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包括各種不同的學術流派和政治觀點。據《漢書?藝文志》，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農、雜、小説十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論語》、《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分別代表儒、墨、道、法家的著作。下面是本站的小編為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周室東遷以後，奴隸制社會逐漸動搖。到了春秋戰國之交，社會各個階級都在轉化。新興地主階級逐漸代替了奴隸主貴族階級。在這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產生了新型的士。士的來源很複雜，有新興地主，有沒落貴族，也有脱離生產走向城市的自耕農(《韓非子?外儲説左上》説：“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其中有地主，可能也有自耕農。)。他們是屬於中間階層，在統治階級的最下層，同人民比較接近。地位雖低，卻很多是有學問有才能的人。他們中間有的是通曉天文、歷算、地理等方面知識的學者，有的是政治、軍事的傑出人材。在學術流派上表現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農家、縱橫家等。春秋以來，特別是戰國末年，諸侯卿相爭相養士，“自謀夫説客，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蘇軾《志林?論養士》)。當時諸侯如魏文侯、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等，無不禮賢下士，延攬如恐不及。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呂不韋門下食客號稱三千人。士這個階層最為活躍。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孟軻、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銒，法家的商鞅、申不害，農家的許行、陳相，縱橫家蘇秦、張儀等，都是在這一社會變革中先後以學者或政論家面貌出現於政治舞台的。他們出身不同，立場不同，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從代表各自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出發，對政治提出各種不同的要求和主張，並且著書立説，爭辯不休，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這就是春秋末期到戰國時代諸子散文蓬勃發展的基本原因。
先秦諸子散文的發展約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論語》和《墨子》，前者為純語錄體散文，後者則語錄體中雜有質樸的議論文。第二階段是《孟子》和《莊子》，前者基本上還是語錄體，但已有顯著發展，形成了對話式的論辯文;後者已由對話體向論點集中的專題論文過渡，除少數幾篇外，幾乎完全突破了語錄的形式而發展為專題議論文。第三階段是《荀子》和《韓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經發展到議論文的最高階段。它們的篇幅由短而長，風格由簡樸而開拓、縱恣，代表着春秋戰國時代各個階段的理論文。
第一節 論語 孟子
《論語》主要是記孔子言行的書。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人。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把奴隸主階級壟斷的古代文化普及於平民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對我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巨大和深遠影響。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以詩、書、禮、樂教弟子，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他不語怪、力、亂、神，而教人則循循善誘，重在啟發，舉一反三。孔子通音律，曾説：“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他為了行“道”，企圖挽救“日薄西山”的奴隸制，曾周遊列國，席不暇暖，對現實採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
