>(2374)》。
《巴金散文選集》為”百花散文書系”叢書現代卷之分冊。共收入巴金1917年到1949年的61篇散文。
感動中國XX頒獎詞這樣評價巴金：
穿越一個世紀，見證滄桑百年，刻畫歷史鉅變，一個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裏行間燃燒的激情，點亮多少人靈魂的燈塔;他在人生中真誠地行走，叩響多少人心靈的大門。他貫穿於文字和生命中的熱情、憂患、良知，將在文學史冊中永遠閃耀着璀璨的光輝。
巴金把他的愛，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壓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主要內容。在巴金許多文論中，我們可以讀到他火一樣的文字：“我們的生活信條應該是：忠實地行為，熱烈地愛人民，幫助那需要愛的。”“我的生活的目標，無一不是在幫助人，使每個人都得着春天，每顆心都得着光明，每個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個人的發展都得着自由。
真摯灼熱、暢達自然，是巴金散文的基本“風骨”，是巴金作為作家的氣質與作品風格和美質的融合。這種“風骨”，正是巴金區別於其他現代散文諸大家的獨特個性，也是巴金一貫主張的“寫作同生活的一致”、“作文和人的一致”的生動體現。
“大江來從萬山中”——
作家的氣質和作品的風格、美質、自然受制於作家的生活和思想。在分析巴金散文的創作道路及其特點的同時，不聯繫巴金獨特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發展變化，進行深入的探討，就散文談散文，那是難以切中肯綮和深入堂奧的。
巴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爭議的幾位文學巨擘之一。巴金研究及其爭論同他的創作道路幾乎是同步進行的。這自然主要是因為巴金創作的成就和影響巨大，同時也與巴金前期複雜的思想信仰，以及特定時代左翼文壇某些激進的情緒有關。引起爭議的焦點，是巴金及其作品前期的基本思想是什麼?無政府主義?人道主義?民主主義?愛國主義?或是幾者兼而有之?他的基本思想又是怎麼形成的?與散文創作有什麼複雜的關係?與很多大作家相似，巴金氣質、思想，以及作品風格、美質的形成和發展，其源頭廣闊而博雜，其過程曲折而漫長，人和文的關係既複雜而又清晰。
巴金19XX年生於四川成都北門一個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巴金在成都老家生活了19年。他後來多次説過，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有“三位先生”“在生活態度上(不是知識上)給了我很大的影響”，“母親教給我‘愛’;轎伕老周教給我‘忠實’(公道);朋友吳教給我‘自己犧牲’”，“我的行為始終受着這個影響的支配”(巴金：《我的幾個先生》)。但是封建家庭的專制、虛偽和殘酷，以及相互傾軋和腐化墮落，封建軍閥社會的黑暗和種種罪惡，又使少年巴金的內心產生了‘憎恨’的苗”。他由“愛”而懂得“恨”，是對專制制度叛逆性格的第一步，同時在感情上也溝通了少年巴金接受豐富複雜的“五四”新思潮的通道。這一時期的“愛”、“忠實公道”、為理想而“自我犧牲”以及對虛偽、殘酷的封建專制的“恨”，構成了巴金第一階段思想基本的核心的內容，甚至可以説是以後巴金整個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基礎，無論今後幾十年中巴金思想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充實了多少內容，這最初的思想“種子”已深深地紮下了根。
如前所述，巴金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是渠道錯綜、源流龐雜的，也有個從簡單到複雜，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也深深地打下了時代的烙印。成都老家的黑漆大門擋不住新時代潮流的衝擊，封建專制的舊禮教的高牆也禁錮不了少年巴金尋求光明和理想的思緒。漸長，少年巴金“興奮地讀着”從革命熱情高漲的北京、上海傳入四川的《新青年》、《少年中國》、《每週評論》、《新潮》等宣傳新文化的刊物，“那裏面的每個字都像火花一般點燃了我們的熱情。那些新奇的議論和熱烈的文句帶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壓倒了我們”。他也讀了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寫的和類似刊物上發表的作品和文章。如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節譯本)，廖抗夫的劇本《夜未央》，高德曼、劉師復等的文章，以及成都一羣激進的熱血青年出版的《半月》上的《適社的旨趣和組織大綱》、《宣言》等。他被那些“帶煽動性的筆調”“征服”了，於是“建設互助、博愛、平等、自由的世界”、“無組織的自由結合”、財產“屬於全體人民，人人各盡其所能，各取所需……”、勞工“是社會上的主人翁”、“舉行大示威運動”，“為推翻那萬惡的政府和萬惡的資本階級”“奮鬥、犧牲、流血”、“上斷頭台”種種的理想、精神、觀念、主張都魚龍混雜地湧入少年巴金的腦海中。