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社會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特別是農村人口的大量流動、農村税費的全面取消、民主自治的深入推進，之前靠地緣、血緣、親緣、人緣維繫的相對緊密的農村社會結構受到了巨大挑戰，農村社會關係正在迅速調整變化。
“失位”的鄉村幹部
鄉村幹部長期擔負着傳達政策、分配資源、組織羣眾的作用。在農業税費全面取消前，鄉村幹部實際上是國家權力在基層的代表，具有相當大的資源分配和強制權力，並且擁有相對較高的收入，在農村生活中佔有相當高的地位，處於農村社會的上層。
當前，各類媒體的快速普及，使法律、政策的傳播速度空前加快，村民接受政策和各類信息的來源和渠道空前拓展，致使鄉村幹部的政策傳導作用降到最低。税費取消，加上各類惠農資金直接發放到户，鄉村幹部實際的資源分配權力也相對縮小。
加上鄉村幹部待遇普遍較低，在我們調查的區域裏，一般幹部工資掙不過小工，收入趕不上種菜，幹部地位在農村社會中的地位不斷下降。特別是村委會直選後，村幹部與村民的關係進一步變化，由村務的領導者轉化為村民意願的執行者，鄉鎮幹部由指導者變為服務者，村民能夠真正當家作主的領域越來越大，鄉村幹部的地位明顯下降，普遍存在失落、茫然。
税費取消後，沒有了一年一度的下鄉收税討費，鄉村幹部、特別是鄉鎮幹部與村民接觸的機會與時間明顯減少，村民對鄉村幹部根本不關心，有的村民和包村幹部從來沒見過面，連名字都説不上來，更不要説其他鄉鎮幹部了。
“易位”的鄉村精英
在傳統的農村社會中，家中長輩、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和“文化人”，在村民糾紛和家族內部衝突中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很多時候他們的意見就決定着事件的走向，這種靠親緣關係、經驗傳授和道德説教化解矛盾糾紛的方式起着社會調節器的作用。
隨着生活範圍的迅速擴大、生活內容的日漸豐富，靠經驗已經不能有效解決問題。農村文化程度較高的羣體大多外出打工，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根本不願再回到出生的農村，村莊居民老齡化、低文化水平狀況日趨嚴重。
加上農村學校撤併後，教師從普通村莊基本撤出，學齡兒童在長輩陪護下進入城鎮讀書，農村的文化氣息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村中的致富帶頭人，以及能夠維護村民權益的“上訪代表”等人，鄉村精英由原來的秩序調控者變換為利益代言人，他們一般都有過多年的外出務工經驗，走南闖北、見多識廣，或者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或者熟悉政策法律，或者敢於直言，在村中擁有較多的話語權，有較強的組織動員能力，比普通村民具有更強的權利意識和社會參與意識，即使是鄉村幹部對他們也存在尊重或忌憚心理。
“離位”的親戚關係
傳統中國社會是以血緣遠近排序的熟人社會，有着極強的親疏遠近秩序，尤其在婚喪嫁娶等重大場合，不同人有不同的座位、出不同的份錢。坐首席的是舅舅、姑姑、姨姨等親屬，當前這一次序雖然存在，但已經不太嚴格，關係較遠的親戚已不太講究位次，按出錢多少，很多時候排在前面的也變成兄弟、伯叔、同學、戰友。
農閒時節“走親戚”已經成為老年人的舊日回憶，一些往日的至親也成為偶爾的話題，除直系親屬還保持較為緊密的關係外，其他關係稍遠的親屬關係則被很多人遺忘。原來有“姑表親，代代親”的説法，當前大多數人除了與父親的姐妹、母親兄弟的子女較為親近外，稍遠的親戚關係除婚喪嫁娶偶有來往，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沒有接觸。
隨着生活空間的擴大，人際關係的地域越來越廣闊，在外出務工人員中，同一個鄉鎮、同一個縣，甚至是同省人之內都有較為明顯的親切感。但在農村，親緣關係的地位在逐漸下降，這種現象越年輕表現越明顯，80、90後出生的一代，親戚關係基本上侷限在直系血緣的範圍之內。另一方面，通婚範圍的擴大，和計劃生育帶來的親屬關係簡單化，也使親戚交往的難度和範圍進一步縮小。