《論語》一書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記，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孔門後學七十子的門人所記，所以書中的稱謂、體例和文章風格都不一致。據班固説：“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孔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書?藝文志》)從《論語》全書來看，決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班固這一判斷和解釋大概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柳宗元《認語辯》據書中記曾子將死，去孔子之後已數十年，認為是樂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輯。那麼，《論語》的成書至早亦當在春秋戰國之際。
《論語》在漢代有三種不同的本子，即，《古論語》、《齊論語》、《魯論語》。《古論語》其書為古文，出孔子壁中，有二十一篇。《齊論語》是齊國學者所傳，凡二十二篇。以上二本早已亡佚。《魯論語》是魯國學者所傳，凡二十篇，就是現在通行的《論語》。南宋以後，合《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和《孟子》，號為《四書》。
《論語》所記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概念是從家庭出發的尊卑長幼、貴賤親疏的差別的愛。而這個“愛”體現在孝、弟、忠、信的道德禮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隸制秩序上。這是符合後來封建統治階級的要求的。因此，過去歷代的封建統治者都利用孔子來鞏固其政治，而尊之為“聖人”。
孔子處於矛盾複雜的過渡時代，他的某些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例如他説：“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又如仲弓問政，他説：“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路》)冉求為季氏聚斂，他就嚴厲地譴責説：“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孔子是同情窮人的。公西赤使齊，冉求為其母請粟，與之五秉。他説：“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憲為宰，辭粟九百，他説：“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以上《雍也》)孔子的有關教育、學習的態度和方法也有不少的精理名言，例如“有教無類”(《衞靈公》)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多聞闕疑”(以上《為政》)、“三人行，必有我師”(《述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等。孔子生平最重詩教，曾對弟子説：“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陽貨》)這是我國最早的文學評論，對《詩經》價值的認識和詩歌創作的指導都具有重要意義。
《論語》是語錄體散文，主要是記言。其中多半是簡短的談話和問答。《季氏》以後，章句較前稍長，文辭較前尤暢。但主要特點則是語言簡練，用意深遠，有一種雍容和順、迂徐含蓄的風格。例如説：“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子罕》)這顯然不僅僅是對松柏的禮讚，而是概括了豐富的社會現象和社會生活。後世多少詩人所歌頌的“鬱郁澗底鬆”和“松柏有本性”，都是從孔子這一深刻的觀察中得到啟示。又如孔子的弟子端木賜看見孔子有道不仕，設問道：“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説：“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同上)這樣就把當時孔門弟子間的親切談話宛轉曲折地表達出來，言簡意賅，耐人尋味。又如《陽貨》篇有這樣一章：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這段語錄既詼諧，又嚴肅。孔子平日的風趣，子游的篤信師説，他們師弟子間的和平愉悦之情都宛然如見。
《論語》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例如《先進》篇弟子侍坐章，仲由的坦率，冉求、公西赤的謙遜，曾點的灑脱，以及《微子》篇長沮、桀溺、丈人遺世傲慢的隱逸形象，都寫得具體生動。而全書淺近易懂，接近口語，如《八佾》篇“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及“管氏而知禮，熟不知禮”等，又是本書另一特點。