但即使是在他參加成都一些青年人組織的“均社”團體，並自稱“安那其主義者”時，他只是零星地讀了一些宣傳包括無政府主義在內的多種思潮的文章。並沒有系統地研究和接受無政府主義理論，如1921年，年僅17歲的少年巴金在4 月份以“芾甘”的名字發表的第一篇短論《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和之後陸續發表的《愛國主義與中國人到幸福的路》等幾篇短論，其內容幾乎都是對當時一些含有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人道主義、愛國主義色彩和傾向的文章的介紹和複述，甚至有些語句都相似。這是巴金前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第二個時期。這一時期他主要編寫一些宣傳品式的短論和試寫一些小詩，以抒發他憎恨黑暗和專制，摯愛祖國和人民，追求理想和光明的感情。
封建舊禮教對有熱情和有理想的年輕人的迫害、專制制度造成的黑暗、落後，紛至沓來的“五四”新思潮的啟蒙和引導，少年巴金的靈魂騷動不安，內心熱血沸騰。1923年，巴金終於衝出了成都老家禁錮的黑漆大門，到了上海、南京和北京，又於1927年初乘船到法國。這是巴金前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第三個時期。青年巴金如飢似渴地閲讀各種刊物，埋頭閲讀和研究法國大革命史、盧梭的著作、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等。廣泛接觸思想激進的青年，積極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同時辦刊物，繼續寫《無政府主義的階級性》，《李大釗確是一個殉道者》等短論，編寫《斷頭台上》等傳記，翻譯《俄羅斯的悲劇》、《麪包略取》等論文和著作。青年巴金稱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為“精神上的母親”，同時也稱法國民主主義先驅盧梭為“啟蒙老師”，相信盧梭的“人生來是平等的”等理論。與此同時，還有兩件事對他影響很大。一是兩個為自己祖國尋求前進道路的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薩珂和凡宰特被美國政府處以上電椅的酷刑;二是國內傳來“四·一二”國民黨政府對革命黨人的血腥鎮壓。兩次血的教訓更激起了青年巴金為祖國的光明前途和人類的平等而“獻身”的熱情。在異國，青年巴金對“不幸的鄉土”的懷念和對“祖國的命運”的渴求，像烈火似的日夜在心頭燃燒。為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青年巴金這一階段對無政府主義理論的閲讀和研究充滿了夢幻般的熱情，較前一時期廣泛、自覺、系統;同時，民主的、人道的、愛國的思想也更為豐富、強烈和執著。創作上，這時期巴金主要寫短論和雜感，只在旅法途中寫了表現離國之痛和描寫旅途風光的散文《海行雜記》，抒發濃烈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
1928年底，青年巴金被強烈的愛國熱情驅使，同時又滿懷着自以為找到的濟世良方，離法回國。雖然這時用“巴金”筆名第一次發表的中篇小説《滅亡》為他在文壇贏得了不小的聲譽，他卻熱心於社會政治宣傳，在短短的兩年左右時間內翻譯、撰寫了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的著作和傳記，如《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下)、《俄羅斯十女傑》等，還編著了一本他自己一生中唯一的理論著作《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青年巴金自稱這本書為“指示革命道路”的書。但由於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這時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深得一些志士仁人的歡迎，同時，又由於無政府主義理論本身的空想性和虛弱性，根本不能解決中國革命中的任何實際問題，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已失去了二十世紀初那種煽惑青年的鋒芒，在羣眾的革命風暴中多次碰壁，有的無政府主義信徒甚至站到了革命運動的對立面。青年巴金在鐵一樣的事實面前，感到彷徨、痛苦。“我慢慢發現無政府主義不能解決矛盾，不能解決我的問題，我不滿足了，感到那是一條不切實際的路，但一時又找不到新的路。”(《巴金年譜》下冊)面對滿目瘡痍的社會、水深火熱的人民和危機重重的民族，青年巴金將自己內心的矛盾、憤怒、痛苦以及對真理+的探索、對光明的追求，這種種積鬱都傾吐於紙筆。赫爾岑説過：“凡是失去自由的人民，文學是唯一的講壇，可以從這個講壇上向公眾訴説自己的憤怒的吶喊和良心的呼聲。”巴金多次説他創作就是傾吐感情。在巴金思想發展到1928年至1936年這第四階段中，他對社會的政治宣傳由熱衷很快轉入懷疑、厭倦、淡漠，而文學創作的熱情卻空前高漲，尤其在1931年開筆寫長篇小説《家》之後，他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散文和小説創作。這些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短短的幾年中，就寫作和出版了《短筒》(一)、《生之懺悔》、《點滴》、《旅途隨筆》等四、五本集子。這些散文，以同情疾苦、憎恨黑暗、追求光明為中心內容，比小説更直接、更熱烈、更明快地抒發了他內心憂鬱、痛苦、摯愛和執著的感情。
