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歷史中的漢武帝一生都在禍國殃民，對其自身都沒有做出根本性的改變，那他是怎麼樣一步一步衰竭的呢?以下是小編給大家蒐集的關於漢武帝的評價，歡迎大家參考借鑑!
漢武帝的評價1
《史記》和《漢書》對漢武帝不同描述對後世史學著作語言表達方面產生了不同影響。
相比較而言，《史記》的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像歷史小説一樣豐富多彩，儘管這一特徵很少出現在史學典籍方面，但在文學界的成就反而更大，至少在敍事性文學方面，《史記》的模範作用幾乎是無與倫比的。因此魯迅才會將《史記》點評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句話也恰好解釋了《史記》語言在中國古代史學界和文學界的獨特地位以及跨領域的雙重作用。
《史記》對漢武帝的冷嘲熱諷形成了一種隱晦的批判風格，而司馬遷的獨立思想雖然在文字中充分展現，卻也無法在史料記載中直抒胸臆。正如姚大力教授所指出，即使是漢武帝酷愛司馬遷的才華，他也不可能容忍司馬遷的獨立思想與人格。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尖鋭的問題：如果思想獨立性只能從夾縫中生存，那麼語言的表達是否都是晦澀難懂的，或者更本就沒有獨特性，而完全變成枯燥乏味的單純敍述?
不可否認的是，至少司馬遷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並沒有採用春秋筆法去粉飾太平。也許正因如此，在官方修史的制度正式確立之後，司馬遷的批判精神和著書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主觀能動性便不再成為史書編寫過程中的主流方法，而是成為一種後世不可逾越的標杆，反而在文學界真正成為了“史家之絕唱”而被廣泛傳揚。因此，有些時候理性和科學在“浪漫主義”的想象力面前總是黯淡無光。這也是《史記》語言表達對後世的影響與啟示。
此外，《漢書》的言語表達更加突出了簡約性和嚴謹性。
漢武帝的評價2
《漢書》的言語表達更加突出了簡約性和嚴謹性。
如前文所示，《漢書》側重於對歷史事件的羅列以及表面描述，而不會對歷史事件進行故事性概述。儘管班固欠缺如司馬遷那種鋒芒畢露的批判精神，但仍然不能將《漢書》中的語言表達當做是春秋筆法的代表，因為如果與後世史學典籍相比，《漢書》的簡約語言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幾乎自成一派，並對後世著史行為起到極為重大的指導作用;此外，漢書對所記載內容的分類雖然參考了《史記》，卻又有所調整，比《史記》更加簡單，而這種分類的科學性並不會因此大打折扣。對此幾乎可以認定，《漢書》開啟了史學典籍語言表達方面的另一先河，其史學價值和在現實應用方面的影響力不在《史記》之下。
綜上所述，《史記》和《漢書》對漢武帝的描述可以充分反映兩部史學鉅著在社會背景、意識形態、人文思想、語言表達等多方面的不同之處。現代史學界也可以根據相應的文字敍述來研究兩位史學大家的自身思維方式、文化認同，以及時代大背景下的主流文化變遷和史學發展的走向等問題。儘管這種研究只能算是浮光掠影，但如果能夠杜絕以偏概全的思想誤區，卻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管中窺豹的作用，並藉此得出新的認識。因此，將《史記》和《漢書》中的文字模式和語言表達進行比較，其史學價值是不可估量的。
漢武帝的評價3
