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預定的2020年全面完成改革任務只有五年時間，但户籍制度改革的進度並不盡如人意。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近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採訪時表示，户籍制度改革對於增加勞動力供應、提高中國潛在增長率意義重大，下一步應該加快建立户籍改革制度成本分擔、紅利共享的機制，通過讓地方政府預先分享改革紅利的方式提高其推進改革的積極性。
改革成本巨大，地方消極被動
記者從各個渠道瞭解，目前户籍制度改革推進緩慢的主要原因是改革成本較高，作為主要成本承擔者的地方政府改革積極性不高，在具體實施中比較消極被動。
户籍制度改革需要付出相當大的成本。根據XX年7月中國社科院發佈的《城市藍皮書》，目前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別為17.6萬元、10.4萬元和10.6萬元，全國平均為13.1萬元/人。
XX年就開始推進户籍制度改革試點的安徽銅陵給出了這樣一份成本清單：政府需要為每個新居民支出73500元，其中，基礎設施投入6萬元;保障性住房投入5000元(按人均住宅面積20平方米計算);社會保障成本3500元，主要是養老、醫療方面;公共服務配套(包括教育、文化等)投入5000元。
户籍制度改革通過消除城鄉之間的制度藩籬，讓更多的農民工可以在城市定居，從而增加勞動力供應，延長人口紅利，是一項一箭雙鵰的改革舉措，既可惠民生又可穩增長。因此，儘管成本不菲，中央政府推進户籍制度改革的決心很大。十八屆三中全會把户籍制度列為改革清單上的重要一項，確定了“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户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改革方向，並要求在2020年全面完成。隨後，中央及部委層面多次公佈改革意見和實施措施，包括XX年7月的《關於進一步推進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今年2月的《關於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等。
成本分擔紅利共享
儘管中央的意願急切明確，户籍制度改革的實際進展卻比較緩慢。截止到目前，僅有山西、安徽等少數省份出台了針對當地狀況的改革舉措。蔡昉分析，出現這種狀況，跟户籍制度改革的激勵措施不相容、成本分攤機制沒有落實有關係。根據社科院等多個研究機構的測算，户籍制度改革的確可以帶來實實在在的改革紅利，而且收益遠遠大於成本。
“這個改革紅利是真金白銀，是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的。但是這個收益是就全國、整體而言，地方政府是實實在在的成本支付者，不是唯一的受益者，甚至不是主要的受益者。這自然就產生了激勵不相容的問題。”蔡昉説。
他認為，户籍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權在中央，但歸根結底需要地方政府推進。下一步有必要確定一個實實在在的工作辦法，把這個成本分擔、紅利共享實實在在落實下去，可以大幅度提高地方政府推進户籍制度改革的積極性。
國家發改委副祕書長王一鳴在4月中旬的XX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上也建議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居住證制度，探索合理分擔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政府要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政府支出應該更多投向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方向。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讓更多農民工獲益，不僅有助於蛋糕分得公平，也最終有益於蛋糕做大。