1937年抗戰爆發直至1949年，在巴金前期思想發展到第五個階段時，巴金的社會政治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般説，這種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這種質變的明顯標誌是：從這一時期起，巴金基本上不再翻譯和編寫有關無政府主義者的理論著作和傳記、史話，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無政府主義理論和政治觀基本決裂了;同時，反封建專制、反侵略、反壓迫以及愛國愛民、追求光明、為理想獻身等原有的思想、政治觀和人生觀更為強烈、更為火熱、也更為深厚和執著。促進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30年代初，尤其是30年代後期日本政府發動的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和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慘無人道的虐殺，在民族危亡之際，無政府主義理論的空泛無力，國民黨政府的黑暗腐敗，以及全民反帝愛國傳統精神的高揚，黨領導下的如火如荼的羣眾抗日運動和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都使進步、正直、不倦探索真理的巴金徹底清醒和熱血沸騰。他參加文藝界抗日團體，在抗日宣言上簽名，大量創作以“發散熱情”、“宣泄悲憤”、“鼓舞別人的勇氣，鞏固別人的信仰”，使年輕人“看出黎明中國的希望”。這一時期散文創作更為豐富，結集出版的有《旅途通訊》、《旅途雜記》、《控訴》、《夢與醉》、《黑土》、《龍·虎·狗》、《廢園外》、《懷念》、《靜夜的悲劇》等。這些散文明顯的特色是憤怒揭露政府的黑暗，控訴侵略者的罪行，鼓舞人民同仇敵愾的鬥志和堅定人民抗日必勝的信心;藝術上強烈而深沉，明朗而醇厚，敍事、懷人、議論和抒情融為一爐。這一時期巴金的散文創作已漸臻圓熟洗煉的境界。
從以上筒略勾勒，不難看出，如果我們用渠道錯綜而清晰，源流龐雜卻豐富來概括巴金在1949年前思想形成發展的大致脈絡，以及與他散文創作的血肉聯繫，是比較準確的。
“我以我血薦軒轅”——
巴金説的“創作和生活的一致”，不僅是自己創作幾十年經驗的總結，也道出了創作與評論的一條真諦。這與古代文藝理論家劉勰講的“風趣剛柔，寧致其氣”、“事義深淺，未聞乖其學”、“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其基本道理是一脈相承的。因文體、樣式各自長期形成的規定性，散文總是比小説更貼近作家自身，更能映照作家的本性心境。巴金的散文更是如此。
在概覽了巴金前期思想的發展變化和散文創作歷程之後，不難發現，巴金前期18本散文的美質，就是自始至終地跳動着、燃燒着一顆愛國愛民、救國救民和反對封建專制、反對侵略戰爭，以及探索真理，尋求光明的火熱的心。
這顆火熱的燃燒的心不僅僅來源於幼年母親的“愛”的教育，也不僅僅是因為耳聞目睹了封建家庭中專制對民主的扼殺、邪惡對善良的迫害，它更因憎恨禍國殃民的黑暗制度和荼毒生靈的侵略戰爭而燃燒得愈加灼熱。他的第一篇散文《可愛的人》寫得稚嫩而質樸，透露出了少年巴金一顆仁愛善良的心。爾後巴金走南闖北，顛沛流離，與祖國和下層人民共同着命運。旅途中，警察掛在船頭的招牌“花捐徵收處”，使巴金明白了“靠女人皮肉吃飯”的政府的腐敗，“買賣人口”的勾當也使巴金十分憤怒。這種記敍真實的人和事，用作家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為題材，以抒發作家愛國反帝感情的散文，大量的見於巴金40年代前後在抗戰烽火中創作的遊記。在抗日戰爭的硝煙中，巴金輾轉於上海、廣州、桂林、昆明、柳州、貴陽、重慶、成都等城市。防空警報、飛機轟炸、戰火瓦礫，以及成千上萬人的流血和死亡—巴金在展現這些慘不忍睹的生活畫面的同時，更譜寫了一曲“國民精神”的頌歌。他的這些散文不僅着眼於“振動人心”，而且更致力於“照亮人心”(斯達爾夫人：《論文學》)，巴金“把個人的情感溶化在為着民族解放鬥爭的戰鬥者的情感裏”，他於是越發增強了戰鬥的力量，越發堅定了必勝的信心。他滿懷激情地寫道：
就在炸彈和機關槍的不斷的威脅中我還看到未來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這黎明的新時代是一定會到來的。我們在這抗戰中的巨大犧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廈的基石。……所有的人都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犧牲，這目標會把中國拯救的。(巴金：《烽火·卷頭語》)