父子至親而在特殊的利害得失面前操刀相向，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這本來就是人性中的必有之義，一點兒也不值得奇怪。專制體制，權力的絕對性往往會使當事者失去迴旋的餘地，在當政者與繼位者之間，尤其容易發生這樣的血腥故事。
其次，漢武帝暴虐異常又猜忌成性，不但四處出兵，致使生靈塗炭，其橫徵暴斂，也弄得民不聊生，而且舉朝上下的官員和他身邊的親人，也是官官自危，人人自危。像以鞍馬騎射出身的公孫賀，在被擢任為丞相的時候，鑑於前面幾任丞相都被漢武帝治罪整死，竟然嚇得長跪不起，頓首涕泣，不肯接受印綬。漢武帝置之不理，離座而去，他才不得不勉任其職。別人看了奇怪，問公孫賀為什麼不喜反悲，他不禁哀歎此生“從是殆矣”，也就是“小命即將交待在丞相的位置上了”。果然公孫賀很快就死在了這一官位之上，實際上是所謂“巫蠱之禍”的第一位受害者。無可奈何之中，幾乎人人盼望漢武帝速死。他身邊的官員和家人，像陳皇后和公孫賀子公孫敬聲、丞相劉屈氂，就都通過巫蠱之術，詛咒他死亡。
明白這些情況，也就很容易理解，當時的情況，不是衞太子劉據冷酷無情，而是漢武帝太壞，禍國殃民，喪盡人心，該死不死。詛咒漢武帝劉徹早一天死去，是人心所向，這是衞太子對他行用巫蠱的大前提、大背景。因此，站在天下蒼生的立場上看，衞太子做的並不是什麼壞事。儘管衞太子也未必有什麼不同於乃父的仁慈的政治路線，但漢武帝實在太壞了，再壞過他也不容易了，讓這個最壞的壞蛋先完蛋，終歸不會是什麼壞事。我在《製造漢武帝》一書中提到的南朝宋文帝劉義隆，與漢武帝一樣暴虐而又猜忌險刻，結果逼迫其太子劉劭和長女東陽公主竟不得不行用蠱術咒其死掉，劉劭且最終興兵弒父，果斷地幹掉了自己的混蛋老子。
漢武帝的評價4
具體地講，衞太子當時面臨着被漢武帝廢黜儲位的危險。在他的生母衞皇后年長色衰之後，漢武帝后宮當中，先後有王夫人、李夫人、李姬、尹婕妤和趙婕妤等相繼得寵，王夫人和李姬還都為武帝育有皇子，因而不管是衞皇后，還是衞太子，隨時都有可能被漢武帝廢掉現有的位置。更為嚴重的危險，是在巫蠱之變發生之前三年的太始三年(-94年)，正在大受漢武帝寵幸的趙婕妤，生下一個兒子，這就是後來的漢昭帝。據説昭帝是趙婕妤“任身十四月乃生”。晚產這本來可能給新生兒帶來問題，可老年得少子的漢武帝卻是欣幸不已，把這視作是天降聖子，説什麼“聞昔堯十四月而生”，於是命名趙婕妤生子時臨近的那座宮門為“堯母門”。堯是上古的神聖帝王，堯母生出來的兒子當然只能是帝堯，可見漢武帝在後來的昭帝甫一出生之際，就萌生了廢黜衞太子而令其取而代之的意圖。
這對於衞太子以及乃母衞皇后來説，顯然是臨頭的大禍。事情已經到了無可迴避的地步，總要想個辦法，有所應對，而由於漢武帝的嚴酷控制，衞皇后和衞太子這母子倆在當時實際上是束手無策。只有漢武帝馬上死去，他們才能夠從災禍中得到解脱。困窘中的衞太子，能夠做的，只有按照當時人的通行做法，行用巫蠱之術以詛咒漢武帝快快死去——這就是衞太子對漢武帝施行巫蠱之術的基本原因。
漢武帝的評價5
漢武帝一生都在禍國殃民，終其一生，並沒有做出根本性的改變。其禍國殃民的具體表現，就是通過鹽鐵專賣、均輸等措施瘋狂搜刮民財，而且嚴刑峻法，壓迫民眾;同時，還大量徵發民眾從軍，四方出擊，擴張領土，不僅耗費鉅額資材，還使無數生靈塗炭。
在其晚年，對外出徵作戰雖然明顯減少，但這並不是其治國路線發生了改變，而是漢朝的疆域已經達到中原政權所能擴張的極限，是沒的打了，而不是不想打了。
其實任何一個專制統治者，恐怕都很難像司馬光所希望的那樣罪己改過，痛改前非。絕對的權力，帶給他們絕對的自信。漢武帝不僅相信漢家江山會億萬斯年，甚至他還確信，這一片江山會一直由他本人統治下去，因為他以為自己一定會長生不老。皇帝的新衣，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披掛在他的心裏。專制統治的改變，只能是統治者被人民的反抗而推翻。這是歷史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