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麼一種“病毒”，感染後出現的症狀是，説起話來滔滔不絕，唾沫橫飛，無論處於何種場合，無論面對哪些對象，都能保證有話可説——而且保證説出的話絕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絕對不痛不癢，絕對説不到點子上。各位，想必你已經猜出來了，這種“病毒”就是廢話!
廢話形式有很多種，其一便是閒扯式，“患者”在談話時往往要“扯閒篇”，不是“東家長”，就是“西家短”;不是“小道消息”，就是“胡吹亂侃”。請看——
古時候，幾個人在二郎廟前聊天。其中有一個感染了廢話“病毒”的秀才，他自吹知道二郎廟的來歷：
“二郎，就是大郎的弟弟，三郎和四郎的哥哥，老郎的兒子。要是按照排行來論，二郎是老二。你們看這個廟，廟有門，朝南面向太陽，當然了，只有晴天時才能向陽。廟還有窗户，關上它，雨雪都進不去啦!廟前有一棵老樹，人們都説‘樹在廟前’，我偏偏要説‘廟在樹後’……”
秀才“中毒”不淺，話倒説了一大堆，卻沒有一句是説“二郎廟的來歷”的，不僅如此，裏面還充斥着大量的車軲轆式的廢話——“二郎”“就是大郎的弟弟”、人説“樹在廟前”我説“廟在樹後”等等。這些廢話顛來倒去，沒有任何實際內容，除了浪費大家的時間，體現秀才的淺薄外，還能有什麼用處呢?
有一種廢話是自謙式的，“患者”説話時，往往自我謙虛一番——
某公司就有這樣一位病重的“李患者”，在一次座談會上，他發言道：
“本來我不想講啦，該講的，前面幾位領導都講了。我，確實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更説不出什麼新鮮的。可是，既然來了，我就講一講。我聲明幾句：第一，我沒有拿稿子，因為會前沒有安排講話，所以不可能準備稿子。第二，臨場準備很不充分，因為直到推辭不了才勉強答應少説幾句，所以不能準備很充分。第三，水平有限。因為平時學習不那麼夠，對這方面的問題研究不透，最近對有關情況瞭解得又不是那麼多，而且會議的文件、講話只是剛剛和大家一起聽了一遍，所以，話雖然儘可能地少説幾句，但是，重複的、扣題不緊的、離題遠的和完全跑題的，還有考慮不那麼周密的、分寸不那麼準確的、言辭也不那麼恰當的、提法也不那麼完善的，都是可能會有的。當然，這也是絕對難以避免的。誰也不會是句句真理嘛!……為了節省大家的時間，我就不再客套了。常言道：‘閒言少敍，言歸正傳’。下面，我就開始簡單地説兩句……”
“李患者”講得是眉飛色舞，唾沫橫飛，聽眾卻感覺味同嚼蠟，啼笑皆非。“李患者”真夠謙虛的，既“説不出什麼新鮮的”，又“準備很不充分”，而且“水平有限”。既然如此，他該閉嘴了吧?你可別當真，這些全是廢話，毫無實際用處，只不過是些“煙幕彈”罷了。這番廢話，重複囉嗦，又長又臭，跟中心毫無關係，再像這樣“簡單地説兩句”，恐怕要惹得聽眾罵娘了。
還有一種廢話，可以叫圓滑式，“患者”常常打馬虎眼，説些模稜兩可的圓滑話，請看——
1934年1月，斯大林找一個負責農業問題的工作人員談話。
斯大林問道：“你們的播種工作怎麼樣了?”工作人員回答：“斯大林同志，你問播種工作嗎?我們已經動員起來了!”斯大林又問：“那麼結果怎樣呢?”工作人員答：“斯大林同志，我們有了轉變。”斯大林皺了皺眉頭：“究竟怎樣了?”工作人員小聲説：“我們那裏有了一些進展。”斯大林生氣了，大聲問：“可是你們的播種工作究竟怎樣了?”工作人員只好回答説：“斯大林同志，我們的播種工作暫時還毫無頭緒。”
“動員起來了”“有了轉變”“有了一些進展”這些圓滑式廢話聽起來似乎沒錯，但也絕對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斯大林關心的是播種工作的情況，工作人員卻以廢話作答，這樣不但不利於溝通和交流，反而會為開展工作制造障礙。
當然，廢話的形式多種多樣，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以上感染廢話“病毒”的種種症狀似乎表明，説廢話省時省力，不用思考，殊不知，這恰恰反映了“患者”沒有自己的思想，好比木偶一個!正如高爾基所説，“他們那種發表宂長而枯燥的言論的本質，明顯地暴露他們的思想貧血症。”
由於“思想貧血”，導致廢話於人於己百害而無一利，所包含的有效信息幾乎為零，製造了大量的話語垃圾，“謀害”了雙方的生命;既不形象，也不生動，用毛澤東的話來説就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更嚴重的是，説廢話不僅暴露出“患者”不負責任的態度，而且易於使“患者”養成懶於思考的惡習，久而久之，必將導致頭腦僵化。如此這般，何談有效溝通呢?
各位，廢話“病毒”的危害性如此之大，我們不妨採取這樣的措施，説話前問問自己，這話有沒有説的必要?有沒有實際內容?説了有沒有效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堅決不説!——為了你和他人頭腦的健康，千萬別染上廢話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