巴金這類記事抒情散文在“照亮人心”方面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着重寫敵機狂轟濫炸、人民受難衝的“民眾精神”、“工作精神”、“犧牲精神”和“文化精神”，而且將自身內心的感受與這種民眾的精神融合成一體。他在戰火中編《文叢》半月刊，以控訴敵人暴行，鼓舞人民鬥志。他説：
我們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毀的，我們有廣大的肥沃的土地，到處都埋着種子。我們的文化與我們的土地和人民永遠存在。
記敍抗戰的慘重場景，謳歌抗戰的精神風貌，這是民族危難之際巴金散文的可貴風骨，也是巴金人格和信念的閃光。研究巴金散文的風骨，如前所説，必須將他的散文創作和他的生活道路、人格氣質聯繫起來一起考察。巴金臨難而不苟且，處危而自信。他在1932年以“佩竿”的筆名發表的一首小詩中，就在沉沉的黑夜呼喚着“遠遠的紅燈啊，請挨近一些兒吧”。這“紅燈”在散文中也多次出現，給寒夜裏的人“一點勇氣”，為荊棘叢中的行人“指示應該走的路”。很顯然，它是光明、理想、信仰、真理以及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仁人志士的象徵。這種象徵性的描寫，有時是“星”、“火”、“雷”，有時也可以是有生命的“飛蛾”、“龍”，甚至是一些為光明和信仰而戰鬥、而犧牲的友人們。寫於1941年7月的《龍》，描寫“我”和龍會見時的一段夢境。他們相互傾訴為“追尋豐富的、充實的生命”而痛苦，敍述為“做一些幫助同類的事情”而不倦地“往前面追求”。在漆黑的四周，龍“衝上天空”，“受着日曬、雨淋、風吹、雷打”，但“意志不會消滅”;而“我”表示：“就是火山、大海、猛獸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巴金筆下的龍已人格化，巴金賦予它以勇士的形象、猛士的鬥志和為人類光明的未來而甘願自我犧牲的革命先驅的精神;文中的“我”是後來者，是“龍”的精神、意志的傳人。“龍”與“我”融為一體，是歷史的和現實的先驅者融為一體，凝聚成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結晶—“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高大形象。其中無疑地折射着巴金的人格、意志和精神，也寄託着巴金的感情、理想和信仰。正如左拉稱讚都德所達到的一種“精神境界”那樣，巴金也是“把他自己的個性與他要描繪的人物和事物的個性熔鑄在一起”，作家和作品“合而為一。也就是説，他把自己融化在作品裏，而又在作品裏獲得了再生”。(左拉：《論小説·個性表現》)
“動人情態何須多”——
幾乎所有優秀散文家的作品都重情、重情理並茂，而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巴金也不例外，但從風骨學的角度考察，巴金散文在寫情理方面又有個性，即融真誠、純樸、灼熱於一爐。讀巴金的文，就知巴金的人，知巴金的人，更懂巴金的文。巴金的散文往往以童心般的真誠和炭火般的情感去“感人心”，他“寫得痛快、不追求“含蓄”，但他只要“有話要説”，“有感情要吐露”，“文思馬上潮湧而來”。莊子説：“不精不誠，不能感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莊子：《漁父》)，真是金石之言!試看現當代散文園地，“強”顏歡笑、“強”發愁緒為文者不乏其人，他們雖然苦苦尋找音韻鏗鏘、色彩濃烈、氣象壯闊、語意纏綿的辭藻，有時一篇中也不乏巧妙的構思、生動的段落和細節。全篇最終給人留下的感覺卻是故作姿態、空谷傳響、虛無縹緲。問題的癥結在於“強(qång)”和“偽”。散文第一要素是純樸、灼熱的真情，巴金散文在用情方面成功的基本要素恰恰就在於真摯和自然。
1932年巴金自剖説：“我的心像火一般地燃燒起來，我的身體激動得發戰。……我覺得我要是再不説一句話，我的身體也許就會被那心火燒成灰燼。”1941年又説：“我有一個應當説是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許多火種在肚裏，我卻還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時火種在我的腹內燃燒起來。我受不住熬煎。我預感到一個可怕的爆發。”巴金的這一氣質在散文中表現得尤為真切、鮮明。試讀他的《我的眼淚》、《我的心》、《我的呼號》、《我的夢》和《再見吧，我不幸的鄉土喲!》等，那一聲聲撕心裂肺的呼號，那一句句要母親“把我這顆心收回去”的祈求，那一陣陣詛咒“文章沒有用處”的自我譴責，矛盾而近於絕望，狂熱而近乎歇斯底里，其真情由“我”而發，卻遠非一己私情。其核心是“哀民生之多艱”，“上下求索”而又報國無門。22歲時，巴金曾滿懷年輕人的夢幻和壯志去國赴法，途中對故鄉國土的養育之恩無限感激，對親人友朋、秀水沃土無限愛戀，同時又因在同一片土地上親人被舊禮教殺害、正義受到摧殘、民主自由遭扼殺而無比的痛苦。複雜感情的交織和煎熬，被離別的電光石火點燃，青年巴金的情感彷彿從心靈深處迸發了出來：
喲!雄偉的黃沙，神祕的揚子江喲!你們的偉大的歷史在哪裏去了?這樣的國土!這樣的人民!我的心怎能夠離開你們!