墨子名翟，魯人，年代略後於孔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在許多問題上同儒家尖鋭對立，故遭到孟子強烈反對。墨子從小生產者的利益出發，他的中心思想是“兼愛”。他的“兼愛”和“非攻”的主張，在“強劫弱”、“眾暴寡”的春秋戰國之際，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不過他從主觀願望出發，要求統治階級“兼愛”人民，是不可能的。書中《七患》、《辭過》、《節用》等篇指出天下亂源在於統治階級“單(殫)財勞力，奢侈無度”，深刻地看到了問題的本質。《尚同》、《天志》、《明鬼》等篇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墨子》一書也是弟子所記，故多稱“子墨子”。文章質樸，較少文采，但邏輯性很強，善於運用具體的事例進行説理，從具體問題的爭論進而為概括性的辯難，這是説理文的一大進展。《兼愛》、《非攻》等篇層層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例如説：“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非攻》上)以下再從攘人犬豕雞豚説到攻國，都是虧人自利的事。既是説理，又是譬喻，雖語言質而不華，卻極為明白易懂。有些文章如《耕柱》、《貴義》、《公孟》等篇還保存語錄體對話形式。
《孟子》是記孟子言行的書。孟子(前370?-前289?)，名軻，鄒(今山東鄒縣)人。受業於孔子之孫孔伋的門人，是孔子以後戰國中期儒家學派最有權威的代表人物。他曾遊樑，説惠王，不能用，乃見齊宣王，為客卿。宣王很尊禮他，但亦終不見用。於是歸而述孔子之意，明先王之道，以教弟子。孟子卒，門人萬章、公孫丑之徒記其言行為《孟子》七篇。別有《外書》四篇，久佚不傳。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仁義，是孔子學説的發展。孟子主張行“仁政”而王天下。仁政的具體內容是“省刑罰，薄税斂”，使民有“恆產”，“養生送死無憾”。他主張恢復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實際是要實行一夫授田百畝的小農經濟。這些就是他的以民為本的“王道”。民本思想是孟子的主要政治思想，他曾告梁惠王説：“仁者無敵。”又告齊宣王説：“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以上《梁惠王》上)這就是説，真正能夠愛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因此，他就隨時啟發他們去愛人民、爭取人民。在具體措施上要“與民偕樂”，“與民同樂”，要“樂民之樂”，“憂民之憂”，而且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慾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以上《梁惠王》上、下)。因此，他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齊宣王問湯武放伐之事，懷疑臣不可以弒君。孟子則直告以“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這些話在當時看來，都是極其大膽的，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他的言論和主張也還有很多不正確的地方。例如他既強調王政以民為本，又説：“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離婁》上)他重視人民，卻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所以説：“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又説：“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以上《滕文公》上)他不但把勞心和勞力對立起來，而且強分高低，為封建統治階級剝削人民製造藉口。這對後世有極不良的影響。
《孟子》散文的特點是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帶鋒芒，富於鼓動性，有縱橫家、雄辯家氣概，充分反映戰國時代尖鋭激烈的階級鬥爭。例如“許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問明許行一切生活資料的來源，以見社會分工的必要;再進而論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列舉堯、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後斥責陳相背師説而學許行之道為用夷變夏，“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聲色俱厲，氣盛言宜。又如“好辯”一章(《滕文公》下)歷述唐虞三代以來一治一亂之故，而以闢楊、墨的邪説自比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又如“齊桓晉文”一間(《梁惠王》上)問齊宣王之所大欲，“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自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鋪張揚厲，幾乎和縱橫策士抵掌而談的風趣相彷彿。