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地上，除了公認的普通話以外，還有很多地域性的語言，比如上海話、天津話、廣東話等等。在這片土地上有多少地域語言，便會有多少方言。記得上國小時，有次放學有同學問我中午去哪裏吃飯，我開口便答：“我去‘伽資”家吃飯。”
在皖南中部的鄉村方言中，“伽資”是對外公的稱謂，“伽奶”則是外婆的稱謂。外公有一個哥哥和弟弟，見面後我們則會喊外公的哥哥為“大伽資”，叫外公的弟弟為“老伽資”。
長大後，我曾經想過，“伽”會不會是“家”的譯音?可是我們那地方喊爺爺卻稱為“資”，叫爺爺的哥哥為“大資”，稱比爺爺小一些的長輩為“三資”或者“老資”。如此説來，“伽”便不是“家”的譯音，可“伽資”的稱謂是從何而來的呢?我曾問遍了很多鄰村的老者，他們都不得而知。
我們村裏與我同輩的人，喊自己父親都不喊爸爸，而是喊“大”，喊得親熱些便叫“大大”。很多時候，在找不見父親的情況下，經常問母親：“我‘大’呢?”或者問別人：“你看見我‘大’了沒有?”一個“大”字，簡潔到比喻。而稱母親也是一個字，媽。喊得親熱些便重複疊語，叫媽媽。
村裏面喊自己父親為“大”的人很多，而父親那一輩的人，稱自己父親卻不是喊“大”，而是叫“夷”。我爺爺在家排行老二，我小時候經常聽我“大”喊爺爺為“二夷”，我則喊他“二資”。
“二資”共有五個子女，三女二男。除了我“大”外，我還有一個大伯和三個姑媽。可是在我們鄉村的稱謂裏，喊父親的姊妹不喊姑媽，而叫“姥”，比如我的三個姑媽，我依次稱為大姥、二姥和小姥。所以在我們那裏經常聽到一句“你姥姥的”罵人話，這話其實並不是在罵外婆，而是指我們鄉村裏父親的姊妹。
我爺爺是兄弟倆，爺爺的哥哥與我們在一個村莊，我稱他為“大資”。“大資”有七個子女，三女四男。“大資”四個兒子，前兩位比父親年紀大，我依次稱為大伯、二伯;後兩位比父親小，我們那卻不叫叔，而是喊“三夷”和“老大”，可我“老大”的兒子，稱“老大”三個哥哥分為大伯、二伯和三伯。而二伯家的兒子喊其他三個叔伯的稱謂卻與我一樣。但是大伯家的兒子喊他們的稱謂卻是“二夷”“三夷”和“老大”。這樣一來，在鄉村社會的稱謂，就帶有一些聊齋的味道了，因為“夷”在父輩那時是“爸”意思，而“大”在我們這輩也是“爸”的意思，可喊比父親年紀小的長輩時，卻把“夷”和“大”等同於叔了。我不知道這樣的稱謂來自何時，又是由何人帶頭稱呼，只是覺得祖傳下來的稱謂，在現代科學稱謂關係和用語裏有些凌亂，甚至覺得有些好笑。
近幾年來，家鄉因發展需要，農村的房屋全部被拆除。這對本來回家次數就少的我來説，失落感是巨大的。以前是因工作需要常常面臨有家不讓回的局面，而拆遷後，則變成了無家可回。家鄉不存在了，大伯、“老大”、“大姥”便很少見了，稱謂也在記憶中淡化，尤其是我進了機關，長時間和普通話以及書面文字打交道，漸漸擺脱了語言上的鄉愁，腦海中也漸漸淡忘了家鄉略帶些聊齋味道的稱謂。可是，在被城市文明包圍的話語體系裏，我常常會聽到一些特別能啟蒙我的“稱謂”。比如，在與別人交流時，因一句玩笑引起別人“問候”“你姥姥的”的時候，我就立即回到了我出生和成長的村莊，甚至還有些明顯的身份感，我很清楚地感到：我是從農村出來的。
現在偶爾回鄉，看着那些鱗次櫛比的高樓像一大羣令人討厭的白蟻，在無聲地啃噬着。這啃噬無疑是殘酷的，有預謀，有節奏而沒有節制。最不幸的是失去土地的農民，沒有了土地，又不能快速融入農村被城市包圍的生活圈，更接受不了快節奏的生活，最後像一羣喪失遊動能力的魚一樣，被快節奏、高消費的城市標誌的浪潮推向岸邊，成了沒有社會身份和生活位置的人。而最讓人可恨的是一些不作為的商人，打着經商發財致富的幌子，掠奪性的徵地、開發，使以前肥沃的土地失去了繁殖生育的能力。我望着眼前一片荒蕪，站在這沒有生育能力的土地上，怎麼也找不到我曾經的家園。
我生長的地方，靜謐的村莊，質樸的農民和樸實的農村，我再也看不見，更回不去了，只留下濃濃的鄉愁，在夢中漂泊遊蕩……
海銀同志||遼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