再見吧，我不幸的鄉土喲!我恨你，我又不得不愛你。(巴金：《再見吧，我不幸的鄉土喲!》)
這篇散文簡短，感情卻真摯、灼熱，尤為動人的是寫出了20世紀初愛國、愛民、有朝氣、有抱負的一代先驅和青年人的共同情感，魯迅、郭沫若如此，聞一多、郁達夫等等莫不如此。“五四”時期的思想先驅和新文化戰士，雖然爾後的人生之路有別，但都有一顆為國捐軀而又報國無門的心，他們矛盾、苦悶、掙扎過;他們追求、探索、渴望過。巴金是“‘五四’的產兒”，受“五四”精神的感染，唯其如此，他的一些作品才特別激動人心，能引起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共鳴。
由此，一個啟人深思的問題是，散文中感情的真和深的關係如何?怎樣才能使作品的感情既真摯又有深度?一個時期來，人們習慣於大談散文必須寫“自我”，抒發作者一己的“真情”，往往忽視了這種“真情”的典型性、普遍性和時代性。固然深度的前提必須是真摯，但真摯的不一定就是有深度的。對真摯的更高的審美要求就是深度。要達到真摯和深度的統一，還需要作家和時代、和人民共同着命運和脈搏，對社會、歷史、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力，以及藝術提煉和表現的才能。從這一層次觀照，巴金的散文在真情和深度的統一方面，並不是篇篇珠磯，但畢竟不乏成功之作。巴金在這方面有兩個鮮明的特徵，一是對自己所寫的內容從整體上飽含激情地加以提煉和開掘;二是用“點睛”之筆照亮和昇華全篇。1937年3月到8月，巴金接連寫了《死》、《夢》、《醉》、《生》等一組散文。《死》由回憶兒時幻覺中的“死”、成都軍閥內戰造成的“死”，到因傳播無神論而被燒死在火柱上的布魯諾的“死”、以及俄羅斯女革命家蘇菲·包婷娜等的“死”結構成篇，看似互不關聯，似乎頌揚“死”的安逸，實際上全篇頌揚了“為信仰而犧牲”，為他人的幸福而死、為更多人的“和平和歡樂”而死的“死的精神”!這樣的“死”“同時也就是新生”，這時的“‘我’將滲透全宇宙……山、海、星、樹都成了……人體的一部分”。通篇寫“死”而無一處不寫人生不朽的價值，情感真摯而有深度。《夢》，透過夢中的安寧和美好的動情的回憶，“詛咒”社會的黑暗;《醉》，透過字面揭示出：所謂“醉”，是指對“信仰”、對“希望”的“醉”，是指“將個人的感情消溶在大眾的感情裏，將個人的苦樂聯繫在羣體的苦樂上”。《生》，從生物界科學的進化規律，寫到階級社會中“為多數人的生存”而“視死如歸”的人生“才能長存在子孫後代的心裏”，又從人的生存寫到民族的生存和繁衍，認為這就是不可抗拒的“生存的法則”。巴金滿懷激情地寫道：
我常將生比之於水流。這股水流從生命的源頭流下來，永遠在動盪，在創造它的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以達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沒有東西可以阻止它。……維持生存的權利是每個生物每個人、每個民族都有的。這正是順着生之法則。(巴金：《生》)
緊接着作者順理成章、無可辯駁、堅定不移地寫道：“侵略則是違反了生的原則的。所以我們説抗戰是今日的中華民族的神聖權利和義務，……每個人應該遵守生的法則，把個人的命運聯繫到民族的命運上，將個人的生存放在羣體的生存裏。羣體綿延不絕，能夠繼續到永久，則個人何嘗不可以説是永生。”這是一篇對“生”的熱情讚歌，更是一篇融形象、議論、抒情於一爐的聲討侵略戰爭的檄文，有作家獨特的感受和見解，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情真意也深。
巴金散文由“情真”到“理深”的第二個特徵是“點睛之筆”的運用。那種將“點晴”理解為是作者單純地發幾句帶哲理性的“議論”。或脱離全篇的思想“拔高”，顯然是一種膚淺之見。“點晴之筆”是藝術創作的用語，散文中的“點晴”決不能脱離散文藝術的形象性、抒情性等基本特徵。巴金的散文，就擅長於水到渠成，春暖花開似地為全文“點睛”—或一個富有特徵的動作，或幾句醒人耳目的對話，或一幅動人魂魄的畫面，或幾句含血帶淚的抒情。巴金有不少回憶友人或寫受難平民的散文，以及為自己作品寫的序，其中有一些是運用“點睛之筆”的佳作。《(春天裏的秋天)序》是巴金為自己一部同名中篇小説寫的序。在中國現代作家中，巴金是為自己作品寫序最多的一位。其中不少序文本身就是優美、深情的散文。上述這篇序文用優美而哀婉、動情而悱惻的調子回憶我“去訪問一個南國的女性”——被傳統觀念、不自由的婚姻摧殘成“瘋病的女郎”，緊接着巴金寫道：
