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物象是意象中的基本的要素，選擇什麼樣的物象入詩，主體對物象取什麼樣的心態，或物象引發主體什麼樣的情感，可以因其異同透視詩人特有的文化心態與審美傾向，辨識意象藝術所藴含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特徵。中國古代詩人與中國現代詩人在意象的經營上有着鮮明的共性。首先，對自然物象的相親相近，詩人心靈與自然意象的凝合，是古今詩歌意象最為突出的共性特徵，其中深刻烙印着傳統的文化心理情結。陸機在《文賦》中指出:“遵四時以歎逝，贍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一位日本漢學家指出:“在中國古典詩裏，季節與季節感作為題材與意象，幾乎構成了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設想一下，從歷來被視為古今絕唱的諸作品中除掉這一要素會如何，這種不可或缺的程度立刻就會清楚了。”①古代詩歌中的季節感特別突出。如春秋意象，從《詩經》、《楚辭》以來，頻繁出現的是傷春、悲春、惜春、歎春、春恨、春愁;悲秋、驚秋、秋懷、秋思等。
季節感的產生又是與自然意象緊密相關的。中國古代詩歌中的自然意象現象構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其中包含了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與審美意趣。這種自然意象情結源遠流長。據三國吳人陸璣統計，《詩經》中寫到自然意象之草木凡八十餘種，鳥獸凡三十餘種，蟲魚凡三十種②。當代詩人流沙河統計，僅毛公所標明之《詩經》之“興”詩，共三百八十九種意象，其取材於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者，凡三百四十九種③。此種現象，與幾乎同時期的古希臘史詩，多述海上之徵伐，社會人事之衝突，顯然大異其趣。司馬遷雲:“《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以達意”④，這也正是看到了詩之原典所呈現的人與自然之生命共感所形成的詩的自然意象現象。詩人或聽蟋蟀鳴歲，感光陰之逝(《秦風•蟋蟀》);或睹鳥兒入林，傷夫君之未歸(《秦風•晨風》);或因風中飄葉，興男女之依戀(《鄭風•兮》)。自然的豐富意象形態與人的心靈的豐富情感構成了互感與交融。在中國古代哲學文化觀念中，自然物象是具有人本意義的。人與自然有着自然感性生命的同一。如:《尚書•洪範》將大自然之“五行”與人之“五味”相對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鄭子產所謂“六志”生於“六氣”説。莊子齊物論思想認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物不是純然外在的客體，物象和人之間存在着心心相印的聯繫，人的心靈世界和外在物象的感性品質之間構成了一種互相映照、感應的關係。因此，主體心靈總能在外在物象中找到內心情感的對應。蘇軾曾説:“寓意於物則樂，留意於物則病”，指的就是詩人多在具體的物象間悟道達意、表情言志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