“換位”的夫妻關係
“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夫妻關係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女方地位明顯提升，更多地在家庭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決定着家庭對外交往的走向。雖然婚姻的支出費用主要由男方支付，並且越來越多，在中部地區或北方地區，農村一樁婚姻支出一般在15萬元左右，其中主要是彩禮和結婚所用房屋，彩禮由男方家長支付給女方家長。
近年來，彩禮的數額呈現快速增長勢頭，最高已經超過10萬元，房屋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為年輕一代已經不在農村生活，城裏買房已經成為結婚的重要條件。結婚費用往往與男方家庭情況、男女雙方文化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往往是家庭越困難、文化程度越低的年輕人，結婚費用越高。與此相反的是，妻子在家庭親友關係處置中，往往處於更主動地位，妻族親友與家庭關係，往往要優先於夫方親友，特別是雙方父母贍養上，女方父母更容易也更經常得到女兒、女婿的資助。
“錯位”的代際關係
傳統的中國農村是聚族而居，一大家子，互依互助，父子不分家，三代同住、四世同堂現象相當常見，在土地承包制實行初期，一家人共享土地、牲畜等重要生產資料，組成生產共同體也比較普遍，當前這種現象已經基本消失。
兒子一結婚就分家單過，成為農村生活中的常態。成家後與父母不分家的現象相當罕見，這種情況往往是兒子的經濟能力不能自養，要依賴父母的結果。父母撫養子女、資助兒子成家立業，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往往在步入老年時，很多家庭也被拖入貧困。
年輕一代因為相對緊張的工作、不高的經濟收入和相對較高的生活要求，使他們在成家立業後仍然要求父母資助，農村“啃老”現象不斷出現和蔓延。外出務工的子女更多地把孩子留給父母撫養，老一代的撫養責任被進一步放大。
另一方面，子女贍養父母責任卻在淡化，傳統的親情上的盡忠盡孝的道德約束力越來越小，“養兒防老”的觀念正在發生變化，一般父母對養老的態度是順其自然、聽天由命，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養老很淡薄，“父母對兒子是大愛無聲，兒子對父母是精打細算”，老年人自養時間在延長，子女養老時間日益縮短，很多老年人在進入老年階段後主動放棄生活標準，“進入老年就意味着生活質量的下降”。
子女常年在外打工，照料父母的機會成本日益提高，即使在村，由於分家單過，兒媳與父母、公婆的相互接觸較少，感情也相當淡漠，不少家庭由於公婆與媳婦兒子的關係緊張而互不來往。
“移位”的村民關係
傳統農村是個人情社會，關係往往要比金錢更重要。隨着市場經濟的推進，利益原則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交往的重要砝碼。以往，村民之間有事大家幫忙，蓋房砌牆等生活大事，都是無償幫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不打欠條，不計利息，不算工錢。
當前，民間借款已經被民間借貸取代，利息一般高於銀行貸款利息，關係特殊的，利息是一分(月利1%)，比較普遍的是2分利，個別達到3分利甚至更高。無償勞務已經被有償勞動代替，以前，一般只有木工、建築大工等有專業技能的勞動者才賺取工錢，現在幾乎所有的民間用工都需要貨幣支付，工錢一般按日常僱工的平均價格計算。
過去，村民之間相互守望，串門聊天是鄉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平時聚集在大牆下、空地上海闊天空的閒談，是村中常見的風景，大家“鍋底冷熱”彼此清楚，大事小情互相明瞭。現在獨門獨院、各忙各的，平常交流較少，見面打個招呼、點個頭，關係越來越疏遠，瞭解越來越淺，彼此之間照應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