《春天裏的秋天》不止是一個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還是一個整代的青年的呼籲。我要拿起我的筆做武器，為他們衝鋒，向着這垂死的社會發出我的堅決的呼聲“je accuser”(我控訴)。
每個字彷彿從心底迸發而出—像火山從地心噴射那樣。如果讀過那中篇，聽過那個女郎的故事，再讀巴金這幾句“點睛之筆”，我們就會和作者一樣感情激盪，就會和作者一起對專制制度發出“我控訴”。在巴金寫人的一些散文中，這種情真到“理深”的“點睛”描寫，運用得更加自然、動人。
魯迅對巴金的愛護和推崇，巴金對魯迅的深情和崇敬已傳遍中國現當代文壇。就在魯迅逝世後的幾天中，巴金連續寫了兩篇悼念文章：《永遠不能忘記的事情》和《悼魯迅先生》。這對姐妹篇情真意切、催人淚下，而又啟人深思，促人奮進。上篇一連用幾個獨特的細節動人心絃、扣人魂魄——彷彿聽到已故老人“救救孩子”的呼聲，不同國籍、不同信仰、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人“讓我們多看幾眼吧”的懇求，邊走邊有人默默加入的長長的送葬行列，暮色中覆蓋遺體的“民族魂”旗子漸漸沉下墓穴……，寫出了巴金的真情、深情。顯然巴金意猶未盡，時隔幾天，為《文季月刊》寫了《卷頭語》(後易題為《悼魯迅先生》)。上篇的熱烈情感，到下篇中更為深沉、厚重，轉化為凝思積慮，睿智警語。在一片哀悼、讚揚魯迅的熱潮中，巴金電光火石似地提出，不要把偉大的魯迅神化，比作抽象的太陽和巨星，因“他從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國青年的頭上”，同時又振聾發聵地指出“魯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偉大”，“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他是一個偉大的戰士;在人類解放運動中，他是一個勇敢的先驅”。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的評價已為歷史證明。—而巴金的這種真知灼見恰恰是在魯迅逝世後的幾天中發表的，就格外難能可貴了。散文中的濃烈的情感和深厚的睿智的融合，是優秀散文成功的根本要素。在這方面，巴金更多的還是寫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對他們(她們)傾注了深情，同時又善於從形象、情節、動作、對話中發掘出更具普遍性的深意。《一個車伕》寫一個“沒有家，沒有愛，沒有温暖”的十五歲的孩子，在客人的催問下，簡要地向僱車人敍述拉車餬口的悲慘生活，當僱車人付車錢時，驚訝地發現，從只有一張“平凡的臉”的孩子的眼裏，看不到絲毫媚相和奴態，只看到“驕傲”、“倔強”、“堅定的眼光”，從而“我”讚歎了“在生活的鞭子”下，“用自己的兩隻手舉起生活的擔子”的小車伕的人格和精神!這樣日常的生活故事，經過作者的開掘，發出了火花，“我”對孩子憐憫的感情也得到了自然而然的昇華。另一篇《愛爾克的燈光》更是情理並茂的佳作。巴金1923年離別故鄉，1941年第一次重返家園。雖未直接寫“人”—“我”心愛的已逝的姐姐，卻又無處不寫“人”，“人”的感情和命運，“人”的道路和追求。十八年的離情別緒和夢幻渴望，尤其是十八年中巴金飽經時代風雨憂患、嚐遍世俗酸甜苦辣、領悟人生價值真諦的種種複雜而豐富的體驗和思考，全部巧妙而形象地凝聚在全篇富有象徵意義的“燈光”和“路”的描寫上。由對善良美麗卻不幸早逝的親人懷念的真情，到飽含親身感受的、對“長宜子孫”之路的思索，作家的真情是動人的，而作家的頓悟對人們也是具有長遠而普遍的啟示的：