其次是善設機巧，引人入觳，先縱後擒，使人無法躲避。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齊王為何“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之後，即緊接“王請度之”。但不待齊王回答，即又進而詰問：“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逼使齊王不得不説出：“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他用這層層追問、步步逼緊的方法進行論戰，有時竟弄得齊王只好“顧左右而言他”。在和陳相辯論時，也用同樣的方法逼使陳相不得不承認：“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這樣辯才無礙的學者，是頗有戰國策士之風的。其次是常用譬喻來陳説事理，辯論是非，既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又加強了説服力。例如對梁惠王“民不加多”之問，以戰為喻;對樑襄王“孰能一之”之問，以苗為喻;對齊宣王“不為”與“不能”之問，以“挾太山以超北海”及“為長者折枝”為喻等。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簡單的、一般的，而是複雜的、多樣的。舉其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如“牛山之木”一章(《告子》上);有全章用比的，如“晉人有馮婦者”章(《盡心》下);有正意喻意並列的，如“魚，我所欲也”章(《告子》上);有喻言正言疊互的，如“禮與食孰重”章(《告子》下)。而全段全章之比往往近乎寓言故事，如宋人揠苗助長(《公孫丑》上)、齊人乞墦(《離婁》下)。現舉後者為例：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口間)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食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
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這是個寓言式的故事，也是一幕辛辣的諷刺劇。全部內容包括五段情節：一、齊人對妻子的誇口;二、妻子的懷疑和妻妾的商議;三、妻子的追蹤和真相的發露;四、妻妾的羞愧和哭罵;五、“良人”無恥的得意的醜相。故事的每一情節，特別是後三段，描繪得異常生動。當然這是作者有意編造的，用來諷刺那些無恥的鑽營富貴利達的人們，那個齊人的形象就是一般官僚的形象;乞墦的行徑也就是一幕官場的現形。尖鋭幽默，可謂已達極點。明人所撰的《東郭記》傳奇和清蒲松齡的《東郭簫鼓兒詞》就是以此為主要題材寫出的封建時代官場的現形記。所以趙岐説：“孟子長於譬喻。”
此外，《孟子》的文章語氣極為逼真，如答公孫丑説：“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公孫丑》上)敍校人欺子產説：“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萬章》上)如此之類很多，大都接近口語，十分生動而有風趣。總之，《孟子》的散文雖然基本上還沒有脱離語錄體，比之《論語》卻有了很大的發展。
第二節 莊子
莊子是先秦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道家學派的先驅老子即老聃，他的《道德經》五千言是簡括而有韻的理論文(自漢朝以後，通行的《老子》各種版本，都分上下兩篇，上篇為《道》經，下篇為《德》經，故又稱《老子》為《道德經》。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甲、乙兩種《老子》帛書，都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這和《韓非子》中的《解老》、《喻老》兩篇解説《老子》的文章，都是先《德》經而後《道》經相合。可見帛書《老子》的經文順序，比較符合《老子》一書的本來面目。)。老子主張絕聖棄智，忘情寡慾，無為而治。他認識到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對立面，而且會互相轉化;所以説：“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是樸素的辯證觀點。他也認識到“民之飢以其上食税之多”，因而痛斥殘酷的剝削者為“盜誇”。更認識到人民在英勇鬥爭中的力量和犧牲精神，説“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但他的政治思想卻是倒退到“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烏托邦，反映了一部分沒落奴隸主階級的無可奈何的消極幻想。莊子的哲學思想基本上繼承並發展了老子的消極面。
莊子(前360?-前280?)，名周，宋之蒙(今河南商丘縣東北)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生平事蹟不詳。《莊子?秋水》篇載楚王使人聘莊子，莊子不應。《史記》以為楚威王。事雖未必可信，但就此與《列禦寇》篇所載同樣的事合看，可見莊子是一個苟全性命、不求聞達的人，也符合莊子敝屣富貴、淡薄利祿的隱士思想。
