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雜俎》不僅在考辨方面有一定的價值，所記明代史事，足供參考者尤多，如敍皇帝、太子、藩王婚禮的浪費，税使的擾民，宦官的驕橫等等。下面是本站的小編為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五雜俎》
明代考據辯證兼瑣聞故事綜合性筆記，十六卷，謝肇制撰。謝肇淛(1567—1624)字在杭，號武林、小草齋主人，晚號山水勞人。明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歷任湖州、東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曾上疏指責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蒐括民財，受到神宗嘉獎。入仕後，歷遊川、陝、兩湖、兩廣、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詠，雄邁蒼涼，寫實抒情，為當時閩派詩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並與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雜俎》本書是作者的隨筆札記，包括讀書心得和事理的分析，也記載政局時事和風土人情，涉及社會和人的各個方面。全書十六卷，分為“天、地、人、物、事”五門。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記述天文、氣候、節氣和四時的人事活動。地部記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勝，包括當時的海外地區，是研究歷代地理的重要資料。人部記述人的形體、心性、境遇，包括技藝、醫藥、術數、書畫、宗教等各種活動。物部記述動物、植物和各種物品，鳥獸蟲魚花卉草木、飲食服飾、文玩樂器等都有論述。事部記述貧富、收藏、文字、職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會活動。書中提供的大量資料有助於研究明代社會狀況，作者過記事，分析是非正誤有評述，有論斷，對讀者很有啟發。如據《西京雜記》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駁送周密《癸辛雜識》所提出的“‘上巳’當為‘上己’，因為上旬無巳日”之説。又謂“蜻蜓點水”非愛水，而是產卵，以備一説。
如記京都乞丐：
京師謂乞兒為花子，不知何取義。嚴寒之夜，五坊有鋪居之，內積草桔及禽獸茸毛，然每夜須納一錢於守歲者，不則凍死矣。其飢寒至極者，至窖幹糞土而處其中，或吞砒一銖。然至春月，糞砒毒發必死。許一年凍死毒死者不下數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雜俎》同樣有明人筆記以多為勝，忽略專精的通病，書中談歷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筆記，又不註明出處;記錄笑話，亦皆採舊文，甚為無聊，記鳥獸蟲魚，又多涉神怪。
《五雜俎》最早為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如韋館刻本。
今有：《五雜俎》中華書局1959年版;《五雜俎》上海書店出版社20xx年版;《五雜俎》台北：偉文出版社1977年版。
《丹鉛雜錄》《譚苑醍醐》《藝林伐山》
明代考論經史、詩文、訓詁、名物的幾部筆記。楊慎撰。楊慎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楊升庵集》。明代考論經史、詩文、訓詁、名物的筆記以楊慎撰述的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譚苑醍醐》八卷，《藝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鉛》為名的《丹鉛雜錄》十卷和《丹鉛續錄》八卷。
《丹鉛雜錄》和《丹鉛續錄》考論經史、詩文、訓詁，其內容非常廣泛，舉凡經史子集均有涉獵。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記》中“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一句，並非柳氏獨創，而是來自酈道元《水經注》中“綠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楊慎崇經黜史，重視音韻訓詁;敢於對宋儒進行大膽批評;又對傳統經典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解釋。楊慎重視史書的文采，強調修史要秉筆直書，反對官修史書，提倡個人獨立修史;評價歷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獨立的觀點。楊慎讀書廣泛，對過去不為人注意的子部書籍進行了探索、討論，擴大了人們的視野。
《譚苑醍醐》亦皆考證之語，與《丹鉛錄》大致相出入，而亦頗有異同。引《水經注》載諸葛亮表雲：“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事《三國志·諸葛亮傳》不載，可補史闕。楊慎在文學上既講求文法，主張詩文用字要有來歷，又反對極端的復古主義;反對詩史説;偏愛李白，亦好杜甫，對李白的身世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又辨李白為蜀之彰明人，歷引其《上裴長史書》與《悲清秋賦》及諸詩句，以證《唐書》稱白為隴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類，考訂辨論，亦多獲新解。
楊慎雖然淵博，但其筆記會考證疏誤，記憶錯誤處也不少。陳耀文曾撰《正楊》四卷，糾正楊慎之訛;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內《丹鉛新錄》和《藝林學山》兩部分，亦專門駁楊慎的引證和論辯。
今有：《丹鉛雜錄丹鉛續錄俗言》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1936年版;《丹鉛雜錄丹鉛續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丹鉛雜錄丹鉛續錄》上海書店1886年版。
《藝林伐山》商務印書館1937初版;《藝林伐山》中華書局1985版;《藝林伐山》上海書店，叢書集成本，1986年版。
《棗林雜俎》
本書是一部明代史料筆記，作者談遷。談遷(1593—1657)為明清之際著名史學家，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明亡後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自稱“江左遺民”。浙江海寧(今浙江海寧西南)馬橋人。明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貧，靠繕寫、代筆或作記室維生。自幼刻苦好學，於經史百家無不致力，對明代史事尤其着力，歷經艱險完成明朝編年史《國榷》。著作另有《棗林集》、《棗林詩集》、《棗林雜俎》、《北遊錄》、《西遊錄》、《史論》、《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傳。
《棗林雜俎全》分為智、仁、聖、義、中、和六集十八門，其中“土司”一門有目無文，實有十七門。書中逸典、先正、流聞等門對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户帖式的記錄，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對明代科舉、民俗、物產、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觀等也有詳細的描述。本書對於瞭解明代歷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書中也雜有神怪靈異等荒誕傳聞。