財產並不“長宜子孫”，倘使不給他們一個生活技能，不向他們指示一條生活道路!“家”這個小圈子只能摧毀年輕心靈的發育成長，倘使不同時讓他們睜起眼睛去看廣大世界;財富只能毀滅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氣質，要是它只消耗在個人的利益上面。(巴金：《愛爾克的燈光》)
“清水芙蓉去雕飾”——
有真心、真情，始有真文。研究作家作品的風骨，必須緊密聯繫“人”和“文”的複雜關係來論述。一個時期來，文壇不乏將“人”“文”分裂、重“文”輕“人”，由“人”圖解“文”的分析法。其實，作家和作品兩者的關係雖然既簡單又複雜、既明朗又隱祕、既清晰又微妙，而其基本點定然是相互聯繫又相互區別的整體，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們對巴金及其散文也應作如是觀。所以，巴金散文的特有風骨，就不僅表現在作品的思想內涵和情感抒發上，也同樣表現在行文構思和語言文字上。
巴金多次説過，“寫作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這句話主要指的是寫作不應雕琢斧鑿，編造虛假，而應如“清水出芙蓉”，“風行水上，自然成文。”(顧炎武：《日知錄·文章繁簡》)巴金一貫主張真心待人、吐露真情、説真話、説心裏話。他為人如此，創作散文尤其如此。他的書信、遊記、抒情小品、隨筆、序跋等，都是有真情要抒發，才執筆為文。他的散文很少凝思積慮、很少精心剪裁、很少謀篇佈局。毋庸諱言他的一些散文欠精煉，少含蓄。但是，由於巴金善於傾吐真情，生活和心理都相當豐富，又有文學創作的稟賦、氣質、素養和日臻深厚的功力，他的相當一部分散文在行文構思和語言：丈字上獲得了可喜的成就，甚至有一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如《鳥的天堂》、《愛爾克的燈光》、《靜寂的園子》、《尋夢》、《火》、《<春天裏的秋天)序》、《<復仇)序》、《紀念憾翁》等等。
唐古文大家王安石説，好文章“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道出了古今作文構思的真諦。歷來評價散文的一個標準即“形散神不散”。如果單從構思角度來説，散文最忌的也是內容構思起承轉合上的八股味，而大凡“看似尋常”實際“奇崛”的優秀散文，又都有作家自己的獨特的、靈活的、自然的巧思和結構。巴金1940年10月在昆明創作的《靜寂的園子》就達到了“尋常”而“奇崛”的“無技巧”的最高境界。題為靜寂的園子，起筆就寫靜，後寫綠樹叢中可愛的松鼠的追逐，小鳥的歌唱和麻雀的叫聲，由自然界中的靜到動，由花的寂寞到烏的歡樂，寫動旨在寫靜;但是“我”由於“半月來的空襲警報”在心理上造成的惶恐不安，感到靜寂中潛藏着不平靜，由自然界的“動”，寫到“我”心理上的“動”，進而為下文設筆;果然警報響了，不一會兒又解除了。如此反覆，再寫松鼠、小鳥、蝴蝶又在靜寂的園子中的歡樂。行文有跌宕，結構有張弛舒緩。順勢寫來，自然而然地引人進入“靜寂”的藝術氛圍。最後，石破天驚地寫到“我們自己的飛機”那“嘹亮”、“雄壯”的聲音“劃破萬里晴空”，行文戛然而止，卻如第一聲春雷炸響，餘聲迴響不絕。行文構思皆在情理之中，毫不突兀，毫無斧鑿之痕，而又產生了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全篇達到了“無技巧”的“最高境界”。《尋夢》的行文構思近似荒誕，卻十分真實。從“我失去一個夢，半夜裏披衣起來四處找尋”起筆，經過大江、高山，歷盡艱難、幾經挫折去尋找“能飛的”、“發亮的”、“夢”。其寓意不説自明，其構思也是“奇崛”而“自然”的。現代作家的散文在行文構思上能達到這種“最高境界”的篇章為數不少，如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秋夜》，周作人的《鳥聲》，郁達夫的《故都的秋》，茅盾的《雷雨前》，冰心的《寄小讀者(十)》，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蘇雪林的《溪水》等等，都是“文章天成，妙手得之”的佳作。