《漢書?藝文志》載《莊子》書五十二篇。現存三十三篇。後人以《逍遙遊》至《應帝王》七篇為內篇，《駢拇》至《知北遊》十五篇為外篇，《庚桑楚》至《天下》十一篇為雜篇。從來講《莊子》的人，多認為內篇是莊子自己作的，外篇和雜篇則是莊子的門徒或後學作的，故文章風格亦有所不同。這看法是相當正確的。
從莊子的整個思想體系和政治觀點看來，莊子無疑是一個代表沒落奴隸主階級的哲學家。由於社會的根本變化，莊子的地位無法維持，這就決定他對現實極端不滿。而當時的戰亂和剝削造成社會動盪不安，人民十分痛苦，莊子斥為“昏上亂相”，也的確是有理由的。他既不滿現實，又無法反抗它，就不得不走隱居遺世的道路，一方面議君相，譏儒墨，甘貧賤而肆其志;一方面否定一切，齊萬物，一死生，泯是非得喪，以追求內心的調和、精神的勝利而自我麻醉。他認為“物不勝天”(《大宗師》)，認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間世》)。他是一個悲觀絕望的厭世主義者，覺得“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知北遊》)，所以妻死則“箕踞鼓盆而歌”，有時還設想髑髏也不願復活(《至樂》)。因此，莊子的處世態度就是玩世不恭，隨俗浮沉，“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達之入於無疵”(《人間世》)。他好像非常膽怯、害怕，常説“無用之用”才是“大用”。他看見山木以不材免伐，雌雁以不鳴見殺，就想到自己“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山木》)。這一切都充分表現一個沒落階級的思想觀點。不過莊子的放蕩不羈，蔑視禮法和權貴，以及對統治者不合作，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此外《莊子》書中常有抨擊當時社會的言論，例如《人間世》説：“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在宥》説：“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胠篋》説：“竊鈎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而仁義焉存。”(按：原文本作“存焉”，此從王引之説改。此四句“誅”、“侯”為韻，“門’”、“存”為韻。)認為聖知仁義只是供統治者利用的工具。這些都是極為深刻的見解。但他由此得出拋棄一切的虛無主義的結論，卻又十分錯誤。
莊子的散文在先秦諸子中具有獨特風格。這首先是吸收神話創作的精神，大量採用並虛構寓言故事，作為論證的根據;因此想象奇幻，最富於浪漫主義色彩。例如內篇的《逍遙遊》、《人間世》、《德允符》、《大宗師》等篇，基本上是用四五個或六七個幻想出來的故事組成的。他的許多哲學思想和政治觀點都是通過這些故事人物的問答方式來表現的。而故事人物的形象常常描寫得極為生動，如《逍遙遊》中的許由敝屣功名的形象，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的形象，《齊物論》王倪口中“至人”的形象，《養生主》庖丁的形象，《人間世》楚狂接輿的形象等等，《莊子》書中如此之類不可勝數。現在舉個例子來看：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這當然是莊子自己頭腦中幻想出來的絕對自由的人物。這個人據説是“大浸稽天而不弱，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他的塵垢秕糠都可以鑄造出堯舜來的，所以人們認為他在撒謊，而不肯相信了。
由於接受民間寓言故事的影響，所以在莊子筆下，蟬和斑鳩、小雀都會説話，蝦蟆、甲魚也會説話，蛇和風，櫟樹和銅鐵也會説話，一切生物、無生物都會説話，而且會辯論、講道理。這比其他諸子和《戰國策》中某些寓言故事有進一步的發展，使邏輯思維的理論文更加形象化。這又是莊子散文浪漫主義作風的一個方面。
《莊子》散文的另一特點是善用譬喻。本來戰國時代的文章，一般都有這種特點，而《莊子》則幾乎任何情況、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作譬喻，也可以容納譬喻。它不但譬喻多，而且運用靈活，在先秦諸子中也是最突出的。例如《逍遙遊》將要論證超越時空的絕對自由，先從大鵬説起。他認為那麼大的鳥，要想從北海飛到南海，非借大風之力不可，所以沒有絕對自由。下文的野馬、塵埃，也是要有風吹着才能在空中游蕩。這對於野馬、塵埃本身來説雖屬正意，對於大鵬來説其實又是比喻。再後“天之蒼蒼”三句也是如此。人們在地面看不清天下的“正色”，正如高飛到九萬里上空的大鵬看不清地面的東西一樣。然後再接以下數句：“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以水比風，以大舟比大鵬，又是一比。而杯水芥舟數句則是比中之比。然後説到蜩與學鳩，説到旅行，説到朝菌、蟪蛄，説到冥靈、大椿，最後説到彭祖和眾人，稍作停頓。黃河九曲，到此略一洄漩。然後“重言”以實之，再一次説明鯤鵬斥鴳所遊雖有不同，而不能“無待”卻是一樣。以上層層推演，不見端倪，但只是指出許多事物的現象，並未點明正意。