今有：《棗林雜俎》羅仲輝胡明校點，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20xx年版;《棗林雜俎》齊魯書社1997年版;《棗林雜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板橋雜記》
明末清七年級部記載南京秦淮河一帶歌妓生活的筆記，三卷，類似唐代孫棨的《北里志》。餘懷撰。餘懷(1616～1696)清初文學家。字澹心，一字無懷，號曼翁、廣霞，又號壺山外史、寒鐵道人，熟讀經史，學識淵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為國子監生，受到國子監司業的吳偉業的賞識。崇禎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歲的餘懷被南京兵部尚書的範景文邀入幕府，負責接待四方賓客並掌管文書。清軍佔領南京，餘懷化粧成道士流亡他鄉，開始長期顛沛流離生活。從順治年間直到康熙初年，他經常奔走於南京、蘇州、嘉興一帶，以遊覽為名，聯絡志同道合者，進行抗清復明的活動。從康熙八年(1669)起，餘懷隱居吳門，以賣文為生，民族氣節始終不移。同時，精力集中於學術著作方面。他晚年自號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黃石人，僑居南京，因此自稱江寧餘懷、白下餘懷。晚年退隱吳門，漫遊支硎、靈巖之間，徵歌選曲，與杜浚、白夢鼎齊名，時稱“餘、杜、白”。《板橋雜記》亦作於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筆記《板橋雜記》外，還著有詩文《甲申集》七卷，《餘子説史》十卷，《東山談苑》八卷，記明末黨爭之事的《汗青餘語》多卷，《四蓮花齋雜錄》八卷，《硯林》一卷，《茶史補》一卷《婦人鞋襪考》一卷《宮閨小名錄》一卷等。
《板橋雜記》三卷，署三山人撰。全書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選了一些優秀的小品文。記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長板橋一帶舊院諸名妓的情況及有關各方面的見聞。其中上卷為雅游，描寫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園，秦淮河燈船，妓院和江南貢院;中卷為麗品，記金陵諸名妓情況，以舊院為主，珠市附之;下卷為軼事，雜記舊院諸狎客之奇聞逸事。卷首有餘懷自識：“此即一代之興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繫，非徒挾邪之是述，豔治之實傳。”《四庫全書總目》評曰：“文章悽縟，足以導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類。然律以名教，則風雅之罪人矣。”魯迅在《中國小説史略》中寫道：“唐人登科之後，多作冶遊，習俗相沿，以為佳話……自明至清，作者尤夥，清餘懷之《板橋雜記》尤有名。”
今有：《板橋雜記》江蘇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板橋雜記》劉如溪點評，青島出版社20xx年版;《板橋雜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年版。
《日知錄》
清代著名考據辯證類筆記，三十二卷，顧炎武撰。顧炎武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顧林亭集》。
《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書名取之於《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顧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學問淵博，見識通達，《日知錄》是他積累三十多年的筆記，與經史、詩文、訓詁、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雜事，無所不談;許多條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證詳明。《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0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長短不拘，最長者《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殺》僅有9字。這與作者立志學術創新有密切的聯繫。書前有其學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錄》的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潘耒強調《日知錄》的經世意義，認為此書只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將來治國者採用其説，會大有益於“世道人心”，如果僅歎服其考據的精闢，文辭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關於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説得很明白：“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
《日知錄》中，顧炎武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説：“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並列舉大量事例，説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説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法制，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説：“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顧炎武還看到了“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還特別指出學界“座主門生”與朋黨之禍的關係。指出唐代的進士，以主考為“主座”，自稱“門生”。以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並指出明代主考與進士，公然稱“座師”與“門生”，朋黨之禍，也不減於唐宋。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採銅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在治學上嚴謹紮實，堪稱楷模。他這種研究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後輩學者對這部筆記多推崇備至李慈銘稱讚《日知錄》這部筆記，“直括得一部《文獻通考》，而俱能出自於《通考》之外”;梁啟超説：“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除黃汝成外，為這部書作校補、箋註的還有很多，如李遇孫《日知錄續補正》，丁晏《日知錄校正》，俞樾《日知錄小箋》，黃侃《日知錄校記》等。道光年間黃汝成採各家之説為該書作注，為《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初刊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現在通行的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日知錄》是以黃汝成的“集釋”本為底本。其中《刊誤》和《續刊誤》各二卷亦為黃汝成著。後附的《日知錄之餘》四卷，乃後人輯顧炎武著作遺佚而成。
今有：《日知錄集釋》，欒保羣呂宗力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年版;《日知錄校注》陳垣校注，安徽大學出版社20xx版;《日知錄集釋》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