巴金這種“無技巧”的才能也體現在語言文字的功力上。他真情寫文，説話成文，因此巴金散文的語言，雖然有時水分多，不像魯迅那樣精煉、朱自清那樣委婉，但也自成家數：樸素、自然、平易、親切、流暢。他很少引經據典，幾乎沒有古文中“駢四儷六”或對偶句格式。即使是在狀物寫景時，巴金也從不堆砌詞藻，從不渲染鋪排，依然讓文字從心底自然流出，如清泉汩汩而下，澄澈動人，又時有耀眼的水花飛迸—令人稱奇的美語佳境。試讀《海上生明月》最後一段：
我們吃過午餐後在艙面散步，忽然看見遠遠的一盞紅燈掛在一個石壁上面。這紅燈並不亮。後來船走了許久，這盞石壁上的紅燈還在原處。難道船沒有走麼?但是我們明明看見船在走。後來這個悶葫蘆終於給打破了。紅燈漸漸地大起來，成了一面圓鏡，腰間繞着一根黑帶。它不斷地向上升，突破了黑雲，到了半天。我才知道這是一輪明月，先前被我認為石壁的，乃是層層的黑雲。
如此樸素的語言，卻寫出了奇幻的海上夜景。船在海上夜行，遠遠看到的卻是“一盞紅燈”，一奇;船走了許久，“紅燈還是在原處”，二奇;待“紅燈”成了“一面圓鏡”，“到了半天”，才看清楚原先的“紅燈”是一輪明月，“石壁”乃是層層的黑雲。三奇。自然、平易的文字，紅色、銀色和黑色的點染，繪出了一幅引人入勝的圖畫。巴金散文傑作的語言功力，最突出的還是表現在運用樸素、自然、平易、親切、流暢的語言，寫出一種動態、造成一種情趣、構成一種意境。1933年寫的《鳥的天堂》，就是一篇難得的傑作。南國的六月，河邊兩岸榕樹成蔭，荔枝樹上垂掛着紅色果子。在一個陽光明亮的早晨，“我與青年朋友划着小船到鄉間去：
這棵榕樹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覽給我們看。那麼多的綠葉，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點縫隙。翠綠的顏色明亮地在我們的眼前閃耀，似乎每一片樹葉上都有一個新的生命在顫動，這美麗的南國的樹!
起初四周非常清靜。後來忽然起了一聲鳥叫。朋友陳把手一拍，我們便看見一隻大鳥飛起來，接着又看見第二隻，第三隻。我們繼續拍掌。很快地這個樹林變得很熱鬧了。到處都是鳥聲，到處都是鳥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飛起來，有的在撲翅膀。
這是兩段令人拍案叫絕的文字!作家的感覺多麼敏鋭!語言多麼傳神!前段寫一簇堆、一簇堆的綠蔭，又寫翠綠的新葉的明亮，視覺形象之後，又進而寫作家的感覺，由綠色感覺到“每一片樹葉上都有一個新的生命在顫動”，平易而又傳神的文字，譜寫的是一曲動人的生命力的禮讚!後一段由“靜”到“動”，由“動”到“鬧”，由“掌聲”到“鳥聲”，人鳥相“鬧”成趣，羣鳥鳴叫動人;烏兒神態呢?有的“站”，有的“飛”，有的“撲翅膀”。簡潔而又有節奏、有樂感的文字，進一步譜寫了活潑潑的生命力的讚歌。讀完全文，仔細玩味，真令人如遊其境、如聞其聲、如觀其景、如悟其趣。巴金的散文語言，以往不為研究者注重，其實，和現代一些大作家一樣，他的文學語言也是獨具一格的。
美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尼基説過一段很有見地的話，她認為優秀散文應“夠得上稱作史筆與傳記”(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序言》)。真是精闢之論，已超越了就散文論散文的市井之見。我們縱覽了巴金二十餘年中創作的散文，就彷彿翻閲了一幅中國現代的歷史長卷。其間有的如工筆畫似的精細，有的如寫意畫似的筒煉，有的如油畫似的濃烈厚重，有的如水墨畫似的情韻雋永。巴金的散文又是傳記式的，作家的經歷、感情、個性、氣質，以及歡樂、痛苦、理想和追求，都“滲入到作品裏”。這種歷史性的傳記性的藝術結合，是巴金散文風骨的基本內涵，使巴金躋身於中國現代為數不多的散文大家的行列。
評：大江來從萬山中，錯綜清晰雜卻豐。
我以我血薦軒轅，合而為一獲再生。
動人情態何須多，真摯自然情理融。
清水芙蓉去雕飾，構思語言似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