下文才從庸人的追求名位，轉到宋榮子的“不累於俗”，列子的“御風而行”。然而庸人固微不足道，不過像蜩、鳩、斥鴳的自適其志而已;就是御風的列子，充其量亦超不過大鵬。“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還不能絕對自由。只有“無己”的“至人”，“無功”的“神人”，“無名”的“聖人”才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才能無所待而獲得絕對自由，這才算“逍遙遊”。全篇主旨到此軒豁呈露，有如千里伏流，迂迴曲折，歷久而後湧現。回顧以前，從開篇的鯤鵬説起，一系列事物都是比喻，因為這些無非是藉以襯托遊於無窮的至人神人而已。至於下文鷦鷯、偃鼠、皰人、尸祝等喻，或明或暗，隨物賦形，猶其餘事。章學誠説：“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文史通義?詩教上》)這對《莊子》來説，尤為恰當。
《莊子》一書，“寓言十九”。寓言的性質本來就是作為譬喻之用的，如皰丁解牛喻養生之理，輪扁斲輪(《天道》)喻讀書之法，痀僂承蜩(《達生》)喻“專心致志”之道，匠石運斤(《徐無鬼》)喻知音難遇之感，蝸角觸蠻(《則陽》)喻諸侯的戰爭等。不管莊子或其後學者的主觀如何，企圖用它們來説明什麼觀點，達到什麼結論，而它們本身仍有其深刻的意義，語言也極為生動。
莊子散文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文中多用韻，聲調鏗鏘，使讀者有和諧的節奏感。例如《逍遙遊》：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途，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闢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這和《德充符》末段惠莊二人問答一樣，一倡一和，全用韻文。然而妙在非常自然，不但不覺得有意押韻，或者因押韻而拘牽詞義，反而助長了文章的氣勢，與後來的散體辭賦相類似。而《德充符》一段更富於詩意，真可謂“天籟”之文。
總之，《莊子》一書，特別是內篇，有時像風行水上，自然成文;有時像萬斛源泉，隨地湧出，汪洋恣肆，機趣橫生，具有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它不僅在先秦的理論文中，即在後世的古典散文中亦罕有倫比。
第三節 荀子 韓非子
荀子(前330?-前230?)，名況，又稱荀卿，趙人，為戰國後期儒家學派最大的一個代表人物。齊威、宣時，遊學稷下。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前後三居列大夫之位。後至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廢，遂家於蘭陵，著書數萬言而卒。今《荀子》有三十二篇。
戰國晚期，儒墨兩大學派內部分化，儒分為八，墨分為三。荀卿之儒與孟軻之儒在思想上是有許多顯著不同的。如荀子的政治主張與孟子有同有不同。尊王道，舉賢能，與孟子同;兼稱霸力，法后王，與孟子異。他主張“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反之，亦可歸之卿相士大夫。(以上見《王制篇》)他雖然也説：“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但不承認湯武取天下，因為天下歸之;不承認桀紂有天下，因為天下去之。所以説：“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見《正論篇》)全從人民的向背看問題，這提法也比孟子的議論進了一步。這些都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反映當時人民的要求。他的《天論》指出“天行有常”本是一種自然規律，説“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強調人事的重要性，有唯物主義觀點，代表荀子思想最進步的一面。
荀子學問博通，對過去學者多所批評，如《非十二子》、《解蔽》、《正名》等篇。他生於戰國縱橫之世，長於論辯，故其文多長篇大論，必發揮盡致、暢所欲言而後已。大抵論點明確，層次清楚，句法整練，詞彙豐富。如《議兵篇》分析透闢，論斷精確，是一篇出色的軍事學論文。《勸學篇》比喻層出不窮，前半篇幾乎全用譬喻重疊構成，辭采繽紛，令人應接不暇，而且通篇用譬喻重疊構成，辭采繽紛，令人應接不暇，而且通篇用排偶句法，也是荀子散文的特點。又有《賦篇》，包括“禮”、“知”、“雲”、“蠶”、“箴”五首小賦。篇末附《佹詩》二首。《漢書?藝文志》載他的賦十篇，這五篇是否在內，不得而知。這些賦以四言韻語為主，亦雜有散文形式，很像謎語，乃戰國“隱書”一體。還有《成相》一篇，亦是韻文。以六句為一章，頭二句三言，第三句七言，第四、五句四言，第六句三言。例如：“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侲侲!”這與《賦篇》都是採用民歌的形式。
韓非(前280?-前233)是韓國的諸公子，與李斯同學於荀卿。非見韓國削弱，屢諫不用，乃著書十餘萬言。秦王(秦始皇)見其書，恨不得與之同遊，因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留不用，後竟下獄死。《韓非子》有五十五篇，其中多有後人竄入的文章，不盡可信。
韓非是戰國後期法家，任法術而尚功利，信賞必罰，排斥仁愛。他堅決反對復古，主張因時制宜，認為當今之世還有讚美堯舜鯀禹湯武之道的，必為新聖所笑。“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五蠹》)。這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他攻擊儒墨不遺餘力，認為“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顯學》)。又謂堯君其臣，舜臣其君，湯武弒其主，乃“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忠孝》)。與孟、荀之説相反。理由是因為堯舜禪讓，放棄君權，湯武徵誅，破壞君權。法家為了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所以提倡君權神聖，連堯舜湯武一起反對。自秦以後，歷代封建專制主義極權統治的建立，韓非的學説是頗有影響的。
韓非散文的特點是鋒芒鋭利，議論透闢，推證事理，切中要害。其篇幅長者如《五蠹》近七千言，這是先秦理論文的進一步發展。其次是分析能力最強，如《八奸》、《亡徵》等篇，特別是《亡徵》一篇，分析可亡之道至四十七條之多，實屬罕見。《難言》、《説難》二篇，無微不至地揣摩所説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趨避投合，周密細緻，無以復加。其次是利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和豐富的歷史知識作為論證資料，以便説明問題，如《説林》上下、內外《儲儲説》等篇，尤為集中。《主道》、《揚權》二篇全部用韻，而後者多四言，頗似《道德經》和《易林》。
第四節 先秦諸子散文的影響
先秦諸子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首先是儒家學派的孔孟思想，其次是道家學派的老莊思想。這兩派思想在過去學者文人的頭腦中，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經常起着不同的積極或消極作用。一般説，儒家的入世精神是積極的，但維護封建秩序的説教卻有不良的影響;道家對待現實的態度是消極的，但不肯同統治階級合作，不肯同流合污的“清高”思想，在一定歷史時期也有一些好影響。就詩家來看，接受前者影響的，其藝術風格多表現為現實主義;接受後者影響的，其藝術風格多表現為浪漫主義。杜甫和李白就代表着這兩種不同的影響和作風。
先秦諸子散文對後世散文發展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漢初政論家賈誼、晁錯等的政論文都是從荀卿、韓非及戰國其他法家的議論文發展出來的。例如賈誼的《陳政事疏》、晁錯的《論貴粟》、《論募民徙塞下》等疏，分析問題，切中時弊。而賈誼的論事，指陳利害，激切鋒利，淋漓酣暢，風格尤近韓非。《論語》一書雖後人亦有摹仿，如揚雄的《法言》，王通的《中説》，但對文學則影響不大。魏晉以後，老莊之學大盛於世，影響於我國學術思想和文學方面更大，嵇康有《養生》、《聲無哀樂》、《難張遼叔自然好學》、《釋私》等論，阮籍有《通易》、《通老》、《達莊》三論及《大人先生傳》，縱談名理，大暢玄風。而《達莊論》、《大人先生傳》都用辭賦問答體裁，發揮老莊思想;語言形象，聲韻和諧，是我國理論散文的進一步發展。東晉時，玄言詩風獨盛，孫綽、許詢、桓玄、庾闡諸人之作“皆平典似《道德論》”，固不必説，就是齊樑間的文論、書札，理精語雋，為當時文壇樹立爽朗的新風格，形成南朝散文的特色，也未嘗不是受老莊思想及文風的影響。
唐宋以來的古文家對先秦諸子散文的愛好和學習也是很多的。著名的古文家韓愈曾以“莊”、“騷”並稱，尤推崇孟子為“醇乎醇”，荀子則“大醇而小疵”。他力排佛老，就是繼承孟子闢楊墨的戰鬥精神。其文如《原道》、《與孟尚書書》、《送王秀才(壎)序》等篇，精神面貌都接近《孟子》。《答李翊書》論為文以學養並提，實由孟子知言養氣之説而來。柳宗元論文，亦主張“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又謂“《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採取之”(《報袁君陳秀才書》)。而他的《三戒》等篇更是創造性地學習諸子寓言的成果。蘇洵生平尤好《孟子》，曾端坐讀之七八年，謂其“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上歐陽內翰書》)。王安石解《孟子》，其文亦學《孟子》;譏荀卿，文亦學荀卿。而蘇軾之文，最得力於《莊子》，他説：“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集中如《赤壁賦》及清風閣、凌虛台、墨寶堂、超然台諸記，其思想語言無不出於莊子;而其文章的暢達，所謂“如行雲流水”，“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者，亦與《莊子》的風格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